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让生命变得有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82 次 更新时间:2011-01-17 12: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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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 (进入专栏)  

  

  近些年来经济学家们很有谈论道德的热情,但他们关于道德的议论却遭到了不少人的攻击。一个经常受到的指责是,经济学家们总是试图用功利主义解释道德,而道德本身恰恰是不考虑功利的。道德是一种自律的规范。对一个人来说,只有当遵循规范对自己有某种损害时才需要自律,也只有当不存在任何外在约束时才谈得上自律。于是,“自觉地做有损自己的事情”就是功利主义无法解释的。然而,如果我们由此得出“道德对个人或整个社会有害”的结论的话,就十分荒谬了。因为我们假设有两个社会。一个社会有道德,一个社会没道德。如果道德对一个社会的部分人或全体人有害,那么有道德的社会就会在社会间的和平竞争中消失掉,道德本身也就不会长久存在。因而从长远和整体看,道德又必须有功利主义的结果。我们怎么把毫无功利目的的动机,和功利主义的结果联系起来呢?

  所谓功利主义,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其具体手段就是成本-收益分析,说得俗一点儿,就是算账。谈到算账,人们很自然想到财务报表和会计制度。这是帮助人们理解成本和收益的直观形式。在财务报表中,人们可以看到“收入”和“支出”、“资产”与“负债”等与收益和成本相对应的字眼。这些字眼都有明确的所指,一般来说是可由货币衡量的东西。它们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是无形的,如技术、商业信誉、和特许经营权等。在早期,人们只认为有形的东西有价值,而不知道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值多少钱,只有那些敏锐的企业家能够估量它们的价值,然后用有形的资产来交换这些看来无法把握的东西。后来人们逐渐发现,只要能够买卖,只要在一个竞争性的交易过程中,无形资产就能够被货币确切地评价出来。因此无形资产也开始被看作是“资产”。当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无形资产都可以买卖,但它可以存在于人的心中。据说林肯年少时曾在一家乡村小店当伙计,当他发现少找了顾客几分钱后,就不惜跑了几十公里路去归还,虽然没有人为这种守信行为付钱,但它却成为导致林肯后来成功的重要“资产”。其实即使有形的和无形的资产全能由货币衡量,财务报表还是不能说明企业的全部情况。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自然会很了解企业的财务情况,但他之所以成功,主要地是因为他的目光超越了财务“盈亏表”上的数字。一个战略性的投资,往往并不能在几年之内见效。也就是说,在财务报告中,利润也许是负数。但是在高明的企业家眼中,他在逼近战略目标:商誉在逐渐形成,渠道在相继开通,时机在接近成熟。人们可以从财务数字中判断一个企业的过去,却无法预测它的未来。企业的未来在企业家的心中,这里正在进行着不见得能用财务数字表达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如果说企业是生产私人物品的组织,政府则是提供公共物品的企业。相对于私人物品,公共物品更不那么直观,那么“有形”。在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创办和经营生产私人物品的企业上,认为只有企业创造的利润才是政府财政的经济源泉,而把其提供的公共服务缩到很小的范围。在改革开放以后,这种观念并没有马上转变过来。八十年代末我到山西某地,发现有些县的政府还在拼命地投资于煤矿,却置年久失修的道路于不顾。随着市场经济的形成,地方政府逐渐发现交通运输对本地发展的重要性,于是“若要富、先修路”就成为了共识。认识到公共物品的价值,把地区的交通便利作为“收入”和“资产”纳入到计算之中,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也不能高估这样的进步。因为严格来讲,公路和桥梁是可以收费的,而一旦可以收费,就可以由私人来提供,因而又可以被视为私人物品。在实际中,各地政府经常把这类公共设施的经营权转让给一些企业,以换取它们的投资。对于政府来讲,由于道路和桥梁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路口收费站又成为一个稳定的财源。以至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获取更多的收入,不惜增设关卡,反而给车辆增加成本、带来不便。这个例子说明,不少地方政府还没有意识到,那些不太直观的公共服务比路口收费站更有价值。这些公共服务包括保护产权,维持秩序,和调解纠纷,提供这些服务恰是政府存在的最初的原因。正是由于这些公共物品不能像公路和桥梁那样设一个收费站来牟取报酬,政府才有理由采取强制性的税收形式。但是由于政府服务和税收之间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以致不少地方政府视收税为当然,而并不相应地提高和改进其服务。我在北方的一些地区经常看到,甚至在公路出口处,收费站对本地车和外地车实行岐视性的政策:只向外地车收费。这不过是象征性地向外地人宣示,本地政府不会提供公正。更有一些大城市的政府,竟公然颁布限制外地人就业的法令[Sheng1]。这些似乎有利于本地人的政策,不仅违背了公平原则,也不会促进本地的发展。从贸易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地区的繁荣都是外地人带来的。那些全国性的大城市,更是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由全国乃至世界的贸易往来和人口流动聚集而成的。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不仅不提供公共物品,反而破坏它。一个城市的政府向银行借钱不还,却还理直气壮;一个地方的公安部门不仅不保护外来的投资者,却使他们丧失了安全感,……。为了吸引投资,不少地方设立了开发区,并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但却不想提供优越的制度环境,以致经常出现贪小利而失大局的情况。与之相反,那些有远见的地方政府却能做出用财政收支不能直接衡量的事情来。如山东莱州市政府为治安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河北保定市法院做出了有利于外地人的公正裁决,这些作法并不能立刻增加本地的财政收入,却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做出有损于社会全体成员福利的事情,不是因为不会算账,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使然。本来正常的逻辑应该是,一个人若要有所收获,就要付出辛劳。但遗憾的是,由于在人们之间存在着分不清彼此的“公共物品”或“环境”,无论组织得多么严密的社会,也不能完全阻止一个人将取得收益的成本转嫁给他人或整个社会。于是就存在着经济学讲的“负外部性”,或“外部侵害”问题。在这种问题面前,人们的处境类似于囚徒困境,即贪图个人或局部利益的人获利,顾及社会或整体利益的人倒霉。例如,一个不愿污染环境的化工企业,必然要支付更多的成本,这样它就会在市场竞争中,因价格较高而败给那种不惜污染环境的同类企业。正是这种囚徒困境,正是人们的“经济人”的理性,使人们选择恶化他们共同环境的行为。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地球,不能不被视为是自然对人类的恩赐。大地之母这样无私,以致不要人们的丝毫回报。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球给我们提供的资源是无限的。从所谓的“经济人”的角度出发,对免费的资源竞相开发,对自然的灾难则以邻为,其结果是人类与自然的均衡被打破,丰裕的资源被耗竭,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在加剧,人类以及其它物种的生存条件在恶化。尽管市场的价格体系非常有效,却不能敏锐地衡量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无法将自然资源的价格自动定到一个导致长期供求均衡的水平上。因而市场价格不能对人们提出“环境被破坏”的警告。对环境的破坏,往往在超过一定的阈值时,才会突然降灾难于人类。在淮河边生活的人们,并没有每时每刻为他们对淮河的污染付费,直到有一天,淮河水突然肮脏到无法饮用。卢跃刚先生在他的一篇报告文学“辛未水患”中,非常直观地给了我们一幅以邻为壑的图景:在大水灾来临时,不同地区的人或地方政府,是如何处心积虑地把水患引向其它地区,结果是加重了大家共同的灾难。持有同样的态度,人类最终会为了各个局部的利益而毁灭地球,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无立足之地。

  非常幸运的是,今天这个世界之所以还有被拯救的希望,是因为经济学并不全对。在历史和现实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人们好象并不总是象经济学家假定的“经济人”那样行事。例如,《醒世恒言》中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叫施复的人捡到六两银子,又物归原主的事情。当那个失主要分一半给他时,他答道:“我若要,何不全取了,却分你这一半?”;失主又建议给他一两作为答谢,施复又说,“你这人是个呆子,六两三两都不要,要你一两银子何用?”直到最后他一文未取就走掉了。我们怎样判断他这样做时的成本和收益分析呢?如果一个人不该侵吞捡来的东西,接受失主的奖;却没有什么不妥。施复这样做似乎违背了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但纵观“三言两拍”,其基本立意在于劝人向善,主要的“理论”则是因果报应说。根据这一理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报应或在来世,或在现世。一个人做好事就是在积德,积德就会有好报,好报就是将来的好运气;一个人做坏事就是在造孽,造孽就会有恶报,恶报就是将来的坏运气。如此说来,做好事就是在投资,做坏事就是在欠账。投资总有回报,欠账总要偿还。如果把这样的认识加到当事人的成本-收益分析中,看来不平衡的“资产负债表”就会被做平。在这里,积德就是在增加资产,而造孽则是在提高负债;受苦可以被看作是减少负债或者是增加资产,而好运则是在减少资产或增加负债。

  现在一般的所谓科学是不承认有报应的。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着大量的经验基础,尤其是在谈到现世报应的时候更是如此。从经验看,一个人很自然地会以恩惠报答恩惠,以怨仇回敬怨仇。这符合一般的人性,也构成了大多数人类社会的文化。在中国,我们有“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也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和“多行不义必自毙”。从博弈论角度看,这种最自然不过的对他人的反应,就是一种被称为“一报还一报”的最佳策略。一般来说,一个人总是做对他人有利的事,他更有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回报;一个人总是损害他人,他更有可能遭受意想不到的灾祸。当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时,就会主动地约束自己,尽量少做坏事,多做好事。在《醒世恒言》的那个故事中,施复后来是福星高照,好运不断;他积的那一点儿德,当世就兑现了。当然,像这样的故事并不是很多;我们也承认,并不是所有的行为都会得到当世的报应,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生是有限的。会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做了坏事,别人还来不及报复就离开了人世:“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博弈论的说法是,当人与人之间的博弈次数趋向无穷时,人们就倾向于采用互相合作的方式,即本文中的“做好事”。因为做坏事终会遭报复。但当博弈为有限次时,人们就有可能在接近博弈结束时采取不合作的策略,即“做坏事”。因为博弈结束后,别人就无法报复。所以在现实中,侵害他人、为非作歹的人还是大有人在。这样看来,一个人的“资产负债表”在他的有生之年有可能平衡不了。

  如果我们想象,人可以长生不死,上述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虽不可能,却有一种补救措施,即假想人还有来世。如果人还有来世,就相当于人的生命被延长。生命延长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几率就增加了;如果人们总是来来往往于世间,就相当于人是永生的,善恶终归有报。因此,不管有关“来世”的想法是否真实,却会对人们有关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产生影响,从而导致一个人人“与人为善”的结果。如此说来,“来世说”对人类社会的道德提升有着积极的意义。可以想象,《三言两拍》中宣扬的因果报应论,在明清民间社会中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因为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一般老百姓既不读圣贤之书,又缺少宗教精神,除了家庭或家族教育外,只能依赖于因果报应来校正他们心中的成本收益分析,用晓以利害的方法来使人心向善。其实这种思想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孔子在注《易经》时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讲的就是因果报应会扩展到不同世代。南怀谨先生由此认为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思想,都是建立在因果报应基础上的。这是中国文明非常不同于其它文明的地方。其它主要的高级文明,都是宗教文明。我们发现,在这些宗教中,都有“延长”人的生命的“办法”。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灵魂说”,印度教和佛教有“轮回说”。基督教认为人的灵魂不死 ,人死后既可以上天堂,也可以下地狱;人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会在基督复活的那天得到清算。伊斯兰教也有关于末日审判的类似说法。当世界末日到来时,所有人都会复活,他们生前的所作所为都会得到认真清点。因此善恶总会有报。关于来世的说法,佛教可能更为直观。人可以和其它生物(甚至是非生物)在不同的世代之间互相转化。究竟转化成什么,取决于当世的表现。如果作孽行恶,则来世变牛变马或更为下贱的东西;如果积德行善,则又会变牛马为人类。藏传佛教的活佛制度,是这种轮回转世说的最高体现。由于活佛是人群中积德行善、普渡众生的典范,所以来世还做活佛。佛教自汉代以来就传入了中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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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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