王会:乡村治理中的“不得罪”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1 次 更新时间:2011-07-31 12:5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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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会  

  村书记“当时就放不下脸面”,双方激烈争执,余还列了村书记的“六大罪状”。几年后,余家招了上门女婿,想调地入户,怎么也拉不下脸去找村干部办了。村民评价说,这种人虽有文化但不明事理,农民吃一堑长一智,现在农村人都是“明白人”。可见,乡村社会中,传统意义上的规则之治的规则已经不复存在,“不得罪”逻辑下忍才是普适性规则,而多管闲事或者说公道话都难免触犯规则。

  村民不敢不愿得罪村干部,最深层的原因在于税费取消之后村级已经失去了基本的治理责任,村庄治理的责任主体不复存在。为什么将村民的“不得罪”逻辑归咎于村干部治理责任的丧失呢?税费时代,村干部收村民的税款,并且税费的一部分是用于村集体的开支,如此一来,“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乃天经地义,村民有权利要求村干部为村庄集体事业尽心尽力,并且村干部做得不好、不得民心,村民可以“或明或暗的给村干部颜色看”,如延交甚至抗交税费、不配合村干部工作。村干部要挨家挨户收取税费,从而要频繁的与村民打交道,村民交税的同时也有要求,村民在此过程中占取着一定的主动权,如果村干部没有兑现承诺,那么下一年,村民可以以抗交税费或延期缴费等不合作行为要挟村干部。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税改之前,无论村干部境界高低,村庄公共品供给以及村庄公共事务都得到了有效的治理。税改之后,村民纷纷反映现在村干部都跟国家主席一样很少露面;很多村干部也说现在不需要跟普通村民打交道。“现在的村干部,一年只拿微薄的工资还是国家发的,一年的工资收入还不如普通村民一个月的打工收入,搞不搞事就靠个人的境界了。”

  简单的说,税费取消之后,村干部因为不需要从农民那里收取税费,即村干部无求于农民,村民失去了谈判资本。并且,如前文所述,因为村民在日常生活中还有求于村干部,这由使得村民从根本上还失去了谈判的勇气。对村干部而言,只要对上负责而不用对下负责。对下只要不出事、“不得罪”,维持村庄运作的基本底线就可以了。河北隔河头乡桥村的方铁宇书记谈到现在农村干部普遍的心态时说“现在好人坏人一个样儿,好干部坏干部一个样儿,当好干部还不如当个坏干部。村干部知道自己无论怎么做,总是有很多村民不满意甚至反对,于是干脆不作为。很多项目村干部明明知道申请了对村庄发展有好处,但偏偏无人申请。”“好干部不是选出来的,选出来的没有几个好干部”。他说河乡有20个村,仅4个村的选举是正常的,其余16个村因为有铁矿等村庄集体资源,选举都有混混及黑社会介入,有的村村书记甚至是劳改释放份子。这些人通过贿选、买选票、拉帮结亲及恐吓威慑的胡萝卜加大棒策略当上村干部后,都想方设法装满自己的腰包。

  伴随着治理责任的丧失,村干部日常行为逻辑中无不充斥着现实的利益考量。“要办事难免要牵动一部分人的利益,一旦得罪了某些人,不管你干了多少事,多大事,下次选举就不再选你了。与村民尽量少打交道,能利用民政、低保多办点儿事,给村民尽量多帮忙。” 村干部在威权缩水的情况下需要利用人情扩大化社会支持网络,据村庄知情人讲,村干部要团结的人往往只有三种,一是上级领导人,二是村庄内的精英分子,如经济能人、有文化明事理的人、有行市的人,三是村庄内的灰色势力。只要获取这些人的支持,其他人“翻不了塘还会自动向组织靠拢”。皖北调查一位村主任说道现在当村干部的法宝。无论村干部还是村民都将这种帮忙看作是私人交情,是一种人情。皖北调查中一个低保户说得很直白:“人家给你办了低保,你就应该知道感恩,应该让人家吃点儿回扣才对,当老百姓的要会当”。湖北省南漳县调查时,一位老村支书颇为戏谑的分析说现在的村干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无作为的村干部,一种是有作为的村干部。无作为的村干部为村民办私事自己也捞点儿好处;有作为的村干部则会动用各种关系,搞活村庄资源,从集体资源流动中来占取大量好处。这两类无为或者有为,于村民似乎都没有多大好处。

  村干部失去治理责任之后,直接的结果就是公私界限模糊,过去是公事公办,现在是公事私办。村干部利用人情做工作,村民也积极与村干部结交私情。税改后村干部已经总结出了一套新准则:要想当好村干部,就要多办私事,少办公事,要讲私人感情。80年代以来,一方面村庄的异质性程度不断提高,村民利益分化明显;另一方面,村干部的权威不断下降,干部工作方式不对,得罪了群众,群众就会“不买账”。干群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互动各方所处的场域情境去政治化、去规则化。干群关系就是“镬浆糊”,村干部的工作及治理方式不断转向软化怀柔。总而言之,取消农业税后,随着基层政权治理能力的不断弱化和治理责任的步步缺失,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关系逐渐趋于理性化、表面化,“不得罪”逻辑带来的是村庄社会的基本原则、底线被理性的轻佻僭越,长此以往,“村将不村”[4]。

  

  三、“不得罪”逻辑的后果

  

  干群互动的“不得罪”逻辑的盛行将给村庄生活、治理带来一系列恶果,笔者仅简单的列举三个方面:

  首先,在村庄层面,村庄安全阀机制的缺失。税改前,在村落日常生活中,村干部、村民之间的互相要求、互相得罪是一种“气”的流动和释放[5],在此过程中,村内积攒的问题矛盾得以及时解决化解。税改后干群表面和和气气,私下互相埋怨,积攒在村民心中的“气”无法得到有效的释放,以至于我们在皖北、豫东农村调查都听到农民疾呼“共产党再来场运动就好了。” 干部抱怨村民的素质太低,村民抱怨没有一个好干部。村庄失去了内在的平衡机制,一时一地的忍的结果是强化了村庄的内在矛盾。结果是“不得罪”的逻辑演变成干部不作为的逻辑,好人坏人一个样,当好干部不如当坏干部。不少村庄流行这样的说法,“能人不当村干部,当村干部的不是能人。” 能人不断流出村庄,村庄由秩序井然的有机生活场域走向无文化、无原则、无底线的无机村庄, 乡村社会步步失序,村落共同体趋于解体。

  其次,村庄由熟人社会趋陌生人化[6]。“不得罪”逻辑带来村庄熟人社会的冷漠化,村庄承载不起农民的意义世界,村民的村庄预期缩短,村庄不再是“我们的”村庄。同时,伴随着农民原子化、理性化程度不断加剧,家庭领域内,不平衡的代际关系及代际剥削、孝道衰落,兄弟关系恶化,离婚现象逐年增多,诸多家事纠纷却无人过问;村落社会交往中人情的麦当劳化,邻里矛盾亦无人调和,农民的幸福指数普遍下降。

  第三,乡村治理资源的严重流失和消耗[7]。由于村民的“不得罪”,乡村治理失去了有效的监督机制,村庄集体资产被瓜分侵占。如集体的机动地或林地等资源本可以为集体创收,从而为村庄集体事业如公共品供给提供资本支撑,当村庄无任何集体资产甚至欠债累累的时候,村庄发展自然步履维艰。

  另外,乡村治理资源不仅包括显性的集体资源,还包括隐性的治理资源,如信任资本、地方规则、地方性规范等。当这些隐性的社会资本被打破后,国家对村庄投入再多,都会被消耗。如国家的水利投资,在荆门农村,国家以奖代补政策投资的万方大堰很多都被农民私分成一块块的格子堰。如农民的谋利型上访,基层政府的拦访、截访消耗了大量的资源[8]。自税改之后,国家对乡村投入的资源很多,但真正用在实处并能发挥作用的堪称九牛一毛。国家的各项惠农政策对农村每年投资数以千亿,可农村的问题已经不是资本输入能解决得了的,乡村治理成本难以估算。

  

  参考文献:

  [1]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M],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

  [2]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

  [3]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M]. 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4]吴毅.“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性利益的表达困境——对一起石场纠纷案例的分析[J]. 社会学研究,2007(5).

  ——《小镇喧嚣——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5] 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 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J] . 社会学研究,2006,(3).

  [6]欧阳静.村级组织的官僚化及其逻辑,待刊稿.

  [7]申端锋.软指标的硬指标化——关于税改后乡村组织职能转变的一个解释[J].甘肃社会科学,2007(2).

  [8]陈安:1994年税制改革以及对中国农村财政结构的影响 :《中国乡村研究》第7辑.

  [9]田先红,杨华. 税改后农村治理危机酝酿深层次的社会不稳定因素[J] .调研世界,2009,(3).

  注释:

  [1]陈柏峰:《乡村混混与农村社会灰色化》,2008年,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申端锋:《治权与维权:和平乡农民上访与乡村治理1978—2008》,2009年,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3]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38页。

  [4] 董磊明:《乡村治理的软肋:灰色势力》,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4期。

  [5] 杨华:《村庄中“气”的救济机制》,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6期。

  [6] 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9-240页。

  [7] 贺雪峰将税改后国家对农村的不断投入和村镇各种资源的不断流失的并行悖论称为乡村治理的内卷化。

  [8] 王会、焦长权等:《湖北J市G镇农田水利调查报告》,2009年,载《中国农田水利调查报告——以湖北省沙洋县》为例,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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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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