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伟:与三批法国记者谈重庆“唱红”、“打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49 次 更新时间:2011-06-23 12:3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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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伟  

  一看重庆人吃的是“火锅”,就指责“程序违法”,怎么没用刀叉,用了筷子啊!怎么没有吃了冷盘再吃热菜,而是一锅煮啊!他们指责重庆(其实是全中国)不是法院独立办案,而是党的政法委员会领导公检法部门办案,所以是“人洁”不是“法治”。这同指责重庆人吃饭时没有铺一张桌布,在上面一碟碟地吃西餐,而是架一炉火,在上面一口锅里“乱煮乱捞”地吃火锅,就不是“吃饭”,是一样的逻辑。可是,如果不架口火锅来煮,能叫“重庆火锅”吗?没有共产党对公检法的领导(通过政法委来具体执行),还叫社会主义法制吗?换一个比喻讲,只承认“三权分立”基础上的法制的人,相当于只承认“菠萝是水果”,而不承认“菠萝蜜也是水果”的人,都犯了把某一种水果等同于“水果”的逻辑错误。

  暂时离开逻辑,从道德上讲,这些人比“不可语冰焉”的“夏虫”还不如。“夏虫”是夏初出生,只能活三个月的虫,不可能见到冰,所以你给它讲什么是冰,就如同对牛弹琴一样,它搞不懂的。可是,一些“虫”活得长久,明明看到“冰”,就是不承认,这就有立场和特殊利益问题了。

  

  记者:您说的特殊利益是什么意思?

  苏伟:我举例说明。重庆一个涉黑头目请一个律师辩护,该律师开始要律师费并不多,10万,成交后,律师说你罪重可能是死刑,我得找些法学名家开会论证能否有生路,需要20万。头目亲属给了,律师用这笔钱找了几个一流法学家开会,法学家们真的找到了头目可以不死的“路径”。律师又要20万,说要进一步论证,家属看到头目免死的希望,就又给了。一共50万了。可是律师再次开口要100万,说是要将“原则”变为“具体方案,才能“捞人”出来。家属担心律师一步步捞光家财,于是主动报案。我们才知道极少数的“黑律师”有多黑。由此案例可知,部分律师、部分法学家等,确实形成了一个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专门寻找法律条款与实际执法之间必然存在的矛盾和“空子”,来钻空子“捞钱”。我们知道,法律条款永远都是抽象,都是一般,都是理论,而实际执法永远都是具体,都是特殊,都是实践,而抽象与具体、一般与特殊、理论与实践永远都是有差别的,所以,无论法律条款和程序多么细致,它们之间永远都会有矛盾、有“空子”;若法律设计路径有误,则法律条款和程序越细致、越繁杂,繁杂得老百姓搞不懂,则越有钱的犯罪嫌疑人和特殊利益集团越可能成功——美国大球星辛普森的辩护集团,不就是这样成功的吗?

  

  记者:辛普森的案子非常轰动。

  苏伟:更令人担心的是,这样一个个特殊利益集团,如果与黑社会勾结起来,那多恐怖!试想,以共产党之坚强的组织领导、之严格的纪律约束、之持续的党性锻炼和反腐教育、之专门的反腐机构、之有力的反腐行动,都还不断出现重庆的文强这类腐败分子和“保护伞”,那么,仅靠软性的行业自律的各类社会中介组织,尤其是一盘散沙的知识分子(尽管知识分子中有良心、讲操守的不少),被黑社会所收买、所“搞定”,对黑社会来说真是“小菜一碟”。所以,在中国,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侈谈什么法制、什么反腐、什么打黑,其结果,要不就会是赵括式的纸上谈兵,酿成历史性的灾难(造成40万赵兵战败被活埋),要不就会是汪伪式的“曲线救国”(与日寇同流合污)。所以,正如重庆打黑的实践所证实的一样,在中国,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遏制黑社会。

  

  记者:重庆“唱红”是在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吗?

  苏伟:中国共产党只有一面党旗,就是有着镰刀铁锤的红旗。1921年中共成立时,就在这面旗上写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45年中共七大,又在这面旗上写上了“毛泽东思想”;2007年中共十七大,又在这面旗上写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今天,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分不开的。重庆市委作为中共一个地方党委,“唱红”,不可能只举毛泽东思想的旗,举的就是包含了一脉相承的三大指导思想的党旗。

  一些人对重庆“唱红”不了解,有的人又在别有用心地负面宣传,说重庆“唱红”就是唱《东方红》,是只举毛泽东的旗帜。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东方红》确实是首毛泽东的颂歌,但同时也是共产党的颂歌啊。一开始我不是介绍了,重庆第一批的红歌,就既有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歌曲,又有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改革开放时期的歌曲吗?这是重庆高举党旗的一个注脚。

  

  记者:重庆“唱红”歌颂毛泽东是事实。

  苏伟:当然,重庆“唱红”,确实也在歌颂毛泽东。这与不大愿意,或不好意思歌颂毛泽东的中国一些地方比较起来,确实比较令人瞩目。对此,我想指出一个事实,就是中国、西方都有少数人,一直在妖魔化毛泽东,实际上是在妖魔化中国共产党——你是黑老大了,你手下的一帮人,7000多万党员,又怎么样,不都是黑社会吗?其用心,何其毒也!妖魔化毛泽东的手法,一是从道德上造谣污蔑,二是从理论上“以点代面”,例如把毛泽东思想就归结为“阶级斗争理论”。其实是毛泽东最恨阶级压迫,为了消灭阶级压迫才搞阶级斗争,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中国,就象你们法国人在1789年搞阶级斗争,后来砍了路易十六国王的头,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法国一样,都是对的。当然后来毛泽东反对局部存在的、欺压群众的官僚主义时,反过了头,用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反,这是犯了错误,但其目的和初衷都是有历史意义和世界影响的啊,要不然你们法国的大思想家萨特怎么也在当时戴上红袖套,掀起“五月风暴”来造官僚主义的反呢?

  

  记者:难道毛泽东也是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吗?

  苏伟:毛泽东不但是一个以追求人民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为己任的高尚的人,他还是一个比世界和平主义伟大得多的“世界太平主义”者。1935年,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看到“横空出世”的莽莽昆仑山,诗兴和“太平世界”的“普世价值”情怀同时大发,于是写了一首句诗,幻想自己成为顶天立地的巨人,用巨大无比的神剑,把昆仑山斩为三截,一截送给你们欧洲,另一截送给美洲,第三截,他本来写的是留给中国自己,可是想到还有日本人民呐——须知那是在日寇已侵占我国东北、华北,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毛泽东和共产党已誓死抗日的时候啊!于是他后来改写“一截留中国”为“一截留东国”,还特别注明“忘记日本人民是不对的”,然后归结为“太平世界,寰球同此凉热”。这样高尚的普世价值情怀,怎么不应该歌唱?不但重庆该唱,中国该唱,你们法国、欧洲、全世界都该唱啊。这样唱起来,还照着做,世界就太平了,哪里还会有什么恐怖主义、基地组织,哪里还用得着你们法国军人冒着生命危险去轰炸利比亚?所以,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世界和平、世界太平、世界和谐的理论,哪里只是阶级斗争的理论?

  

  记者:重庆“唱红”是“左”倾,是“文革”那一套吗?

  苏伟:首先要说明,重庆“唱红”,既得到重庆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和参与,也得到党和国家的很多肯定,最近吴邦国、习近平等6位中常委来渝视察,都明确肯定了“唱红打黑”和重庆其他工作嘛。说重庆“唱红”是“左”倾,是“文革”那一套的议论确实有,但不多,当然影响不小。这样说的人,大概有两类。

  一类是不了解情况,对“文革”心有余悸的人,他们说重庆唱红是“左”,这可以理解,耐心解释清楚就是,这些人最好亲自到重庆来看看,“咬两口梨子,才知道梨子的滋味”嘛。而另一类,是极少数别有用心有的人,即便他们很了解情况,仍指责重庆唱红是“左”。这是因为,他们想让中国“向右转”,走解体苏联那样的“右车道”。站在“右车道”上,看走在正道上、在他们左边的重庆,当然就会说重庆“左”了。而且,他们说的话真是“牛气冲天”。什么牛?西班牙斗牛。你看斗牛士展开块红布,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那就是一块正常的布吧,可是在那头牛的眼中,那就是一团要“左”得很的火,于是它就非得拼命要把这团火给顶灭了。给这种人讲重庆“唱红”不“左”,不正是对牛弹琴吗?所以重庆的一贯态度是“走自己的路,让‘牛们’说去吧”。

  当然,也有少数真“左”的人,对重庆“唱红”热烈欢呼,把重庆的作法“说成了左”,这也给一些厌烦“左”的人造成误解,以为重庆“唱红”是在“向左转”。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但那些人实际上在给重庆“帮倒忙”。

  

  记者:重庆“唱红”为什么引起那么大关注和争议?

  苏伟:我觉得这有着深刻的背景。就是改革开放30几年,一方面成绩非常伟大,另一方面也积累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和“五统筹”就是针对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学界和民间对于这些矛盾怎么看,根源何在,解决之道何在,目前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过了头”,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要“向左转”,这就是前面讲的“真左”;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还“没破题”,要和原来的历史基础一刀两断,“向右转”,这就是前面讲的“真右”;再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丢掉了中国传统文化,“左转、右转”都不行,要“向后转”,靠复兴孔孟之道实现现代化。而重庆呢,是遵循中共中央指引的方向,既不“向左转”,更不“向右转”,也不“向后转”,而是坚定不移向前进。

  大家立场不同,看法不同,对重庆“唱红”自然也就会争论不休。而这种争论实际上远远不止是针对重庆,而是对“中国何处去”的又一次历史性争论。

  

  记者:怎样看待重庆“唱红”倡导者的个人动机?是为了在十八大“更上层楼”吗?西方和中国都有不少人是这样认为的。

  苏伟:中国官场上和学界中,持此观点的确实不少。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谬误,需要澄清。

  第一个谬误,是历史性的。就是我前面谈到过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性经济人”的功利主义,会自发地成为大众的价值模式。人们对每一个人的每一个行为,都习惯地从“名”和“利”上去寻找他的功利动机。而且除了功利动机之外,人们也很难理解例如中国的“雷锋同志”等高尚人物的行为动机,可能也难以理解譬如说你们法国现在有正冒着生命危险在轰炸利比亚的飞行员的行为,难道说每一个中尉就只为着晋升为上尉,每一个少校就只为了晋升为中校吗?他军人的责任感、荣誉感就不起作用了吗?这些,恰恰说明重庆的“唱红”太重要、太有必要了——要让每个人都知道,我除了是一个“经济人”,还是一个“道德人”、一个“社会人”、一个“民族人”、一个“历史人”,我除了追求功利即名和利外,更要追求道德高尚,负责社会责任、民族责任、历史责任。总之,一说到重庆“唱红”,就推断出个人的名利动机,这确实是有着广泛自发性的历史性谬误。

  第二个谬误,是现实性的。让我们回到“理性经济人”的功利逻辑,去想一想,如果你是重庆领导人,目的是在十八大“更上层楼”,你会不会大张旗鼓地“唱红”?不会。因为,一方面,你在重庆大搞内陆大开放,大搞“五个重庆”,大搞“城乡统筹”,大搞“民生工程”已经搞成拥有“两江新区”和内地仅有的两个保税区在内的“内陆大开放战略高地”,搞成内地唯一一个“国家中心城市”,搞成西部最重要的增长极,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营500强争先恐后,蜂拥而来,本土企业也像世人般成长壮大,经济发展速度连续三年位居全国三甲、中西部第一,人均GDP在“十一五”期间翻了将近两番呐!一个重庆城,也打整得江山如画、灿烂辉煌、绿树掩映、社会和谐,本地居民、中外来宾、四海游客,谁不交口称赞?要说“政绩”,要说“口碑”,这就足够了,有几个能和你比啊?

  另一方面,你的“唱红”,肯定会引起争议嘛,从一开始就清楚得很嘛。而中国的政治文化,官场风云,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你更是明察秋毫:有争议的就有麻烦,有麻烦的就搁置起来。所以,大家都追求“稳重”,都不想有“争议”。既然你的“政绩”已经足够了,你的资格已经足够了,那就坐等“水到渠成”吧,捅什么马蜂窝,让人家来争议、来说闲话呀?所以,你“唱红”,不合功利主义的逻辑嘛,与你“更上层楼”的目的是背道而驰嘛。

  所以,我劝关于“唱红”目的是“上位”论者们,如果要坚持功利主义,那起码好好学学功利主义的逻辑吧;当然,最好还是从功利主义上升到道德主义,以便能够为人民负责、为民族负责、为历史负责,而不是为个人名利奔波的共产党人的情怀吧。

  

  来源: 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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