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熠:从文化学视角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76 次 更新时间:2011-07-27 22: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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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允熠  

  就是以“百分之百”马克思主义自居的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面前也是碰得头破血流。本土化的过程就是外来文化在异域异时重获生命动力和再造生命个体的过程,是一种“世界化”的内在机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成功经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当之无愧的世界性文化,同时也成为中国新文化再构的重要元素。

  第二,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归趋

  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自从16世纪开始,明显暴露了其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落后性,当西方文化经历文艺复兴的洗礼、西方社会通过工业革命推动历史前进之时,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却无法获取走进现代文明门槛的准入证,在强势文化威逼之下,从此陷入了空前的窘境。从明末至清代中叶,在素怀忧患意识的中国儒生和士大夫阶层中,就有人意识到需要补益传统儒学之所缺,从而提出了以“经世致用”之学取代宋明理学的主张。这种文化思潮演至1840年之后,出现了三次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热浪:洪秀全搬来了“洋上帝”;严复引进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逻辑学等西方的“时学”,康有为则把进化论的思想运用到政治实践领域,推行维新变法和君主立宪制度;孙中山以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帝制,从而把近代“西学东渐”的浪潮推向了巅峰。整个二十世纪初叶,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步入了新旧文化犬牙交错的“文化杂糅期”。

  辛亥革命虽然是一次不成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它所建立的中华民国却秉赋了中国社会形态转型的历史功能。首先,它在法统上终结了封建专制制度,开启了共和国的时代。第二,孙中山的《建国纲领》是一部在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领域全面推行现代化的建国方略,它比康有为的维新变法的方案具有更多的现代性。第三,从历史上看,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和所建立的民国,虽是短暂的一页,却拉开了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序幕,正如毛泽东所说,孙中山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他是中国文化复兴和现代化的“先行者”。

  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标志着中国文化新纪元的到来。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前此与它同时的任何“西学”,它虽然由西方传入,但却吸收了人类全部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成分,与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正当延宕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日渐衰老且茫然不知所向之时,马克思主义不仅令其“枯木逢春”,还为其指明了前进方向。总之,马克思主义给中国文化注入了生机和新鲜血液,使古老文明更造辉煌。

  第三,它促使中国文化走出“中西体用”的两难困境

  数百年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在寻求变通儒学使其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时,无论是要求“会通中西”,还是倡言“经世致用”,以致“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都旨在固守中国文化本位去吸纳西方文化之价值,以求达到“超胜”西学和富国强兵的目的。19世纪中期以来,志士仁人更是全力引进西学,不惟“师夷之长技”,而且“师夷之政体”,不仅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而且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法制和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等现代理念和体制。然而,这样一场“西学东渐”的强劲风浪,正是“三千年来未见之变局”,致使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动摇,五年文明的“常道”欲坠,“全盘西化”的浪潮使中国文化在中国土地上被迫陷入几乎灭亡的危机。于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命题因应而生。然而,近代文化变迁证明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一个悖论:取西学之用,必伤及中学之体;固守中学之体,必拒斥西学之用。“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中国文化一再面临取舍的两难困境。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及其过程最终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使中西文化体用之辨走出了两难困境。首先,马克思主义超越了地域、种族和时代的畛域,故不同于以往传来的任何近代的西方思想体系,既不同于资产阶级性质的“西学”,也不同于封建主义性质的“中学”,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涵盖了中西哲学思想的精髓,成为“中体”之“魂”,故在优化整合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获得了先进知识群体的认同。正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融入‘中体’而获得发挥扩充,也就是使之承继了中国文化传统,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⑩]其次,马克思主义打破了中西文化的界限,消弭了“体、用”二分的隔阂,在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国文化的结合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新中国本位文化的核心价值。再次,正由于有着马克思主义这一超越中西、体用二元的前提性理论指导,中西文化的精粹才会融为一体,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才成为可能,新的民族本位文化的重构也才能获取操作上的可行性途径。

  第四,它确定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属性。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秉赋了民族的形式和品质,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确立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属性,解决了中国传统文化自16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长期困扰着国人的现代性问题。

  作为农业社会精神特征的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尽管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品格,但由于它“缺少数理化、公式化的思维模型、形式逻辑思维体系和系统的实验方法,使它最终没有转创出近代自然科学”,[11]因而落伍了。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没有创造出近代自然科学,但其“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却形成了亲和与接引西方近代科学的磁力场”。[12]中国文化没有生发出近代科学的方法论,而西学的传入使其弥补了这一缺撼。然而,西方的机械主义、形式逻辑、分析主义、实证主义的理性法则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中是一种强大的思维工具,但在社会科学和社会实践领域很容易脱变为一种技术主义,对社会变革缺乏一种长远的指导功能。而西方的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笼罩着唯心主义的迷雾,其自由、民主、人权的社会理念并不具有普适的价值,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中,证明这些都是软弱的思想武器。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不仅是一种哲学世界观,也是一种科学方法论,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弥补了中国传统思维中科学理性之不足,又与中国传统的辩证法和整体性思维方式相结合,从而充分发挥了指导实践和变革社会的功能和效应。

  总上所述而知,文化传播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文化交流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变迁使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换,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伟大的历史性转型。

  如果马克思主义不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它就不可能实行中国化,就不可能在中国最终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和指导思想的地位,而中国文化如果不吸收马克思主义这一新鲜血液而重构其核心价值体系,中国文化就不可能获取现代性的品格,也就无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革命,解决了中国民族本位文化由传统走向未来的二难课题,其在文化学上的价值和含义,尚须进一步的挖掘和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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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403页。

  [②] 同上,第1359页。

  [③] 同上,第1403页。

  [④] 何兆武:《中西文化交流史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⑤](英)赫德逊:《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页。

  [⑥](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

  [⑦] 莱斯利·斯蒂芬(Lesile Stephen,1832~1904),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传记作家,文学评论家,因写作出版了《英国名人大辞典》和《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史》而被英国政府授予爵士头衔。

  [⑧] 宋睎:《中国文化与世界》,新中国出版社(台北),1970年版,第22页。

  [⑨](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⑩] 陈卫平:《“对理法”与“马魂、中体、西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11] 张允熠:《从科学、科学主义到科学发展观》,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12] 张允熠:《从科学、科学主义到科学发展观》,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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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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