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掀起了一股不小的“胡雪岩热”。《胡雪岩》成为热门的畅销书，多次再版，销势不减。这当然与这本书脍炙人口的文字、曲折动人的情节有关。但是我感到，胡雪岩这个人物与当代社会某些情况相吻合，大概也是“胡雪岩热”的一个原因。高阳先生如果在天有灵，他可能不会想到，他多年前在台湾出版的这本书，今日在大陆会有如此高的热度。
胡雪岩：腐朽的封建政治和不规范的商品经济交媾的怪胎
胡雪岩是晚清的一名富商。他本来是钱庄是的一个小伙计，为人精明强干，很有心计。他因资助困境之中的王有龄丢掉了自已的饭碗，由此二人结成生死之交。王有龄后来官场发迹。胡雪岩利用王有龄的关系，开设钱庄成为巨富。作为一名商人，胡雪岩是很有经营才干的。但在那个权力至上、等级森严的时代，他要取得成功，只能借助官场势力。胡雪岩利用官场腐败，以精心的算计和灵活巧妙的手段，收买高官，层层投靠。同时借官场势力，叱咤商场，通达买办。商借官势大量聚敛财富，官倚商力使封建政权苟延残喘。胡雪岩则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他营造庭园，收姬纳妾，邀友狎妓，生活腐化。一时灯火楼台，很快灰飞烟灭。
胡雪岩的兴衰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胡雪岩是借助官员手中的权力发财的；第二，胡雪岩和官员之间进行大量的权钱交易，并且和有些官员结成生死联盟；第三，他所依仗的官僚虽然有励精图治的一面，但从社会变革这个角度来看，他们都是效命清王朝的政治死硬派，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第四，他是失去政治权力靠山以后破败的。
胡雪岩的个人素质和人品应该说是不错的。他的商业活动本来可以为发展我国的早期资本主义作出贡献。但他在官僚机器的缝隙里生存，在腐朽的封建土壤中发展。他只能随着封建势力的衰败而衰败。在官僚们争权夺利的倾轧中，他在险象丛生的环境中度日。历史注定他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在内外交困中，他最终成了左宗棠和李鸿章权力角逐的牺牲品。
胡雪岩是政治高度集中的条件下早期资本主义的产物。是腐朽的封建政治和不规范的商品经济交媾的怪胎。是金钱和权力的私生子。商品经济的要义在于竞争。在竞争中人人平等。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封建政治必然要窒息商品经济。胡雪岩这样的怪胎不可能促进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历史已经作出了证明。
财富集中过程为当代“红顶商人”提供了机会
能量过度分散就没有力量。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如果能量在宇宙均匀分布，即整个宇宙处处温度相等，那就是宇宙的死亡。没有风雨雷电，没有日月星辰，没有阳光温暖。这是一个熵值最大的状态。这就是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休斯所描述的“热死”（也有译作“热寂”）状态。
财富是一种社会能量。如果财富在整个社会平均分布，即吉尼系数（这个系数在0到1之间，如果所有的财富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吉尼系数就等于1，如果财富平均分布，则吉尼系数等于0）等于0，那就没有工业，没有铁路，没有摩天大厦，没有现代文明，没有科学研究，因为这些都需要巨额的财富才能完成。财富绝对平均也失去了激励，因而也失去了人们的创造热情。也就是说，如果财富绝对平均，一切社会事业、一切社会活动都将停止，人们的创造热情也就熄灭，就意味着社会的死亡。
所以，“均贫富”不仅行不通，也是极为有害的。财富还是要集中的。问题在于，第一，财富集中的程度什么样才合适？第二，集中在什么人手中？第三，通过什么方式、什么手段集中？
财富集中到什么程度合适？从经营上要适合经济规模。从竞争上不能造成垄断。从交易上，交易成本最低。更重要的是，不能影响社会上任何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些集中的“度”，可以用经济和社会标准判别。这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课题。
财富应当由谁来集中呢？国家应当集中一批财富，用于提供“公共产品”，用于救助贫困，用于补救市场失效。“公共产品”是指维护社会安全的军队、警察；用于为公众提供各种服务设施；用于提高全民素质的教育，等。这些都不以盈利为目的。那些为使财富增值的经营活动（主要是生产活动和商业活动）也需要把财富集中起来。这就不一定集中在国家手里了。民间经营比国家经营的效率更高。苏联、中国，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英国工党执政时的实践已经证明，由国家来从事经营性活动是不成功的。这正是各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早期资本主义的实践也证明，由个人支配巨额财富不仅是失败的，也是有害的。不集中在国家手里，又不集中在私人手里，到底集中在哪里？这里有两个原则，一是这种集中经营能保证财富增值最快， 即效率高；二 是能代表公众利益，保证公平。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共同探索，既否定了国家过度集中财富，也否定了私人集中财富，而且创造了一种新的财富集中方式。这就是社会化方式。股份制企业是社会化的一种形式，现代金融制度也是一种形式。这两种社会化的形式互相融合，互相依存。
这就是说，在早期资本主义集中财富是通过巨额财产的私人占有来实现的，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是用行政力量即国家来实现财富集中的。在现代社会，财富集中是通过社会化的手段实现的。在现代，财富的使用权集中了，但财富所有权却分散了。银行资产的所有者是成千上万个储户，股份制企业资产的所有者是成千上万个股民。但对财富进行运营的，还是那些善于使财富增值的专家们。这就可以保证公平和效率的兼有。
中国二十一世纪应当是一个会么样的财产分布结构呢？从政府和民间的关系来看，主要财富在民间，但政府还要集中相当的财力，做好政府必须做好的事。在民间，应当造就广泛的中等富裕家庭，从数量上来看，这样的家庭应占家庭总数的50－60％。在中等富裕家庭的两头，收入差别不能过分悬殊。
财富用什么样的方式集中？主要是经济的方式。谁的经营效率高，谁能使财富增值得快，财富就向哪里集中。但还要辅以法律的、行政的、道德的手段。例如，反垄断法，就是防止财富过度集中。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财富集中要伴随着财富的大量流动。财富集中有两种前途：一是社会化，一是私有化。社会化相对国有化而言，高度集中在国家的财产所有权向社会高度分散，而经营权相对集中。私有化是对公有化而言，它是指个人（或家族）占有并支配财富。现在有些理论家把非国有化笼统称为私有化，这是不确切的，因为非国有化中相当一部分是社会化。财富也可能集中到个人（或家族）手中。向哪些个人集中？这就看谁占有集中财富的优势。在原有权力体系内的人就比体系外的人更有优势；社会地位高的人就比社会地位低的人更有优势；在国家财富向非国家主体转移时，当时谁实际掌握这部分国有财产，谁就有优势。说得通俗一点，“大锅饭”的掌勺者和与“掌勺者”有特殊关系的人更有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私有化的得利者，不少是那些高喊反对“私有化”的人，他们喊反对“私有化”，实际是反对“社会化”。这些“掌勺者”高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实际是他担心流到多数人口袋里，从而失去“掌勺”的特权。这就是说，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如果缺乏强有力的社会制衡，财富就会依照现有的权力体系，向某些“掌勺者”和与“掌勺者”有特殊关系的人集中，这就是真正的私有化。
财富按现有的权力体系向某些个人集中，就出现了现代“红顶商人”。
当代”红顶商人”正在进行真正的私有化
现在出现“胡雪岩热”，说明当今中国还有产生这样怪胎的土壤。这土壤就是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就出现了一些依靠权力发财的“红顶商人”。
当代“红顶商人”是真正私有化的产物，是利用现有权力体系对财富重新分配的产物。 它是计划经济的政治体制和不规范的市场经济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
利用现有的权力体系进行私有化的形式是：
利用双轨利益差（价差，利差，汇率差）。由于中国改革是采取渐进方式。必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新旧两种体制同时并存。既有市场配置资源，又有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这就出现了一种商品两种价格、一种资金两种利率、一种外币两种汇率的情况。而双轨利益差是由官员分配的，在分配中有很大的随意性。有人估算过，双轨利差、双轨价差、双轨汇率差一年就是几千亿元。如果其中有百分之一漏到了私人口袋，可以造就多少百万富翁？
利用权力取得发财机会。批地皮，搞房地产；取得股票的原始股；取得某些紧俏商品的进口权，并在进口时取得减免税的优惠；等。凡是需要审批的发财机会，一般就有权钱交易。
在对外经济活动和中外合资企业中，有些中方管理人员把国家利益让给外方，外方私下给他以补偿，国家吃亏，外商得大利，他得小利。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成为官僚买办。
企业经理对国有企业的财产使用有相当大的自主决定权。他有权决定企业工程项目的发包，并从承包方那里得到好处；他有权决定企业广告费用的支出，并从新闻界得到私下的回扣；他有权决定公关费用的支出（公关费用中有相当大一部分用于行贿－－尽管是为企业的利益而行贿），并用公关费建立与他个人有利的社会关系；他与亲朋好友建立的非国有企业进行经济合作（如零部件加工等），由此将国有资产流向这些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私有化很多是通过合法的合同进行的。在交易合同中，国有企业经办人和交易的另一方恶意串通，使国有企业上当受骗。1995年，国家工商部门检查了50万家企业的合同签订情况，发现不合格的合同35万份，涉及金额291亿元。被骗的大多数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得到好处的是私营企业或承包给私人的企业。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近10年国有资产流失超过5000亿元，一半以上与这类合同有关。在租赁、承包或购买企业时，压低承包基数、压低租金和价格。在建筑承包合同中故意抬高发包价格。在购物合同中，在价格、质量上让国家吃亏。还有相当多的情况是，国有企业按合同付出了资金、设备、商品，对方却不履约。1995年经济合同履约率只有40％－50％。国有企业的有些经办人员故意在合同丧失诉讼时效后再起诉，或者“自愿”败诉。国家工商局推算，如果提高10％的履约率，国有、集体企业一年可减少100亿元的损失。国有资产通过合同流失后，国有企业内部的经办人和合同另一方私分这部分流失的国有资产。
利用政策信息上优势取得投资、经营、交易上的优势；等等。以上各种私有化形式都是官商勾结、里应外合的权钱交易过程。官员通过各种方式把国有财富“让”给商人，商人再暗中将所得利益分一部分给官员。正如湖北省一名犯罪的商人在供词中说：“用我的钱买他的权，用他的权为我赚钱。”这中间完全是“黑盒子”交易。其中奥妙外人不得而知。
这种演变结果果然出现一批私人巨富。他们在政治上手眼通天；在交际上挥金如土；在社会上得心应手。他们是“当代英雄”，是“天之骄子”。
由于他们的财富是借助权力取得的，因此人们把他们称之为“现代红顶商人”。说他们是“红顶商人”不很确切，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没有“红顶”，不是官员。有的虽然原来有“红顶”，现在丢掉“红顶”下海了。不管是下海的官员，还是没当过官的商人，他们始终通过各种手段和官场保持着密切的、特殊的关系。与这些商人私通的官员是分利者。
当代“红顶商人” 阻碍中国改革
现代“红项商人”集中财富的手段带有封建色彩，和现代社会不相容。他们借助权力进行交易，这种交易是不公平的；他们借助权力开展竞争，这种竞争不可能是平等的。不公平的交易，不平等的竞争，是和市场经济不相容的。
现代“红顶商人”是当今腐败潮流的主体。他们大肆进行权钱交易，花天酒地、挥霍无度，严重污染着社会。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和对市场经济有抵触情绪的人，把“红顶商人”的腐败活动归罪于改革，归罪于市场经济。“红顶商人”玷污改革，玷污市场经济。
现代“红顶商人”是分配不公最大的受益者。在中国还有6500万得不到温饱的老百姓当中，他们显得十分剌目。他们是引起社会心理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也是引起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现代“红顶商人”的主要目标就是“寻租”。什么叫“寻租”？概而言之，寻租就是利用行政权力大发横财。寻租理论认为，“租金”（这里和房租、地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就是行政干预、行政管制市场竞争而形成的级差收入。例如，汇率并轨前，市场上1 美元竞换8元人民币，而政府控制的兑换率是5.6元人民币。谁得到了官定汇率指标，谁就得到了这全利益差额。这个差额就是“租金”。凡是需要政府审批的经济活动，其中都有“租金”。现代“红顶商人”的寻租活动，使得贪污腐化越来越严重，它导致人心涣散，影响政府形象，影响政治稳定。
如果说，历史已经证明胡雪岩不能在封建土壤中造就资本主义；那么，历史必将证明，今日的“红项商人”也不会造就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
现代“红项商人”是渐进式改革方略的产物，也是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产物。它应当是一种过渡产物。但这个利益集团千方百计地使之固化，并得到畸形发展。这个利益集团既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也反对利用市场配置资源。前者使他们失去了所依赖的特权，后者使他们失去了“寻租”的物质基础。
然而，如果真正实行了政治体制改革，现在依靠权力集中了大笔财富的“红顶商人”队伍就要发生变化。他们失去权力的依托以后，其中没有经营能力的将要失去财富。有经营能力又能应变的，将由“红顶商人”转化为真正的商人。他们所经营的企业也将会大量吸收社会资本，从而成为社会化企业。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
现代“红顶商人”是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结果。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如果按这条原理办事，我们当今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现在中国有一个基本矛盾：市场化的经济基础和计划经济的上层建筑的矛盾。我们经济已经市场化，而政治体制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由这一基本矛盾派生出很多矛盾：
一是政治高度集中和经济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的矛盾。由过去的国家一个利益主体发展为国家，主管部门，地方政府，企业，个人等多个利益主体。而后三者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加大。
在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的情况下，再实行中央政府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政治体制，必然漏洞百出、问题丛生。中央政权必须由过去那种集中一切、包揽一切，统管一切的职能，向协调、整合各种社会利益，寻求最佳利益结合点的职能转变。
经济主体多元化、利益格局多元化，客观上要求用民主政治取代高度集中的政治。一言堂，舆论一律，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不适应经济主体多元化、利益格局多元化的现状。
二是日益弱化的中央控制力量再也不能实行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中央调控能力削弱首先表现在财政上。预算外收入相当于预算内收入的比例：1978年是31.0%，现在接近100％。所谓预算外收入，就是中央政府不能控制的财政收入。也就是说，国家现在只能控制财政收入的一半。与预算外收入增加相关联的是，国家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下降，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国家财政连年赤字。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财力分散了，而事权还没有相应分散。国家管了一些它无力管、不该管的事。
中央财政能力削弱，政府又管了一些它不必管的事，而一些本来必须由政府办的事无力去办。有些地方，某单位的财产被偷了，请公安局破案，还得由被盗单位为公安人员出差旅费，因为公安局经费不足。财力不足，就提倡各级政府、各个部门自已去“创收 ”。怎样“创收”呢？湖南冷水江市一个顺口溜正是这种“创收”的真实写照：“政府吃图章，老师吃学生，医师吃病人，工商（指工商管理干部）吃贩子，公安吃婊子。”这个顺口溜说的是，“创收”，就是乱收费乱罚款。这种现象在全国很普遍。
三是日益膨胀的行政机构和日益增多的冗员使社会无法承受。
新中国成立以来，进行过多次机构精简，而每一次精简过后，必然带来更加严重的膨胀，膨胀－精简－更膨胀…，形成一种螺旋式扩张。在这螺旋式扩张的链条中，后一次扩张比前一次扩张数量更大，势头更猛；后一次压缩比前一次压缩更为困难，更为无力。
全国总人口和官府吏治人员数的比例：唐代３９００比１；明代２９００比１；解放初期为２９７比１；１９９４年为２９比１。在干部队伍的扩张中，领导干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一般干部的增长速度。１９９６年，９４万人的湖南省安化县有地市级干部３人，县、团级干部１００多人，科、局级干部１５００多人，股级和一般干部５００多人。群众说：“干部队伍像一盘军棋，除了挖地雷的几个工兵外，全是当官的。”
机构和冗员膨胀使国家的行政管理费急剧增加：１９７８年４９.０９亿；１９９０年，３３３.４７亿；１９９１年３７５.８１亿；１９９４年７６４.６３亿。１９９４年相当于１９７８年的１５倍。而这期间财政收入只增长3.65倍。这是统计局提供的行政管理费的数字。实际上，仅靠这部分行政管理费是不够的。各级政权还得搞各种名目的“创收”。
四、原有的权力结构和新的市场关系的恶性结合，使权力和金钱的交换肆无忌惮。权力的腐败动摇了权力的权威，使社会涣散。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原有的、未经改革的权力系统还掌握着种种经济审批权。审批建设项目，审批进口物资，审批贷款额度，审批公司的营业执照，审批土地使用权。等等。这中间在大量的权力和金钱的交易。权力缺乏制衡，公务活动又不透明，舆论监督软弱无力，使得权力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社会不满情绪加剧。
五、开放的经济，信息全球化和封闭政治体制的矛盾越来越突出。1994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相当于GNP的45.3％，中国的经济再也离不开世界，世界经济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经济正在汇入全球化的大潮之中。到1994年底，在中国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206096家，这些企业无时无刻地向全球各地进行广泛的信息交流。这一年还接待500多万外国游客。他们也带进带出大量的信息。自1994年，美国同意中国可以“访问”INTERNET网以后，中国大量的青年知识分子进入了全球信息共享的大家庭之中。信息全球化的洪流冲击着意识形态的蕃篱，扫荡着冷战时代遗留下来的残垣断壁。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还带有相当强的封闭性。对新闻媒体的过度控制，对社会科学界的过强干预，和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大趋势有背道而驰之势，造成了举世瞩目的反差。
六.经济改革继续深入和现行政治体制的矛盾。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十六、七年以后，面临的种种困难，几乎都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有关。邓小平1986年9月说的“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这个问题现在更为突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停顿，正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所致。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这是当今中国很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有人说，政治体制改革是当今中国正待开采的富矿，开采这个“富矿”，可以大有作为。这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其理由在于：政治体制改革可以缓解当今社会的各种矛盾，有利社会稳定；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开辟道路，解决经济改革中一直难以解决的难题；政治体制改革任何一点新的成果，都可以增加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权威，成为进一步开拓前进的政治实力。......政治体制改革每一步成功，都可以带来巨大的收获。
然而，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两方面的国际实践：一是前苏联和东欧因政治体制改革而诱发天下大乱的教训；二是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及巴西先搞经济市场化。经过一代人以后，再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成功经验。一正一反的经验使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踟蹰不前。
其实，我们的情况和苏东不同。他们在政治改革前原有的经济基础没有改变，我们的经济基础子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的经济改革没有什么成果，我们的经济改革成果累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比他们当年要好得多。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及巴西的经验只是说明，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不一定同步进行，不能证明只进行经济改革不进行政治改革，恰恰证明经济市场化以后迟早要实现政治民主化。
毫无疑问，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有风险的。但是，将政治体制改革无限其地拖下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长期不相适应，社会矛盾就会不断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出现更大的风险。
现在的问题是要讨论出一种办法，一种既能保证社会安定、又能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办法。这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以及民族命运的重大课题。如果说，因怕影响社会安定，暂时推迟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那么，组织力量研究这个重大课题，是刻不容缓的。
1995年4月定稿，1996年发表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这是国内第一篇批评“红顶商人”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