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社会成本问题的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71 次 更新时间:2011-01-17 11:55:27

进入专题: 社会成本  

盛洪 (进入专栏)  

  

  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或许划分了一个时代。在这之前,是科斯教授所开创的分析思路、研究风格及其在理论上的成就,不断渗透、扩张和征服经济学界的时期,诺贝尔奖是这一时期最辉煌的顶峰;在这之后,科斯教授的理论固然会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作为一种“成熟的”理论,成为新一代经济学家加以掌握、分析以至批评的目标。而科斯教授的理论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或许比它所回答的问题更有价值;它给人们带来的灵感和想象力要多于它给人们带来的结论。它在经济学的理论进程中也许扮演了一个最为积极的角色:谁能批评它,谁也许就站在了理论创新的起点上;谁能超越它,谁就把经济学推向了一个更新的高度。

  “社会成本问题”无疑是科斯教授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许多评论所指出的那样,被别人从中总结出的“科斯定理”其实并不是该文的核心内容,其真正的理论价值在于通过交易费用概念的引入,揭示了不同制度安排与不同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明确关系。这使得运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成为可能,并构成人们对经济史的更为准确的看法,这种看法用诺斯教授的话来说就是,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制度是至关重要的。”(1)

  几乎和“社会成本问题”的理论价值一样受到人们关注的,是其理论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当然不会是科斯教授的疏漏,它们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它们具有成为经济学问题的资格,即对它们的分析都会涉及到对经济学基本问题的重新思考,从而或许会得出与正统经济学不同的结论来。在本文中,我将分析下面几个问题:(1)最佳资源配置方案和最佳收入方案的一致性问题;(2)交易先于产权;(3)什么是最佳产权界定;(4)从契约到法律。

  

  一、最佳资源配置方案和最佳收入分配方案的一致性问题

  

  以往的经济学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但至少在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有着这样的传统,即认为最佳资源配置方案和最佳收入分配方案是一致的。这一传统在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表述中已有所蕴含。每个人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会导致整个社会富裕的论断,有着财富在人与人之间的合理分配与社会财富增长相一致的意味。在更为严格的经济理论中,资源是资源所有者的,资源配置是通过人的行动实现的,从而资源配置的优化过程---资源从效率较低的用途转移到效率较高的用途的过程,恰是资源所有者通过自己的行动实现的获利过程。也就是说,谁能使资源配置有所改善,谁就能得到相应的奖赏,即收入的增加。这样看来,最佳资源配置方案和最佳收入方案是一致的。在这里,所谓最佳收入分配方案应该是指,对于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导致社会财富增加的行动,都要给予相应的报酬,这一报酬的量就是该行动导致的财富增量。

  然而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情况似乎不是这样。科斯断言,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无论产权如何界定,经济个体之间的自由交易最终会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显而易见的是,产权的不同界定会带来不同的财富分配结果;如果科斯定理为真,就意味着与资源最佳配置方案相对应的收入最佳分配方案不唯一。然而,这一结论不仅与经济学的传统观念相悖,而且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因为资源配置的结果是所有经济个体经过对成本收益的经济计算实现的,不同的的收入分配会改变人们的成本和收益函数,从而也就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结果。反过来说,与既定资源配置结果相对应的只能是唯一的收入分配结果。那么,科斯错了吗?

  科斯的回答是雄辨的。在“‘社会成本问题’的注释”一文中,科斯再一次以无懈可击的逻辑证明,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资源能否最佳配置与产权的初始界定无关(2)。他的证明很长,但理解起来也并不复杂,并且可以用传统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达,即:资源的最佳配置与谁是资源的初始所有者无关。如果资源的初始所有者发现了资源的最佳用途,并把它从收益较低的用途中转移到最佳用途,他将获得这一转移所带来的新增利益;如果发现资源最佳用途的不是这个初始所有者,而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会以高于资源现有用途的收益(市场价格)、低于最佳用途的收益(市场价格)的价钱(在交易费用为零时,这个价钱等于资源现有用途的收益)从初始所有者手中购买该资源,然后实现这一转移,他同时也获得了转移所带来的新增收益。这样看来,在科斯定理中,最佳资源配置方案和最佳收入分配方案是一致的。应该指出,与最佳资源配置方案相对应的最佳收入分配方案和收入的初始分配是有区别的。收入的初始分配是与资源的初始配置相对应的状态;在这一状态以后的分配,是对资源由初始状态转变为最佳配置状态所带来的财富增量的分配,具体的分配方案取决于经济个体在优化资源配置过程中的行动。因此,收入分配的初始状态如何,不影响对财富增量的最佳(或非最佳)分配,从而也不影响资源的最佳(或非最佳)配置。

  但是,科斯没有很好地回答这样的批评,即:产权的初始界定不同,会导致不同的财富分配;由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效用函数,不同的财富分配会产生不同的社会需求结构,从而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3)。科斯承认存在这种情况,但是认为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攩(4)攪。这样的回答太脆弱了。在理论上看,一个非常微小的不同也是不同。更何况,如同现代混沌学所揭示的那样,初始状态的无论多么微小的区别也可能会产生极为不同的结果。产权初始界定的微小区别,也许会带来迥然不同的社会需求结构,从而导致不同的资源配置结果。比如有两个社会,初始的天赋资源相同,只是资源在人与人之间的分配略有不同,资源配置的结果就可能很不相同。关键在于,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至少有一个社会未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因为资源配置是否最佳是相对于需求结构而言的,不同的需求结构会导致不同的资源最佳配置。因此,答案很清楚,产权的不同界定不会阻碍资源的最佳配置,却会使一种最佳配置不同于另一种最佳配置。换句话说,资源的最佳配置不是唯一的。在一个社会中(代表着一种既定的产权初始状态)的优化资源配置的行为,可能不同于在另一个社会中(代表着另一种产权初始状态)的优化资源配置的行为,它们的收益也可能很不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它们都实现了某种资源从效率较低的用途中转移到了最佳用途,从而实现这一转移的经济个体获得了相当的收益。因此,尽管资源配置结果可能不同,收益数量可能不同,但在这两种情况下,最佳资源配置方案和最佳收入分配方案分别是一致的。这种解释或许最终解脱了科斯定理对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一致性的侵犯。

  

  二、交易先于产权

  

  值得注意的是,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和“‘社会成本问题’的注释”中所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产权确定以后的事情。这和传统经济学的思路是颇为相似的:产权的确定是交易的前提。只不过在传统经济学中,这一前提是默认的,在科斯这里,是明确指出的。无论在前者还是在后者,产权本身是抽象的;没有产权或确立产权只需改变一下假定。

  然而,有没有产权和确立什么样的产权是截然不同的问题。产权从无到有,是人的行动的结果。并且只有在有两个以上的人的情况下,产权才有意义。因而产权本身就意味着,确立产权的行动是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动,即交易(Tansaction)。交易活动的历史和人类史一样久远。在政府形式没有出现之前,就存在着交易活动。而人类最初的交易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划分和界定产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交易先于产权。

  既然界定产权也是一种交易活动,人们就象从事其它经济活动一样,既要付出成本,又要从中获得收益。也就是说,人们也是要进行经济计算的。因此界定产权的活动在本质上和其它交易活动(如商品交换)没有什么区别。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界定产权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谈判、达成契约实现的。达成契约意味着谈判双方对产权的界定是满意的,从而能够约束自己尊重他人的产权,也换来他人对自己产权的尊重。但是,如同其它交易活动一样,谈判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若想获得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就必须搜寻足够的有关信息,进行内容详尽的谈判,制定条款完备的契约。不仅如此,在产权界定以后,还要付出大量资源保证和维护产权的安全,并对违背契约侵犯产权的行为进行惩罚。可以看出,平等人之间的通过契约创立产权的费用是非常高的,以至有时会高于产权的存在本身给人们带来的利益,从而使产权无法确立。政府形式的出现,降低了界定和保护产权的费用,从而使产权制度能够得到普遍的确立,以致给人们带来一种误解:产权制度只是在政府出现以后才产生的。尤其在保护产权和解决产权纠纷方面,政府的效率远远高于其它形式。政府的警察系统和常备军在提供保护产权的服务方面具有规模经济性,因而单位成本是相当低的,即使一个相当柔弱的人,也可以通过向政府的请求,有效地保护自己的产权。当当事双方因产权纠纷争执不下时,他们可以同意接受在公正方面具有权威的中立机构进行仲裁,这样可以尽早结束也许是旷日持久的纠纷所带来的消耗战。政府的民事法庭就是这样的中立机构的合适“人选”。

  然而应当注意的是,当当事双方接受政府裁决的时候,产权界定的规则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原先,产权的确立是双方通过平等自愿的谈判达成的,因而是双方都满意的“最佳”产权确定;当政府介入以后,产权的界定就有可能使至少一方不满意,从而未必是“最佳”的。并且这种不满意无法再改变产权的界线,因为不仅政府的裁决是以强制力为后盾的,并且接受这一裁决的结果是双方事先在原则上同意的。这就如同两个人下棋一样。下棋的结果必有胜负,负者的失败显然给他带来的是负的收益,但除非在事先就拒绝下棋,否则这种负的收益在原则上是必须接受的。然而,这种状况会导致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政府的裁决是错误的。错误之所以会存在,不仅因为搜集能够达成正确裁决的信息也要耗费相当的成本,而且也会出现当事人贿赂法官等情况。一句话,由于仍存在着正的交易费用,通过政府界定的产权也可能是错误的。

  如果界定产权的交易费用为零,“最佳”的产权界定就必然会实现。在这时,不同的界定产权的方式,无论是当事人之间的平等谈判还是政府裁决之间,就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甚至可以说,政府形式是多余的。因为当事人可以无代价地获得有关产权的完善信息,他们之间的谈判是无成本的,达成的契约考虑到了以后的所有可能性、从而不会引起纠纷,并且保护产权的措施分文不花,也就无须政府这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形式了。这一结果意味着,科斯定理的两个条件之一,产权是明确界定的,是多余的。因为如果把界定产权的活动也视为交易活动,交易费用为零的条件已经包含了产权已被界定的意思。这个结论在现实中有着重要意义。如果交易费用为零,界定产权的活动和其它交易活动都应该是无代价的,这意味着这两种交易活动都能达到最佳效果;如果,交易费用为正,这两种交易活动的费用应该是相当的;因为在现实世界的既定条件下,界定产权的谈判和达成其它交易的谈判在形式上不应有什么显著的区别。如同会存在因交易费用过高而无法达成的交换一样,也会存在因同样原因而无法实现的产权界定。科斯定理的表述上的问题在于,在谈论产权界定时,它暗含着交易费用为正的前提;在谈论以后的交易活动时,交易费用为零的条件才是适用的。一句话,交易费用为零的条件在科斯定理中并不是贯彻始终的。

  

  三、什么是“最佳”产权界定?

  

  人们往往对科斯定理有这样的误解,即认为既然在零交易费用条件下,无论产权是如何界定的,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交易会最终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那么产权是如何界定的无关紧要。科斯自己也曾经说过,“在零交易费用的世界里,所有当事人都有动力去发现和找出所有将提高产值的调整措施,计算最佳责任规则所需的信息假设为应有尽有,尽管这些信息是多余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责任规则如何,产值总能最大化。”(5)这样看来,在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中,谈论“最佳”产权界定是多余的。

  当然,在许多情况下,即使产权界定是错误的,也比没有产权界定要好。在没有产权制度的情况下,人们为争夺归属未定的资源而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远远高于该资源的价值本身;并且即使可以避免这样的代价,人们也不可能将归属未定的资源配置到最佳用途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盛洪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社会成本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8437.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