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奥多·阿多诺:为什么宣传能奏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29 次 更新时间:2010-11-23 22:2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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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奥多·阿多诺   吴万伟    

  他是在从事培养强大民族的事业。

  《理想国》也记录了教育被用来削弱人们力量时的情况。柏拉图把独裁看作道德堕落。独裁者不过是人们灵魂的表现。柏拉图生活在雅典经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混乱年代,让人想起产生暴君的民族“要么是主人要么是奴隶,但决不会是朋友”。

  在柏拉图的作品中,独裁者有具体的面孔。暴君制造者推动削弱人们力量的欺骗性教育。他们称无政府状态是自由,忽略年长者的智慧,把浪费看作大方,把中庸和秩序看作庸俗,把克制看作缺乏男子汉气魄,把傲慢无礼当作有个性,把无耻当作勇气,把谦虚当作愚蠢。柏拉图把这种两面思考比作魔术师的骗人幻觉。在这种教育思想指导下,有才华的人都变成了自我毁灭者。

  暴君制造者也腐化了理性的发展。他们使用诡辩---不合逻辑但修辞上很有说服力的论证---诱惑人们放弃自由拥抱独裁。诡辩论者是尊重意见而不是真理的政治动物。

  在《理想国》中,独裁者有独特的行为方式。独裁者承诺取消债务,重新分配土地,可一旦上台后,所有的财富都流到他和亲信手中。独裁者使用海外战争的方式维持国内政权。独裁者使用戒严法压迫人民,同时宣称这样做是为了公民利益。他们从海外引进助手来推行不受民众欢迎的政策,但这些海外助手(柏拉图称为‘寄生虫’(drones)最容易成为国家的寄生虫。独裁者释放奴隶,把他们变成对付其他公民的奇袭部队。这种恐怖被柏拉图称为“奴隶独裁”。

  最重要的是,柏拉图说独裁者需要消灭那些有美德的公民。有美德的公民是强者,是独裁者权力的重大威胁。

  艺术具有教育作用,它使用文化指代物与人民交流。随着时间的推移,艺术也有改变人们基本价值观的力量。任何真正的革命运动必须拥有相应的艺术来强化这场革命。

  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写到,当群众的思想发生改变时,就会发生真正重要的事件。3 柏拉图认识到艺术风格、口吻和工具的改变将影响观看艺术的人的观念。新艺术影响文化,如果这种发展鼓励人们软弱,就会对人们产生破坏性影响。

  柏拉图想通过复兴雅典文化修补破碎的雅典体制。他想建立一个在多数时间都能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政府。他认识到只有得到众多农奴支持的强大的、高尚的军人才能有时间和条件制衡统治精英。柏拉图看到普遍的民主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不知情的民众的投票会排除那些有资源管理政治的人。在柏拉图看来,普遍民主是走向独裁的垫脚石。

  柏拉图希望确保遏制雅典的贪婪不会削弱军队中产阶级。他建议“集体生活”作为限制妒忌和内斗的手段。财富、妻子和孩子被看作该阶级的财产。

  亚里士多德看到这个建议的错误。他批评柏拉图在政治上的天真。所有权和独特性是让人们喜欢某个东西的本质。柏拉图的共同体中只能产生冷漠和冲突。但亚里士多德认为集体生活对农奴阶级是很好的,因为冲突不断使得他们更容易控制。4

  这些观察的综合是用艺术和教育控制民众。读者朋友,这是现在社会工程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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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epublic, Plato, 2004. Barnes & Noble. ISBN 9781593080976

  [2] What is Art?, Leo Tolstoy, 1996. Penguin Classics . ISBN 0140446427

  [3]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Gustave Le Bon, 2002. Dover Publications. ISBN 9780486419565

  [4] Politics, Aristotle, 1932. Translated by Arthur Rackham. Loeb Classical Library. ISBN 0674992911

  

  四、反向演奏音乐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社会观察显示可以用艺术和教育控制民众。1 亚里士多德还鼓吹工人阶级过集体生活,因为这种生活方式能引起冲突从而使得他们更容易被控制。2

  亚里士多德两千年前就对人性做出了基本的观察:所有权让人们关心物品。没有所有权就没有责任心。没有了对人和物的责任心,个人就变得软弱和孤立。3

  亚里士多德的观察让人们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新的认识。马克思、列宁、富兰克林·罗斯福都是受到良好教育的人,肯定清楚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那么他们推动群众集体生活的背后动机是什么呢?

  人道主义不是他们的动机,控制才是。

  在1942年,罗斯福创设了一个情报收集机构“战略服务处”。该机构是绕过陆军、海军和联邦调查局的现有情报渠道,专门为总统服务的间谍组织。该处和英国的军情六处具有密切的工作关系,其功能之一是宣传的开发和传播。1947年该处变成了中央情报局。

  战略服务处是罗斯福的大政府自大狂的分支。最终,罗斯福不得不将其行动分割开来,但电台宣传部(黑色行动)仍然在他掌控之下。4

  罗斯福是家境优越的社会主义者,并得到纽约的强大支持。罗斯福希望有一个像英国那样好的宣传部门,但同时应该能反映他的思想感情。他雇佣了一帮位于法兰克福的共产主义者思想库“社会研究院”的难民知识分子。他们现在普遍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由富裕中产阶级专家组成的,他们曾经从魏玛德国的衰落中获益。有些人积极参加和领导了社会民主党运动,但所有人都对德国的社会主义不像列宁及其同志设想的那样激进而感到失望。法兰克福知识分子(以下简称法兰克福人)指责西方文化给德国无产阶级洗脑了,使得他们没有办法起来造反。

  法兰克福人的痛苦还有其他理由。布尔什维克因为得到纽约和德国合作者的支持能够在俄国巩固其权力。6 法兰克福人支持列宁的努力。列宁的旧部(布尔什维克)在1236年失掉了权力,斯大林把他们从克里姆林宫中清洗出去。法兰克福人需要得分,所以很高兴帮助罗斯福的社会再教育运动。

  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是被称为“批判理论”的攻击西方文化的宣传风格。该理论是对逻辑和理性的否定。反对法兰克福政治信息的东西都是“非逻辑的”,使用理性和分析就是思想压迫。7 西方人坏,其他人好。

  当然,“批判理论”不是思想运动,而是完全遵循古斯塔夫·勒庞对群体控制的观察的宣传运动。法兰克福人不是求助于理性来证实所发表的信息,而是不断重复这些信息,等待群众高呼“西方文化必须滚蛋”的口号。8

  法兰克福人也是萨德的学生。他们推动把弗洛伊德理论应用在阶级上,把性引进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中。他们鼓吹性倒错的行为作为转移家庭生活“压迫”和婚姻模式‘剥削’的方式。西方文化,欧洲遗产-欧洲人是地球上人类苦难的根源,唯一的解脱是人人都变成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萨摩亚人。

  法兰克福人的观点是亚里士多德、勒庞和萨德的大杂烩,以一种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相反的方式腐化西方人,使其去道德化。法兰克福人及其后裔是在反向演奏音乐。

  这种倒退的完美例子是赫伯特·马尔库塞(法兰克福学派核心成员和战略服务处工作人员)使用了柏拉图的“奴隶暴君”的观点。柏拉图看到“奴隶暴君”是最终的欺骗,类似于弑亲:暴君释放奴隶,然后利用他们压迫自己的人民,那些把暴君送上台的人。

  马尔库塞掉转枪头对准“奴隶暴君”的观点。在马尔库塞看来,西方文化被一帮想和自己的母亲睡觉并杀死压迫他们的父亲(弑亲)的孩子发现的。这些孩子因为内疚重新确立了父亲的专制地位,结果就是欧洲人。马尔库塞预测西方暴君将在一个宣泄的事件中被摧毁: 少数民族和妇女将起来造反,摧毁西方文化,从逻辑和理性中解放出来,创建一个模糊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将由法兰克福知识分子来领导。马尔库塞称这种“宣泄”是“受压迫者的回归”。

  罗斯福聘用了几个法兰克福人组建了长期稳定的宣传队伍,按照国际社会主义路线重新教育欧洲和美国。战略服务处和中央情报局的资源都被利用来在全世界传播这个真正革命性的但在道德上虚弱的信息。

  法兰克福人对基本信息总是保持准确,但是根据谁提供资金支持,相应改变语言和范围。

  在三十年代的欧洲,他们得到阿根廷粮食商人的儿子费里克斯·韦尔(Felix Weil)的支持。此人的支持枯竭以后,法兰克福人变得迫切需要资金支持。

  到了1938年,大部分法兰克福人被迫来到美国。他们得到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支持,最后得到罗斯福和后来的中央情报局的支持。

  法兰克福的信息合成暴露了他们的真实理想。

  在三十年代,法兰克福人认识到家庭作为个人和权威国家的影响之间的障碍的作用。9 他们注意到父亲在经济地位上的重要性降低导致儿子从国家身上寻求权威。法兰克福人看到这是危险的情景,因为这似乎不会导致他们渴望的社会主义的出现。

  来到美国后,法兰克福人认识到罗斯福是个与他们志趣相投的人,革命对他们的事业来说是有害的。宣传的重点发生改变:现在法兰克福人宣称霸道家庭塑造权威人格。法兰克福人建议政府采取措施,教育孩子们要学会“宽容”10。来美国后,马尔库塞全身心地拥抱“物化”,通过道德堕落使人孤立,坚定地认为这是进入乌托邦的垫脚石。11

  在30年代,法兰克福人研究了什么人可能支持社会主义事业。社会主义积极分子拥有“革命”人格。政治上右翼的受访者是“权威人格”,中间派人士是“矛盾人格”。12

  在美国,在被称为“偏见研究”的著作为新读者对人格类型进行了修改。(这套丛书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马尔库塞在位战略服务处工作期间所写,不过由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付钱)现在,法兰克福人这样描述“民主”人格:与家庭或种族群体的纽带薄弱,对偏离常规的行为保持宽容。新政支持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被认为“民主”色彩更浓厚。反对罗斯福政府观点、强烈依附家庭、或关心性道德的人成为“反民主”的人,即亲法西斯分子。不是教育民众成为革命者,法兰克福人想教育美国人更“宽容”和更孤立。13

  在欧洲,法兰克福人排斥理性、科学、数字分析和形式逻辑,把它们视为压迫性的西方文化工具。只有在帮助霍克海默等人所鼓吹的社会革命情况下,这些工具才能成为“好东西”。14

  当法兰克福人开始为罗斯福工作时,修改了自己的信息:科学现在被用来证明任何反对罗斯福观点的人都是法西斯主义者。《偏见研究》试图使用“科学”方法和数字分析来证明头脑简单的道德政治学的可靠性[15]。结果是伪科学,但具有更高的宣传价值。

  关于法兰克福学派、战略服务处、中央情报局合作的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们的著作如何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及海外的冷战宣传努力。

  中央情报局最大最著名的行动是在“文化自由大会”旗帜下组织起来的杂志和会议的国际网络。16 该大会在1950年到1967年由麦可·乔塞尔森(Michael Josselson)在麦尔文·拉斯基(Melvin Lasky)和尼古拉斯·那伯柯夫(Nicolas Nabokov)的帮助下组织成立。这三人组合宣传政治上‘左派的’或者社会主义的音乐、写作和视觉艺术但坚决反对斯大林。该大会遵循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品味,其领导成员在1942-43年加入了战略服务处(现在不清楚法兰克福人什么时间停止为‘黑色行动’工作的,如果曾停止的话。)

  1949年,在文化自由大会具有吸引力的时候,负责德国事务的美国高级专员和中情局特务约翰·麦克洛伊(John McCloy)在法兰克福大学为霍克海默安排了一次特别讲座。霍克海默写到,在监督美国反偏见工程对德国产生的影响上,法兰克福的前哨基地是必要的。17 在1950年,麦克洛伊资金支持重建法兰克福社会科学研究院,领导人就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

  法兰克福艺术观的原则之一是和谐和美与西方社会格格不入。18 因此,任何真正的艺术必须表达冲突和丑陋的东西。19 勋伯格的破碎音乐和毕加索故意扭曲的绘画被认为是真正艺术的最好例子。表现主义(20世纪)也属于这个类别。20

  文化自由大会资助了保持法兰克福理想的作品。在艺术节上展现的艺术家名字读起来就像细目清单,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看到了革命的潜力:勋伯格、欣德米特(Hindemith)和阿班贝尔格(Alban Berg)在1952年巴黎的‘20世纪大师’作品艺术节上被获得“最高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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