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为万世开太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4 次 更新时间:2011-01-17 11: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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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 (进入专栏)  

  

  一.为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错了?

  

  在解释近代历史时,有一种很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叫作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历史观借助于进化论在解释生物世界时的巨大成功,将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引入对社会演进的解释,不仅证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是人类之间生存竞争(或斗争)的结果,而且给那些在残酷竞争(其极端形式就是战争)中的胜者罩上一层道德的光环。对于公众来说,这种历史观并不陌生。譬如在纪念二战结束五十周年之际,当时的村山内阁的文相就说,日本没有什么好道歉的,日本不就是战败了吗?优胜劣败嘛!我想很多中国人、亚洲人会对这种说法很反感,然而反感之余我们不妨想一想,如果日本当时没有战败呢?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这样问,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侵略者,他们由于战胜了而确实没有道歉呢?

  这样看来,似乎有些问题。于是我们就要弄清楚,为什么一种理论在解释自然史时是对的,而在解释社会史时就会错呢?关键在于,在生物界的生存竞争中,除了人以外的生物不具备改进“斗争武器”的能力。例如一只狼在争夺狼群“霸权”时失败以后,是不会想再发明一种“先进武器”以便卷土重来。因此在生物界,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和不同物种之间的“武器”水平总是处于一种均衡状态。生物的进化是通过被动地淘汰实现的。但是人则不同了。我们常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会造工具。人经常使用的工具的一种,就是对付同类的武器。人既然可以造它,就可以改进它。就会有一种可能,当一个(群)人在与他人的武力对抗中失败后,就会改进武器以图东山再起。同样,胜者也会改进武器,以保持他的优势地位。就这样一点区别,使得生物界与人类社会的生存竞争的结果完全不同了。结果是什么样的,我们其实今天已经看到了。近代以来,人类把上帝赐与的聪明才智大量地用于对武器的改进上,在短短几百年的时间里,人类的武器已经从大刀长茅变成了核武器;同样的时间里,狼的爪子没有变长一寸。其原因不仅是战争的胜负实际上决定了各国间的利益分配和世界政治格局,而且还有一种理论证明战争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因此近代史中充满了战争。仅在本世纪,就有两次空前惨烈的世界大战。直到今天,尽管战争似乎少了,但尤其是那些争夺霸权的国家,谁也不想停止武器的改进。尽管世界上已经有的核弹头足以毁灭地球数次,“大国”们还是在把人类技术的最新发明用于开发新的武器,如信息武器,基因武器,等等。这些武器不仅占用了大量本来可以改进人类生活质量的资源,而且随时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

  当然,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意味着否定和平的竞争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如市场竞争,科举制度,和学术争论。但这些竞争的前提恰恰是要消除用暴力决胜负的游戏规则,阻止人之间的恶意竞争。不幸的是,确立这样的前提是异常困难的。原因在于,和平与善意的竞争规则是建立在大家都遵守的基础上的。如果在一个一诺千金的社会中出现一个骗子,他就是最成功者;如果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中出现一个战争狂人,他将无往而不胜。如果这种情况不被制止,反而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所谓的成功者受到崇尚,社会信用和世界和平就会被瓦解,人人都去当骗子,每个国家都扩军备战。我们知道,在一个骗子遍地,战争频起的世界中,没有什么文明可言。文明的形成,恰恰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的克服。最初人们可能感到,互相骗、互相打只会使每个人、每个国家、以至整个世界更加贫困,进而达成愿意共同遵守的和平竞争的规则,到后来,为了维护这一规则,强调善意合作、反对弱肉强食,就变成了一种道德规范。这就是文明。在文明的社会中,贸易才开展,财富才涌流,艺术才繁荣。如果说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文明有所发展的话,那一定是从战争到和平,从恶意到善意,从不合作到合作的过程,而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功劳;未来的全球文明也只能是在对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的否定中脱颖而出。

  

   二.文明有优劣之分吗?

  

  十年前,我还是个“全盘西化”论者,我一度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标志,就是中国变得和西方一样。有趣的是,使我改变看法的,是我第一次对美国的访问。看到唐人街前的孔子像,坐在中国城的餐馆里,我突然感到,中华文化不可能被西方文化替代,它们之间只是不同,而没有优劣之分。事情果真如此吗?

  后来在对经济学的探索中我获得了某些启示。我指的是哈耶克的理论。稍微关注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哈耶克是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一生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证明计划经济是错的。他的基本逻辑是,有关具体经济活动的信息,只有身临其境的当事人最清楚;而这些分散的、特质的信息,在理论上就不可能被汇总起来或被完全反映到计划当局那里去,因而它根本不可能制定出导致资源最佳配置的计划来,更不用说,在计划经济下人们缺乏动力去执行计划了。而人们自愿的分散的交易,却会自动地给交易者带来好处,同时将众多交易的信息叠加起来形成价格体系,并通过竞争激励人们改进质量、降低成本,在人们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使资源流向最佳用途。这一逻辑的更为一般的结论是:自发演进而形成的制度,比人们刻意设计的要好。纵观人类历史,那些非常成功的制度,如市场,家庭,宗教和伦理规范,都是自发形成、而非人类设计的。换句话说,人类社会经过千百年的演进而形成的各种传统,包含了理论家们所无法全面把握的经济内涵和人文价值,因而要受到尊重。

  哈耶克似乎并没有把这一结论用于文明间的比较,但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很容易将它推而广之,即不同文明的传统没有优劣之分,都应受到尊重。因为经济学假定每个人都是有理性的经济人,尽管他们的禀赋不同、属于不同的文明。在这一前提下,制度经济学可以证明,一群各自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利益互相冲突的个人,经过长期的互动过程,可以达成一种每个人都接受的、从而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社会规范。这就是所谓的制度或传统。不同的文化传统只是由于在不同的地域中有着不同的外部环境,以及不同的人群的不同禀赋所致;就象不同的生物在不同的大陆上有着不同的变种一样。文明是生成的。它们只有不同,没有优劣之分。根据这套逻辑,制度经济学家很少主张“全盘西化”。例如,当我与科斯教授讨论俄罗斯、东欧和中国的改革时,他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照搬美国或西方的制度,因为不同的国家具体情况不同。除了经济学,其它学科的人,如社会生物学者、诺贝尔奖获得者洛伦兹,在他的研究中得出了与哈耶克非常类似的结论来。他总结道,“既然一个文化的社会标准和仪式性质的系统,是用各种特别的方法去适应自己环境的特殊情况,所以这样毫不思索地接受外来习俗,必定导致适应不良。殖民地的历史已经有许多实例,证明不只会毁灭文化,而且害及人民与种族。”其实,文化人类学本身也早就有这方面的结论。最近看到费孝通先生追忆其老师马林诺斯基的文章,其中讲到马老师的研究的重要结论就是,“各民族的文化尽管不同,但不能从生物演化的基础上来划分优劣,”并说这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了。

  当然,强调文明无优劣,并不意味着各文明无需改进了。尤其当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当各文明由于现代交通通讯革命而更多地互相交往时,每一文明都要调整自己以应付变化着的环境,都要从其它文明中吸取优秀的成分以改进自己。这也并不排除,在某一时期,某些文明有更多的地方值得他人学习,某些文明有更多的地方需要改进。但这样做的前提,是文明间的平等。

  

  三.四海之内,可结兄弟?

  

  在地球上有两个面积相仿的地域,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欧洲。它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如都发展出了非常灿烂的文明,都曾经对这个世界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但也有不同的地方。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一个基本上统一的文明,而欧洲直到今天还是分成许多个国家。这影响了中国与欧洲的不同的文化传统,各有利弊。那么,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在看待世界时有什么不同呢?

  对于这个问题,似乎不少中外学者有着相近的看法。如汤因比,梁漱溟,李约瑟,和李慎之等。他们将中国人对世界的传统看法称为“天下主义”(或“世界主义”),将欧洲人对世界的传统看法称为“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所谓“天下主义”,通俗点说,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所谓“民族主义”,就是“国家之内皆兄弟”,“国家之外有敌人”。何以如此呢?看一看历史,尤其是近代史就知道了。欧洲自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就没有再形成统一国家;直到近代之初,分散的小邦国才逐渐形成所谓“现代民族国家”;这些国家互相对峙并连年征伐。随着战争,武器技术在不断地改进;随着武器的改进,战争规模在不断增大。十六、七世纪,是一个欧洲战争不断的时期。民族国家至上的观念,使得战争更难避免;战争导致的流血和伤害,又使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国自秦统一以后,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刘邦,他在秦之后建立了汉朝,使人民逐渐地不再认为自己是齐国人、鲁国人或秦国人;又由于相对于周边地区中国相对地强大,也不存在与其它国家长期地对峙。在这之后,中国也是统一的时间多于分裂的时间。尤其到了近代明清之际,中国更是以统一的文明存在着。因此,中国人就更少与它民族对立的所谓民族情绪。

  只是到了近代以后,互相征伐的欧洲国家在战争中不断总结经验,使其军事组织与武器装备日臻先进。于是凭借其坚船利炮向外扩张,自然也打到中国这里来了。在这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天下主义”就抵挡不往“国家之外皆敌人”的“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更易唤起战斗热情,更易使一人群抱成一团,更能同仇敌忾地与异族人战斗;天下主义则分不清本族与异族,不知为何而战,所以就无法与民族主义抗衡。为了避免亡国灭种的厄运,近代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们,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不断大声疾呼,旨在改变国人对外来入侵漠然处之的态度,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政治领袖如孙中山,通过倡导三民主义,将民族主义纳入中国的主流文化中。由于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才免遭沦为日本殖民地的灾难,并在二战后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共和国。

  那么,“四海之内皆兄弟”不对吗?不是。这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区分本族与异族的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才是对人类有害的文化形态。但是人类文明经常处于一种非常奇怪的困境中,当你把别人当兄弟,别人却不把你当兄弟时,你就有可能沦为别人的奴隶。因此,在这时,你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暂时放弃“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想法,奠起民族主义的旗帜。但是,这绝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一个人与人互相戒备,国与国互相抗衡的世界,不是一个我们向往的世界。既然民族主义是中国人救亡的武器,中国在现代战国中的幸存、以及中国的重新崛起,就有着文化上的含义,即一个含有天下主义传统的文化保存了下来。在革除其华夏中心主义的弊端后,它或许会成为今天处于互相对抗状态的人类走向全球化的重要的精神资源。

  

  四.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道德含义

  

  自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包含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含义。所谓启蒙,就是向西方学习;所谓救亡,就是要免于亡国灭种,成为西方人的殖民地。一般认为这两者相辅相成,但它们在道德层次上又似乎包含着某种矛盾。如果西方是更文明的,它的文化足以使中国人在道德上脱胎换骨,为什么这种文化或文明要凭借坚船利炮亡他人之国,灭他人之种呢?换句话说,如果西方人是道德上更优越的王者之师,中国人何不箪食壶浆以迎来者,作它三百年殖民地呢?

  看一看近代史,我们就会对西方文明在道德上更优越的说法表示怀疑。我们很难将鸦片贸易与自由联系在一起,把治外法权和公正联系在一起,把不平等条约和平等联系在一起,把战争赔款和正义联系在一起,把恃强凌弱和博爱联系在一起,把坚船利炮和进步联系在一起。由自强、救亡和启蒙构成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其目的是在与西方列强的抗争中,保存、更新和复兴中华文明,而不是消灭她。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旨在“保国保种保教”;辛亥推翻帝制,因其不能抵御外侮;五四运动更直接起因于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正安排。从曾国藩到李大钊,无论是聘请西洋工匠制造坚船利炮,还是进行深刻的政治经济革命,都是为了“保卫中华名教”,“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大贡献。”中国人学西方,与其说因为它更道德,不如说因为它能在战争中取胜;中国人批判中华传统文化,与其说是因为它更不道德,不如说它导致了中国的军事失败。只是由于当时达尔文主义的传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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