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飞涛 李晓萍:中国式产业政策的取向与根本缺陷——中国产业政策批判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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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飞涛   李晓萍  

  因为“正确”选择所获取的知识只有在市场的竞争过程中才能产生和获得,其中分散的私人的信息是不能加总的、统计和用于经济计算的[vii].我国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更多地表现为对各产业内特定技术、产品、工艺、特定企业和产业组织形态的选择和扶持,这种产业政策面临更加复杂和困难的知识问题,更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选择;这种产业政策模式赋予政策部门过多直接干预市场与分配资源的权力,这种模式下,政策部门更加难以避免强大利益集团的游说与影响,也更加难以避免政策部门把产业政策作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手段。

  3.规模经济与有效竞争理论作为产业组织政策的依据是并不充分的,试图通过限制进入、限制竞争、扶持大企业的方式推动集中进而提高市场效率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有效竞争理论相违背的,是对有效竞争理论的误读。在钢铁、汽车等行业中,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是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些行业,所谓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主要指的是培育大规模企业和提高市场集中度,这类政策多以实现所谓的规模经济和有效竞争为依据。这类政策多强调中国的企业相对于国外大企业相比,企业规模过小,不能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并认为中国企业相对于国外大企业竞争力上的差距主要是因为中国企业规模过小。

  日本学者鹤田俊正在《日本的产业政策》一书中就曾指出:与别国比较企业规模的大小,完全没有什么经济学意义;企业规模,应该是在社会分工广泛发展的过程中,适应市场的性质而确定的。鹤田俊正还进一步指出,忽视市场的特殊性一味追求扩大企业规模,反而有可能出现大规模企业缺乏经济效益的现象。由于发展阶段不同、生产体系不同、资源禀赋差异不同,相同的产业中中国企业和欧美企业生产曲线并不一样,加上企业制度不同、管理水平上的差异,克服X-非效率的程度也不一样,都会使不同国家在最优生产规模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中国企业相对较小并不一定处于劣势。从政策本身来看,虽然一再强调钢铁、汽车行业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性,但是政策部门从未对两个行业的实际规模经济情况进行全面深入的实际研究,而从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实证文献来看,并不存在所谓的显著规模经济性:焦国华、江飞涛(2007)、焦国华(2009)和刘其安(2009)的通过严谨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钢铁工业企业不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何元贵(2009)的博士论文采用多种方法对汽车工业企业的规模经济性进行严谨的实证研究,其研究表明中国汽车工业并不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性。

  从近年来钢铁、汽车产业一系列的政策文件来看,政策部门始终认为国内企业与主要国际企业在效率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企业规模。实际上,主要国际企业都是从小规模企业经过长期提高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产品竞争力,在不断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的过程中成长为大规模企业的。国内政策部门和部分学界人士探讨这种政策的合理性时,往往以日本在钢铁和汽车产业实施同类政策的成功为依据,而这一依据根本站不住脚。在1970年八幡制铁和富士制铁合并为新日本制铁之前,日本钢铁企业在生产规模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就已经具有比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八幡制铁和富士制铁)合并后虽然降低了出口价格,但提高了国内市场价格,扭曲了市场机制,负作用比较大(小宫隆太郎,1988)。1961年,日本通产省提出从1963年起将国内8家汽车制造厂改组为大批量车、特种车、微型车三大集团,并禁止其他企业进入汽车行业。但是,这一“集团化构想”遭到了除丰田和日产所有汽车厂家的强烈反对,本田公司更是不顾通产省的极力反对而执意进入汽车生产,随着其它新企业的加入,日本的汽车企业数目一度达到20多家,通产省“集团化构想”最后不了了之。1963年3月,通产省向国会提交一份《特定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案》,制定在轿车、特殊钢、石油化学三个产业实行企业合并和生产专门化、集中化政策,并试图以国会立法的形式保证政策有效推行,结果引起企业界的强烈反对,三次被国会否决成为废案。日本汽车产业的成功,与其说是日本产业组织政策的成功,不如说正是由于产业组织政策失效使日本汽车产业获得了自由发展的空间,日本汽车企业在产品质量、生产效率和新产品开发上展开激烈的竞争,正是这种激烈的竞争造就了日本汽车产业的成功。

  需要指出的是,在产业发展阶段,日本的汽车企业和钢铁企业规模尚小时,就表现出强烈的技术改进和创新的倾向,而在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政策部门却将本国技术能力和创新意愿的不足归结于企业规模过小,实际上是为政策失误和被扶持大企业的无能编造规模神话(路风,2005)。

  以提高市场集中度为政策目标,其依据主要为有效竞争理论,认为分散型的市场结构是低效率的,松散型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才是有效率的市场结构,政策应当以形成这种集中的市场结构为目标,而实际上这是对有效竞争理论的误读。

  克拉克(Clark )在其1961年的著作Competition as a Dynamic Process提出了有效竞争(effective competition )的概念[viii],克拉克认为有效竞争就是由“突进行动”和“追踪反应”这两个阶段构成的一个无止境的动态竞争过程,其前提是竞争因素的不完全性,其结果是实现了技术进步。克拉克认为,竞争过程中在一段可以自由竞争的时间存在垄断的市场地位是必要和合理的。克拉克的有效竞争理论实际上区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垄断现象,一种是严格意义上非效率垄断,它是由企业间相互勾结串通来协调市场行为,或者依靠独占以及行政干预等因素形成的市场权力。另一种是效率垄断,它是由于在自由竞争中少数企业创新形成的市场优先地位,它可以使创新企业获得优先利润,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垄断地位。但它不是长期不变的,随着模仿过程的普遍化,原有的垄断地位也会随之消失。竞争政策的目标不应该针对消除这种效率垄断,有效竞争理论反对干预市场结构,也从未简单认为垄断竞争就是有效的市场结构。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政策实际上是扭曲有效竞争理论,将自由竞争下的效率垄断与行政干预下形成的垄断相提并论,忽略了两者本质性区别,通过行政管制、政策干预形成的垄断在动态效率和静态的配置效率上都是缺乏的。

  以提高市场集中度为目标的政策,实际上将市场结构与产业绩效简单对应起来。市场是一个争胜竞争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因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不可分的经济系统,它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将市场结构与市场结果简单联系是不合适的。只要不存在政府人为设置的进入壁垒与限制竞争,争胜竞争过程中内生的市场结构就是由效率的。此外,与发达国家比较市场集中度来判断我国某一产业市场结构是否合理的做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发达国家的大部分产业是通过长期竞争形成目前的市场结构。而改革开放后,我国许多产业都重新迎来了高速发展周期,低集中度和集中度不断降低是这一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各国市场规模不同、采用技术上的差异等都会造成同一产业市场集中度在不同国家存在很大的差异。以发达国家的市场结构作为产业组织政策的目标和依据都是非常不合适的。

  4.把熊彼特假说作为“以限制竞争、限制进入造就大企业和推动集中的方式来促进技术创新”政策的依据,完全是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误读。在前文中已经提到,中国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通过限制竞争、保护政策部门选择的特定在位企业,以打造大规模企业、提高集中度,这项政策将熊彼特假说作为其重要的理论依据。熊彼特(Schumpeter,1912,中文版,1990)提出“企业规模的增加,创新相应增长;创新随着市场的集中而增加”的假说。其后,熊彼特(Schumpeter,1942,中文版,1999)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更加强调了大企业对创新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认为大企业在研发费用的投入、研发风险的承担、对创新成果所得的控制力等方面具有小企业无法企及的优势。中国产业政策部门据此认为,通过限制竞争的方式培育大企业可以促进产业的技术创新。

  然而熊彼特假说从提出起,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论。Arrow (1962)对竞争和垄断这两种不同市场结构下创新激励问题所采用的模型分析,证明了竞争性市场结构比垄断的市场结构具有更强的创新动力。熊彼特假说和阿罗模型两种截然相反观点之间的争论持续半个世纪,后续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各有支持者。这些理论研究基于不同的理论模型和假定条件,而实证研究结论又依赖于数据样本、计量方法以及创新和市场结构的衡量指标,因而市场结构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均不能用一个简单化的结论来回答(吴延兵,2007)。因而,熊彼特假说作为限制竞争性产业组织政策的理论依据是并不坚实的。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熊彼特假说中隐含了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其假说中的市场是自由进入的市场,不存在行政性进入壁垒;其中的大企业和垄断市场结构是内生的,垄断企业的规模和市场地位是其在之前的自由竞争中不断创新和提高效率的结果(其在实现程序创新方面的经验积累优势正是来源于此)。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熊彼特才会认为,垄断受到的竞争压力一点也不少,而且垄断本身就成为竞争的来源和方式。也只有在这一重要前提下,“垄断地位,特别是制造业中一般地不能高枕无忧。由于垄断地位能够设法挣得,所以只有用警惕和精力才能保持它(熊彼特,1999:170-171)。”熊彼特(1999)一再指出,大企业大力推动技术进步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为了保持自身地位不被侵占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即大企业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动力很大部分来源于市场竞争的压力。

  熊彼特所提到的市场竞争,不只包括市场内的竞争(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还包括围绕进入市场而展开的竞争(competition for the market)。熊彼特强调后一种竞争在(内生)垄断市场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正是这种竞争迫使垄断企业不断创新,“这种竞争不但在它存在时其作用,而且在它还仅仅是一种永远存在的威胁时也起作用(熊彼特,1999:149)”。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实际上是严格区分了内生的效率垄断和行政性的垄断,即便在熊彼特看来,行政性垄断严重抑制竞争和创新,并导致市场低效率。

  而在中国的产业政策中,试图通过严格限制进入、限制竞争培育大企业和提高集中度来促进创新。这会使得被选定扶持的大企业既缺乏来自市场内的竞争压力,又不用面对潜在进入所形成的竞争压力,从而丧失创新的动力,并且强烈抑制中小企业和潜在进入企业的创新意愿和创新活动。限制竞争以促进创新的政策还将直接导致行政性垄断,导致整个产业无论在静态效率还是动态效率上都长期低下。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以熊彼特假说作为限制竞争政策的理论依据,实际上是对熊彼特关于创新理论的刻意扭曲,是对熊彼特假说断章取义和机械的理解。

  (二)抑制产能过剩政策的依据与缺陷

  1.目前政策的依据及理论缺陷

  21世纪以来,政策部门采取以行业准入、项目的行政审批、贷款和土地的行政审批、带有强制性的目录指导、强制淘汰等直接干预手段抑制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以“市场失灵”解释“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理论观点,则是上述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将“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形成机理解释成“市场失灵”主要有四种理论观点,这些理论均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并不能严谨合理地解释“重复建设”的形成机理(江飞涛、曹建海,2009):

  (1)低集中度的市场结构导致产能过剩与重复建设。持这类观点的学者,多误读了贝恩(Bain,1959)、鹤田俊正(1988)关于过度竞争问题的相关论述,也误读了克拉克(Clark ,1961)的有效竞争理论,在论证上缺乏严密的理论逻辑。

  (2)杨蕙馨(2000,2004)、牛桂敏(2001)等人认为,行业低进入壁垒和高退出壁垒的结构性特征导致产能过剩与重复建设。这种观点面临的理论和逻辑上的矛盾,就在于退出障碍就是一种进入障碍(Caves and Porter,1977;Gilbert,1989;Caves ,1998),高的退出壁垒将会导致高的进入壁垒,低进入壁垒和高退出壁垒无法并存(李伟,2006)。

  (3)以自由进入的企业数目可能会大于社会福利最大化情况下的企业数目(即过度进入定理)解释过度竞争或重复建设(Kotaro Suzumura and KazuharuKiyono,(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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