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明:经验基础与知识确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9 次 更新时间:2010-10-10 23: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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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明  

  仅当感性经验状态具有概念的内容,它们才能为经验信念提供理由。

  由上可见,布鲁尔是从感性经验要作为判断与推论的理由的角度,来论证其具有概念的内容的。这一论证说来很简单,就是理由不能不表现为概念的形式,因而感性经验必定是概念的,否则判断与推理都无从进行。简言之,他是从感性经验不能不具有概念的形式,来反推它由此具有概念内容的。

  相反对的观点,即否认感性知觉具有概念内容,可以罗素为代表。在《哲学问题》一书里,罗素以直接感知的“现象”与可通过语词、概念来描述的“客体”的区别为基础,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知识,即“亲知的知识”(knowledge by acquaintance)与“描述的知识”(Knowledge by description)。“描述的知识”是有关客体的,它是非直接的认识,人们可以凭借描述而对从未经验过的事物具有知识。这种知识不仅可以通过对殊相的描述来获得,如通过“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这一描述来认识俾士麦其人,而且甚至可以脱离殊相、仅通过对共相的描述,如“最长寿的人”来认识某人,虽然由于对这个人我们没有亲知而不能作出判断。亲知的知识则相反,它所面对的乃是构成事物的现象的“感性材料”,如我所看到的桌子的现象——它的颜色、形状、硬度等等。这种对事物现象的感知是直接的、不经过任何推论过程或有关真理的知识的中介。这种亲知的知识的一个特点,在罗素看来是它的不可怀疑性。他写道,怀疑是否这里有一张桌子存在,这是可能的;但若要怀疑有关这一桌子的感性材料,却是不可能的。不难看出,罗素是主张感性知觉具有一种自我确证性的,因为在对它的感知中包含了它的不可怀疑性。由于亲知的这种性质,因此罗素认为它构成我们一切知识,包括有关事物的知识与真理的知识的“基础”。

  这里,对于我们的论题来说重要的是,罗素的这一“亲知的知识”乃是前概念的,没有概念内容的,属于非命题的知识。按照威廉斯(Michael Williams)的说法,这样的观念是很难解释的。既然是知识,又如何能够是“非命题的”?假如这种知识的内容不是概念的内容,那它又是什么?塞拉斯把这一问题表述为一个二难问题:如果我们对感性材料的亲知是非概念的,那么这种觉知(awareness)就无法作为基本信念的理由,亦即非概念的东西无法为基本信念提供逻辑上的确证;反之,如果它是某种形式的命题知识,那我们就只不过是在老调重弹,又回到那种本来需要回答的什么是认识的基础的问题。

  与上述感性经验状态是否具有概念内容问题有关的另一问题是,感觉与信念之间是否具有逻辑的关系?哲学家们一般肯定它们之间存在因果的关系,但却否认有着逻辑的关系。这涉及到知识确证论的一个根本问题。假如感觉经验与信念之间并不存在逻辑的关系,那么前者如何作为证据或理由来确证后者?显然,不能认定这种逻辑关系的存在将导致与经验科学认识的矛盾,因为经验科学认识乃是建立在感觉经验基础上的,是以感觉经验为依据的。因此,这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这方面的知识确证理论,寻求一种合适的解释。

  较早提出这一感觉与信念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是戴维森。他对此持的是一种否定性的观点,认为这一关系不能是逻辑的,因为感觉既不是信念,也不是其他的命题态度;它只能是一种因果的关系,也就是说,感觉乃是引起某种信念产生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确证被认定是属于逻辑的关系,那么它就只能是信念系统之间的事情。例如,我看见桌子上有一杯水,这可能引起我相信桌子上有一杯水,但是它却不能蕴含或确证“桌子上有一杯水”这个命题。这意味着经验在知识确证中不起作用,因为感觉经验与某人的信念之间虽然能够具有因果关系,但却不能有逻辑的关系。假如认为某种信念能够被其他信念之外的东西所确证,这种想法只不过是缘于对确证与因果关系的混淆。这样,任何试图通过感觉经验来确证某一信念的作法,都变成不可行的。

  假如感觉经验果真无法确证信念,其结果是在经验与信念之间产生出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知识的源泉与知识的确证两者就会被隔绝开来。这就产生了这么一种吊诡的情况,感觉经验能够为信念提供来源,但却无法为之提供确证;而要论证它能够提供这种确证,却又得在理论上消除这一关系的性质(因果的或逻辑的)问题的障碍。

  波普在此问题上另辟蹊径,他抛弃了传统的经验证实理论,转而从科学理论或假设的“检验”(即“证伪”)方面来解决问题。波普在这一问题上的立论的前提,同样是上述的感觉经验与基础信念(他称之为“基础陈述”,即“断言在空间和时间的一定的个别区域里一个可观察事件正在发生的陈述”,[11]如“在k地,有一只猎狗”)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且他同样采取戴维森式的立场,将感觉与信念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因果的,而不是逻辑的。同理,由于这一关系不能是逻辑的,所以感觉经验无法确证我们的命题,即使对于他所谓的仅仅表现为“单称存在陈述”的基础陈述也是如此。在波普看来,感觉经验只能在我们是否接受或拒绝某一信念的“决定”过程中起作用。感觉经验之所以能够起这种作用,是由于它与我们作出这样的决定之间具有因果联系,这即是波普所说的“经验能够推动一个决定,因而推动对一个陈述的接受和拒绝,但是基础陈述不能被经验证明”的意思。这一对于经验的接受或拒绝所作出的“决定”,在波普看来,乃是科学发现的逻辑的“根本要素”。他的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基本主张是,科学理论或假设并非通过经验来证实,而是通过经验来检验(证伪)的。在这一过程中,根本的因素是人们对是否接受描述着时空经验事件的基础陈述作出“决定”。就此,他写道,“从逻辑的观点看来,理论的检验依靠基础陈述,而基础陈述的接受或拒绝则依靠我们的决定。因此,解决理论的命运的是决定。” [12]

  这里,就我们的论题来说,重要的是为什么波普认为基础陈述不能为经验所确证?他给出的理由是,虽然只有观察能给我们“关于事实的知识,”但归纳逻辑却不能够作为一种科学发现的逻辑,因为从单称命题中推出全称命题的正确性是无法证明的。就后者而言,波普指出,科学理论或假设命题中“出现的普遍概念不能和任何特殊的知觉经验发生相互关系”,甚至像“这里有一玻璃杯水”这样的基本陈述也不能为任何观察经验所证实,因为该命题也使用了诸如“玻璃杯”与“水”这样的普遍概念,而普遍的概念是“不能还原为经验类”的,因为它们本身就不能由经验所组成;对于经验者来说,任何个别的直接经验的发生、“直接所与”只能有独一无二的一次,[13]这与普遍的概念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就像从个别中推不出普遍一样,反过来从普遍中也无法还原为个别。可以看出,波普有关观察经验与基础陈述之间关系的立论的根据,不仅是建立在因果的与逻辑的关系之不同的基础上,而且还建立在感觉经验的个别性与理论或假说的普遍性的区别之上。这一区别使得波普一再断言“基础陈述是不可证成的”,而这一点正是事关基础主义的命脉所在。

  上面我们看到,不论是戴维森还是波普,他们的一致主张都是将经验与信念(命题、陈述)两者区分开来,否认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从而排除了用感觉经验来确证基础信念的可能性。与此相反,另一些哲学家采取了一种与此不同的解释方式,试图在知识论上解释这种确证的可能性。这里我们先来看看苏珊·哈克的有关思想。

  哈克这方面的基本思想是将经验的因果因素与逻辑因素结合起来,认为惟有这样才能允许经验与确证相关。她提出一种“感觉-内省论”(即把确证看作是依赖于感觉证据或内省证据)的“基础一致论”(foundherentism)[14],将经验确证解释为既是因果的、同时也是逻辑的,并论证这两个方面是如何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为此,哈克通过区分出“信念状态”与“信念内容”的不同,来寻得问题的解决。所谓“信念状态”,指的是“某人相信某种东西”。[15]哈克同样认为,信念状态与该认识者的经验之间,能够有因果关系;正是感觉经验使得认识者相信某种情况,由此形成他的相关信念状态。所谓“信念内容”,指“某人所相信的东西”,即某种“经验内容”,它表现为某个“命题”。这里,哈克与戴维森、波普等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她认为由于这种信念内容表现为命题,因此它与其他的信念内容之间能够有逻辑的关系。哈克以这样的解释来回应逻辑关系必须存在于命题之间的要求。通过做出“信念状态”与“信念内容”的区分,她给出的结论是:“惟有把逻辑的因素与因果的因素结合起来说明,才能够允许经验与确证相干”。[16]不过虽然如此,她在处理上采用的却是绕道而行的方法。她质疑用“逻辑的”这一用语来刻画经验与信念之间的关系的恰当性,诘问这是否是一个“适当的词”。因为确证在她看来除了因果性的因素之外,另一个因素实际上是“评价性的”因素,而非逻辑的因素。因而她最终以“评价的”因素来取代“逻辑的”因素,作为对感觉经验与信念之间关系的新解释。

  因果性与评价性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哈克把它表述为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因果性的,由此建立起知觉状态与信念之间的联系;第二个是把这种知觉状态(经验状态)刻画为由特定的语句和命题组成的“证据”;第三个、也即最后一个是评价性的步骤,它通过对该证据“有多好”做出评价(刻画),来完成对认识主体的某一信念是在多大程度上被确证做出辨明。也就是说,哈克把确证看作是“程度性的”,它意味着信念的相关证据有多好,它就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确证。

  这里我们看到,哈克通过将确证的逻辑因素转换为评价因素,来解决知觉经验对信念的确证问题。这一转换提出了确证的另一个方面,即知觉经验作为证据本身所具有的证据性如何的问题,但却不能说是对原有问题的解决,因为它毕竟不是正面地来对待问题。与此不同,麦克道威尔基于塞拉斯的“理性的逻辑空间”的概念,不仅试图在知识论的意义上,而且将他所认为的现代哲学所忧虑的“心灵与世界”关系问题,也归结到“理性的逻辑空间”与“自然关联的逻辑空间”这两种力量的对立关系上来解决,前者强调的是由概念网络组成的“经验法庭”对经验世界作出决定,而后者则强调依靠一种本然的印象来对经验进行描述,它是自然科学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逻辑空间。

  麦克道威尔这方面的基本思路是采纳康德有关认识乃是具有自发性、主动性的知性,与具有被动感知性的感性相结合的思想,并且引进塞拉斯的“理性的逻辑空间”的概念,把它诠释为一种通过其他事物的“根据”或“理由”来获得理解的正确性或合理性的结构,以之来替换康德的“自我”色彩浓厚的知性概念,突出理性主体所具有的 “概念性能力网络”的“动态系统”的性质。[17]经验被看作是一种把感受性和自发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状态或者事件。由于概念性能力在这样的事件中发挥作用,因此麦克道威尔认定它们已经具备了概念性内容。这样,经验内容如何可能的问题,也就通过经验与概念性能力的关系、进而得出“必定与判断具有理性的关系”这一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回答。麦克道威尔就此作出的简单论证是,“我们所理解的事物是如此这般的。事物是如此这般的就是经验的内容,而它也可以作为判断的内容。因此它是概念性内容”。[18]不过这样的解答显然是非分析的、过于简单的,因为它给出的仅仅是在经验的内容、判断的内容与概念性内容三者之间划了等号,但原有的问题依然存在。

  对于所与论的神话,麦克道威尔基本上站在塞拉斯的立场上,把所与论的实质归结为对存在着某种超出概念领域的“终极基础”的肯定,“单纯的呈现”而告终。[19] 麦克道威尔将塞拉斯的“理性的逻辑空间”作为一个思想对感性知觉进行决定的“中介物”,力图从理由、根据、思想的作用等角度,来说明被动的感受性离不开主动性的知性,经验乃是我们通过概念性的能力所实现的“感觉的自然的现实化”。[20]为了论证不存在孤立的知觉所与,他甚至把维特根斯坦的“私人语言”论证,也解释为是对所与的拒斥。并且如上面所说的,他把摆脱所与论与融贯论两者的对立问题,上升到“心灵与世界”的关系这一“元哲学”的层面,加重了所与论问题本身的分量。

  

  三 “证据”意义上的经验基础

  

  上面我们看到,经验“所与”之所以被看作能够为确证提供基础,在于它们被认为具有作为经验基础的直接性、独立性与可靠性。而对所与论的批评,则集中在揭示所与的非直接性、非独立性,从而也不具有可靠性上。这里的“直接性”与否,涉及到的是知觉经验是否具有概念的内容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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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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