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楷:论三角诈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15 次 更新时间:2010-07-20 15: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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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楷 (进入专栏)  

  如后所述,本文也赞成这一观点。

  在我国,诉讼诈骗已经不是罕见现象,而且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但对诉讼诈骗能否以诈骗罪论处,理论上与实践上都存在不同看法,下面逐一进行分析。

  第一种观点认为,诉讼诈骗行为不成立诈骗罪,也不成立其他犯罪,主要理由在于诉讼诈骗的故意、行为与客体都不符合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首先,诈骗罪是直接故意犯罪,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诉讼诈骗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不符合这一要件。其次,“诈骗罪的犯罪人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使对方产生错觉,信以为真。从而‘自愿地’交出财物。而诉讼欺诈的对象不是对方(被害人)而是法院,法院判决对方败诉,交出财产时,对方也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系慑于法律威严之故。”最后,“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财产所有权,合同诈骗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市场经济秩序和财产所有权。诉讼欺诈侵犯的客体是民事诉讼的正常秩序。”结论是,诉讼诈骗行为虽然“危害程度绝不亚于诈骗犯罪,但从犯罪构成理论分析并不构成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由于没有相应条款加以刑事处罚,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只能按无罪处理。”

  但是,上述三个方面的理由难以成立。首先,行为人实施诉讼诈骗行为时,是为了通过民事诉讼非法取得他人财物,其主观上当然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使他人财产遭受损失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所以具有诈骗罪的直接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诚然,“诉讼欺诈必须经过诉讼这一特定阶段才能实现其非法企图。由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不同,发生的诉讼阶段不同,当事人伪造证据的动机也多种多样,且伪造的证据要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经对方当事人的质证。能否得逞,最后取决于法官的认定。”但是,这一特点并不能成为否认诉讼诈骗行为人的直接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的理由。

  其次,将“行为人直接欺骗被害人并且由被害人处分财产”作为诈骗罪的客观要件,存在许多问题:(1)过于夸大三角诈骗与二者间诈骗的区别。虽然被害人交付财产是被迫的结果而不是被骗的结果,但如前所述,法院是具有权限的财产处分人,而法院之所以处分被害人的财产,是行为人的欺骗行为所致。这与二者间诈骗只是表现形式有异,客观构造(欺骗行为——认识错误——处分财产)完全相同。(2)将诈骗罪限定为二者间诈骗,进而将三角诈骗排除在诈骗之外,缺乏法律根据,因为刑法并没有要求受骗人与被害人为同一人。换言之,只要对刑法有关诈骗罪的规定进行文理解释,就不可能将三角诈骗排除在外。(3)上述观点不当地将有限的事实强加于刑法规范。诚然,通常的诈骗都是行为人直接欺骗被害人并且由被害人处分财产,可这只是有限的事实或者说只是部分诈骗犯罪事实,而不是刑法规范。解释者不能将自己所知的部分事实强加于法律条文,认为法律条文所规定的就是自己所知的部分事实。既然刑法规范完全包含了诉讼诈骗,现实中的诉讼诈骗也需要刑法规制,就没有理由将诉讼诈骗排除在诈骗罪之外。

  最后,认为诉讼诈骗没有侵犯他人财产,并不符合事实。或许可以认为诉讼诈骗行为同时侵犯了民事诉讼的正常秩序,但当其行为使被害人不得不转移财产时,就侵害了被害人的财产;即使行为没有得逞,也威胁了被害人的财产。例如,被告人甲承包了某机关的装修工程,在工程结束并从该机关收取了所有费用之后,打印了一份说明书,然后让该机关加盖公章,该机关工作人员乙发现说明书内容完全真实,便在说明书上加盖公章。但甲立即在说明书的预留空行处加印了该机关尚欠其300万元工程款的内容,然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机关偿还所欠的300万元。一、二审法院判决该机关如数偿还(以下简称工程案)。笔者相信,一般人都不会否认被告人的行为侵犯了该机关的财产。换言之,认为诉讼诈骗没有侵犯被害人的财产,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诉讼诈骗行为不成立诈骗罪,但如果其行为符合其他犯罪的构成要件,则以相应犯罪论处。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2002年10月24日《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指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伪造证据时,实施了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80条第2款的规定,以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有指使他人作伪证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307条第1款的规定,以妨害作证罪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这一观点忽视了诉讼诈骗行为对被害人财产的侵害,并且误解了诈骗罪的客观构造,不当地将诈骗罪限定为二者间诈骗。当行为人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实施诉讼诈骗时,如同伪造印章实施普通诈骗一样,属于牵连犯或者想象竞合犯,应当从一重处罚,即以诈骗罪论处。当行为人在实施诉讼诈骗的过程中,指使他人作伪证时,也属于牵连犯或者想象竞合犯,同样应从一重论处。

  第三种观点认为,诉讼诈骗行为成立敲诈勒索罪。如有的学者指出:“虚构债权债务关系,以债权人名义向法院起诉,意图通过诉讼方式(一般称为恶意诉讼),利用法院判决他人败诉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案件,是否可以定诈骗罪,也值得商榷(有的法院是按此罪定的)。因为,理论上一般认为,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被害人在受蒙蔽的情况下自愿地将财物交与行为人。但是,恶意诉讼案件并非如此。首先,既然行为人是虚构债权债务关系,被告明知自己不欠债,不可能受骗而自愿偿还债务。其次,行为人用虚构的事实直接欺骗的对象是法院,意图使法院疏于审查而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错误判决。但是,行为人的目的并非骗取法院的财物。由此可见,尽管行为人虚构了事实,含有欺骗性,但是,全面来看并不符合诈骗罪的基本特征。……上述行为,不同于诈骗罪,而更接近千敲诈勒索罪。首先,敲诈勒索因是采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手段,强迫他人交付财物,而威胁、要挟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恶意诉讼是要借助法院的判决的强制力迫使被告交付财物,而不是骗取被告的财物。其次,实施诈骗往往是利于被害人的弱点(如贪便宜或缺乏警惕性)行骗,比较容易得逞,社会危害性大。而法官负有审查案件事实判别真伪的职责,具有专业技能,行为人搞恶意诉讼得逞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因为,即使一审判决原告胜诉,被告也会提出上诉,争取改判;即使二审判决原告胜诉,被告还可请求检察机关提起抗诉,仍有获改判的机会。由此可见,把恶意诉讼看成是敲诈勒索的一种特殊方式、方法更为恰当。”

  显然,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之所以否认诉讼诈骗行为构成诈骗罪,也是因为将诈骗罪限定为二者间诈骗。如前所述,这一解释过于缩小了诈骗罪的成立范围。其次,敲诈勒索罪的基本构造为,行为人实施恐吓行为——对方产生恐惧心理——对方基于恐惧心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者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与诈骗罪相似,在敲诈勒索罪中,受恐吓的人与被害人不必是同一人,但受恐吓的人必须是处分财产的人,而且受恐吓的人在处分他人财产时,必须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或者地位。在诉讼诈骗的场合,虽然被害人交付财产是被迫的,但并不是因为恐惧心理而交付财产。由于法院判决被害人交付财产,故应认定法院是财产处分人,但法院只是受骗而没有受恐吓。所以,对行为人认定为敲诈勒索是相当困难的(例如,将上述工程案认定为敲诈勒索罪,恐怕难以被人接受)。换言之,在诉讼诈骗的场合,认定为诈骗罪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行为人没有欺骗被害人也成立诈骗罪?认定为敲诈勒索罪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行为人没有恐吓被害人也成立敲诈勒索罪?对于前者,笔者已经作了回答。一旦试图对后者做出回答,就会发现,由于行为人并没有恐吓被害人,故不能认定为二者间的敲诈勒索;由于处分财产的法院没有受恐吓,也不能认定为三者间的敲诈勒索。所以,对于诉讼诈骗而言,与其在敲诈勒索罪方面寻找理由,不如认定为(三角)诈骗罪。此外,虽然诉讼诈骗既遂的可能性不大,但这难以成为否认诈骗罪成立的理由。况且,事实上发生了许多诉讼诈骗既遂的案件;对诉讼诈骗未得逞的,也可能以诈骗未遂论处。

  对上述三种观点的异议,以及前述相关分析,已经表明了本文的立场——诉讼诈骗行为成立诈骗罪。除此之外,还有两点值得说明。

  首先,由于法院是审判机关,法官具有做出各种财产处分的判决与裁定的法律上的权限,故诉讼诈骗是三角诈骗的典型形式。正因为如此,否认诉讼诈骗成立诈骗罪,意味着否认三角诈骗成立诈骗罪,这会导致诈骗罪的处罚范围过于窄小。如果否认诉讼诈骗成立诈骗罪,而承认其他三角诈骗成立诈骗罪,则明显不协调。例如,前述保姆案,恐怕没有人会主张无罪,但被骗人与被害人并不具有同一性。或许有人将被骗人丙也视为被害人,因而肯定诈骗罪的成立;其实保姆丙本人如同法官一样,并没有遭受财产损失,现实上主人乙是被害人。也许有人提出,乙不是被害人,因为他完全可以向保姆索赔;可是,即便如此,乙也正是因为遭受了财产损失,才可以向保姆丙索赔;而乙之所以遭受财产损失,当然是甲的诈骗行为所致。同样,在诉讼诈骗中,被害人之所以遭受财产损失,也是因为行为人实施了欺骗性诉讼行为。所以,只要肯定保姆案成立诈骗罪,就没有理由否认诉讼诈骗成立诈骗罪。退一步说,即使认为,因为可以将保姆案中的保姆丙视为广义的被害人,所以肯定诈骗罪的成立,那么,在诉讼诈骗中,也可以将法院的法官视为广义的被害人而肯定诈骗罪的成立。

  其次,旧中国刑法没有规定诉讼诈骗罪,但实务上一致肯定诉讼诈骗成立诈骗罪。例如,旧中国最高法院1939年上字第3912号判决指出:“上诉人提出伪契,对于他人所有之山场林木,诉请判令归其所有,即系向法院施用诈术,使将第三人之物交付于己,虽其结果败诉,仍于行使伪造私文书罪外,成立诈欺未遂罪名。”旧中国最高法院1940年上字第2118号判决指出:“上诉人因权利人提起民事诉讼向其追取租仔,先后在受诉法院提出伪契,主张受当该田,及已代为赎回,否认付租义务,自系连续行使伪造私文书,以诈术图得财产上不法之利益,既经民事判决胜诉确定在案,其诈欺即属既遂。”笔者认为,这种司法传统具有借鉴价值。

  总而言之,诉讼诈骗是三角诈骗的典型形式,应当以诈骗罪论处。

    

  四、债权凭证诈骗

    

  三角诈骗除诉讼诈骗外,还广泛存在于利用债权凭证骗取他人财物的情形。这里的债权凭证,并不是严格在民商法意义上使用的概念,在本文中包括一切据以取得金钱、其他财产或者进行消费的凭证,如票据、有价证券、有价票证、信用卡、存折、邮政汇款取款通知单等。但是,利用债权凭证取得财物的行为,并非一概属于三角诈骗,其中既有典型的二者间诈骗,也有成立盗窃等罪的情形。对此,应根据诈骗罪(包括三角诈骗)的基本特征区分诈骗罪与其他犯罪。限于篇幅,下面仅就司法实践中经常面临的几种情形进行探讨。

  根据刑法第196条的规定,信用卡诈骗包括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信用卡、恶意透支四种表现形式。这几种行为都可能表现为三角诈骗的形式。例如,被告人甲拾取乙的信用卡后,在特约商户丙处冒用乙的信用卡(冒用他人信用卡)。至少在没有透支的范围内,乙是被害人,丙是受骗人,因而属于三角诈骗,而非成立侵占罪。再如,被告人甲与发卡银行乙签订合同,取得自己名义的信用卡。当信用卡中没有资金时,甲隐瞒自己没有归还能力与意图的事实,在特约商户丙处使用信用卡购买大量商品,事后虽经发卡银行催收但拒不归还(恶意透支的一种情形)。虽然国外刑法理论就谁是被害人、甲所骗取是丙的财物(商品)还是乙的财产性利益还存在争议,但通说认为,甲的行为属于三角诈骗。因为根据信用卡的机能与相关规则,当行为人出示信用卡并签名,从特约商户获得商品或者服务后,由特约商户将出卖商品或提供服务的相关记录提交给发卡银行,再由发卡银行向特约商户支付相应的款项。所以,真正的被害人并不是特约商户,而是发卡银行。但是,受骗人却是特约商户,其处分行为使得发行银行承担了支付商品或者服务费用的债务,反过来说,根据金融规则,特约商户处于可以使发卡银行承担债务的权限或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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