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我们的自由到底在哪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08 次 更新时间:2011-01-11 12: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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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和  

  

  关于自由,其实我们一直不知就里。

  这可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历史文献中,关于自由的表述少之又少,以至于到了近年以来,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干脆以为中国在思想传承上就缺少自由观念,因此,中国历史中的人很少享有自由,中国当下的人很少人理解自由,就成为横贯历史和当下的社会现象。

  争论总是会有的!有人在中国古籍里能够找到各种对自由的阐释。比如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就是一种自由精神,“君子和而不同” ,更是一语中的,显示出古代中国人对自由的深刻理解。《大学》里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人生程序,也是很清楚的说明:中国人早就理解到社会结构的形成,是从个体建设逐步推进到群体的,所以余英时先生指出,“承认个体先于群体,实际上已涵摄了社会自由的意义在内”。

  不过余英时先生对于这样的自由思想史并不认可,他提出了精神自由的理念,为此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典籍里找到了一些关于自由的陈述。杜甫诗云:“送客逢春可自由” ,对春天来临,人如同草木一样自由生长的场景无限向往;王安石诗歌:“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 ;柳子厚诗云:“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 ;宋代僧人道潜也有提到自由:“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 。这些关于自由的抒情说辞,都是关乎心灵状态,让人想起某种无拘无束的超脱之感。

  孔子一辈子提倡道德自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应该算是站在个人的角度,划出了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之间的界限。可见,中国人有史以来就有自由观念,只是这种对自由的理解与世界的自由秩序相去甚远。所以余英时先生说,中国人在精神自由方面已经走得很远,但在社会自由方面却发展甚少。有人把这种精神领域的中国式自由称为“散漫的自由”、“一盘散沙的自由”。这种自由既不是人民自己争取来的人权,也不是统治者赐予的特权,而是松弛的社会组织与不完善的统治技术所遗留下的精神空隙。还是余英时说得好:“尽管它随时随地都存在,然而也随时随地都有丧失的可能。为什么呢?最根本的原因是它没有经过制度化,未能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之上”。

  胡适之一直往来于美国和中国之间,他是切身体会到了自由价值的少数人之一,但他对中国文化里缺少自由传统,尤其是缺少自由思想史的传统,很不服气。他承认中国历史上没有发展出民主的政治制度,但是他并不认为中国文化的土壤完全不适应民主、自由、人权的移植。由此,他说,“从墨翟、杨朱、到桓谭、王充,从范缜、傅奕、韩愈到李贽、颜元、、李塨,都可以说是为信仰自由奋斗的东方豪杰之士,很可能以他们的许多西方同志齐名比美。”为了给“不自由、毋宁死”的名言找到中国的根据,胡适甚至在范仲淹的《灵乌赋》中找到了两个优美的句子,这就是后来被众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列为座右铭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把这两句话极为认真地亲自书写在纸上,并且在晚年反复陈述,这是他最喜欢的政治格言,另外一条被他反复提到的句子则是,“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也是被写在了宣纸上。

  现在的问题在于,从孔子到每一个具体的中国人,从胡适之到余英时这样真正具有自由精神的中国式读书人,真的发现了作为一种世界秩序的自由传统吗?既然中国的思想史里有这么多关于自由的表述,为什么我们的国度,我们的生活却一直与自由相去甚远呢?为什么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当下,更多的时候,竟然是一些自由的敌人呢?

  熟悉美国历史的人们必然记得一个事实,真正代表美国自由精神的,不是那座坐落在纽约自由岛上高举火炬的自由女神,而是费城的自由钟。事实上自由女神是法国人送给美国人用来庆祝独立100年的一件礼物,而费城那座古老的大钟,则是早在1751年由美国人自己铸造。她甚至比美国1776年真正的独立要早25年,她是美国人奔向自由的进程中最醒目的里程碑。

  彼得·里尔巴克博士的《自由钟与美国精神》(黄剑波、高民贵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就是以自由钟为线索,系统介绍美国精神的著作。自由钟的创意,取自《圣经·利未记》25章10节,“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里尔巴克说,“美国秉承着上帝的这一信息,致力于在这个充斥着专制的世界里,将自由与世人共享,也正是这一点,使得美国和美国人显得如此与众不同。然而,美国人对于自由不懈的忠诚也使美国和美国的价值观成为人们憎恨和污蔑的对象”。这样的表述听上去让人热血沸腾!某种意义上,人类自由的历史似乎正在沿着这口自由的大钟展开,几百年过去了,虽然作为物质的自由钟已经破败,自由的钟声没有销声匿迹,相反,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却高涨,即使是封闭的朝鲜,即使是夜郎自大的中国,人们同样听到了自由的呼喊,人们甚至知道,只要你呼唤自由,美国的钟声就与你站在一起。

  这正是一个历史的客观描述,并一直影响到今天。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非洲,无论是中国,还是阿根廷,几乎所有有梦想,同时又有能力的人们,都会把美国当做他的目的之地。即使是那些对美国充满了怨恨的人们,事实上也可能在悄悄地自己的女人和孩子送到美国。美国到底好在哪里,本质意义上,正是在于这种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

  今天的美国,虽然还陷在金融危机之中,但谁都不能否认,她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在韦伯开创的宗教社会学学术传统背景下,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理性化程度,就是去魅的过程。可以说,面度美国叙事,曾经用在欧洲社会发展分析的各种形式的学术理论,统统失效,都不足以解释美国传统,因为这个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竟然有着最朴素的宗教性。很多去过美国考察的学者和官员,回来后很愿意用“美国是一个例外”的借口避而不谈美国,并由此认为美国的自由精神和国家制度建构,并不可以复制。

  某种意义上,这本《自由钟与美国精神》正在站在美国历史与现实中的信仰的维度来叙述美国。里尔巴克沿着两条路径展开:第一,对自由钟的创意、铸造、运送、破裂、敲响等历史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第二,对自由钟所承载的理念进行分析,也是美国在国际社会上各种内政、外交政策的要义所在。因此,里尔巴克博士所论述的自由钟的历史,同时也是自由理念的历史。

  这条信仰的路径是如此优美!自由钟是费城的象征,也是美国精神的象征。它见证了美国最重要的事件:为第一次宣读独立宣言而鸣响;为合众国宪法通过鸣响;为送富兰克林远赴英格兰,召集市民讨论英国颁布《糖税法案》和《印花税法案》鸣响;为华盛顿的逝世鸣响。

  如何理解“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句来自上帝的宣言,成为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挥之不去的思想课题。

  这个世界的终极秩序,一定是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的神学秩序,而不是人与人的比较建构。人和人是平等的关系,没有任何一个人以任何理由超越其他人之上,没有人可以自己认为自己是上帝,也没有人能够被其他的人推崇为上帝。我们的上帝不在地上,每个人都是仰望者,每个人都在尘埃里行走。这种在大地上的秩序,确保了自由首先是一种平行秩序,是一种由上帝亲自设计的人和人之间的秩序。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人他的内心结构中没有上帝的位置,那么他就很有可能一方面是上帝的僭越者,另一方面则是他人的践踏者。在一个本来有序的世界上,因为这样的人存在,我们的生活变得没有秩序,混乱成为世界的表象,自由成为奢侈品,甚至成为可笑之物。

  除了秩序意义,自由的另一个属性,则是她的普适价值。上帝说得如此坚决,如此彻底!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自由不仅仅属于美国,不仅仅属于以色列,也不仅仅属于欧洲,自由同样属于中国,属于朝鲜,属于这个蓝色的星球上的每一寸土地。我们的自由不是舶来品,我们的自由与生俱来,因为她是上帝的赐予。一切的居民,是的,自由不仅仅属于白人,不仅仅属于黑人,自由同样属于黄种人。皮肤的颜色与自由并不冲突,这个世界的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孩子。

  自由的意义竟然是如此高迈,如此宽广,这是很多中国人暂时无法理解的。很多时候,我们对自由的理解过于狭窄,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来界定自由的边界。由此,对自由的错误解释,导致我们画地为牢、盲目崇拜、忽略生命,拒绝平等。人和人之间似乎只有警惕与仇恨,我们的社会充满了纷争,我们变成了一群不会爱的人。

  最醒目的自由理论偏差可能就是毛泽东的檄文《反对自由主义》 。

  毛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主要表现,指出了自由主义的严重危害,说它是革命集体组织中的一种“腐蚀剂”,它“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 ;文章还分析了自由主义的来源,指出它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 。文章最后还号召全体党员和革命同志起来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文章后来成为延安“整风运动”和历次党内教育的重要学习文献,成为从思想上建设党的锐利武器和党员党性修养的座右铭,也成为大多数当代中国人理解自由的标准答案。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对自由的理解主要局限在精神领域的“散漫的自由”、“一盘散沙的自由”,而对社会自由,自由权利却没有进行最基本的思考。因此,接下来的历史事实就是:以反对自由主义的名义,剥夺每个人的自由权力,暴力和强权、否定一切的单元思维成为反对自由主义的主要逻辑,而沟通、多元、人的主体价值则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我们对自由的理解由此降低到泛政治的层面,并离普适性的自由文明价值越来越远。

  最醒目的自由行为偏差可能是文革时代的造反派行为。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学生袁素娥等人批斗校长卞仲耘,一群孩子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就将自己的校长关押,用带铁钉的木棍殴打,卞仲耘昏倒在厕所里,他们把冷水泼在校长的身上,并呵斥她装死。一些不了解文革,也不了解自由理念的人曾经认为,文革时代是中国人少有的自由时代。谬误就在这里,一方面,当时的学生们的确拥有“散漫的自由”、“一盘散沙的自由”,甚至拥有随意剥夺他人权利的自由,但同时,他们的所谓“自由”是以伤害他人为目标的,这样的自由,背离了爱这一基本的自由前提。

  这样的历史场景真是让人伤心,看来,如果没有对上帝的爱,我们对自由的理解就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粗暴,还要简单。有人听见自由二字便火冒三丈,有人则高举自由的幌子在那里胡作非为。有人把神圣的自由权利看成是无耻的自私自利,有人则又借用自由的价值,将国家、法制置于脑后。人们似乎总是站在几个极端的地方讲自由,要自由。所以罗兰夫人很生气地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那个让人悲伤的罗兰夫人,当她被绑架着推上断头台的时候,她终于知道自己其实是被弥漫在法国的自由革命情绪所杀,可是她并不知道,法国一直不是一个以神为荣耀的国度,法国人追求的自由,很多时候与上帝赐予给我们的自由相去甚远。因为法国人总是那么喜欢热血沸腾地破坏这个世界的秩序,总是以为自由只是一部分人的礼品,他们轻易用自己的自由扼杀了他人的自由,而最后的结果则是,自己的自由正走在通向死亡的路上。

  那么中国人呢,我们知道什么是自由吗?知道我们梦寐以求的自由到底在哪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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