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85 次 更新时间:2010-06-29 22: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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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 (进入专栏)  

  

  最近几年,掀起了一股不小的“胡雪岩热”。《胡雪岩》成为热门的畅销书,多次再版,销势不减。这当然与这本书脍炙人口的文字、曲折动人的情节有关。但是我感到,胡雪岩这个人物与当代社会某些情况相吻合,大概也是“胡雪岩热”的一个原因。高阳先生如果在天有灵,他可能不会想到,他多年前在台湾出版的这本书,今日在大陆会有如此高的热度。

  

  胡雪岩:腐朽的封建政治和不规范的商品经济交媾的怪胎

  胡雪岩是晚清的一名富商。他本来是钱庄是的一个小伙计,为人精明强干,很有心计。他因资助困境之中的王有龄丢掉了自已的饭碗,由此二人结成生死之交。王有龄后来官场发迹。胡雪岩利用王有龄的关系,开设钱庄成为巨富。作为一名商人,胡雪岩是很有经营才干的。但在那个权力至上、等级森严的时代,他要取得成功,只能借助官场势力。胡雪岩利用官场腐败,以精心的算计和灵活巧妙的手段,收买高官,层层投靠。同时借官场势力,叱咤商场,通达买办。商借官势大量聚敛财富,官倚商力使封建政权苟延残喘。胡雪岩则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他营造庭园,收姬纳妾,邀友狎妓,生活腐化。一时灯火楼台,很快灰飞烟灭。

  

  胡雪岩的兴衰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胡雪岩是借助官员手中的权力发财的;第二,胡雪岩和官员之间进行大量的权钱交易,并且和有些官员结成生死联盟;第三,他所依仗的官僚虽然有励精图治的一面,但从社会变革这个角度来看,他们都是效命清王朝的政治死硬派,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第四,他是失去政治权力靠山以后破败的。

  胡雪岩的个人素质和人品应该说是不错的。他的商业活动本来可以为发展我国的早期资本主义作出贡献。但他在官僚机器的缝隙里生存,在腐朽的封建土壤中发展。他只能随着封建势力的衰败而衰败。在官僚们争权夺利的倾轧中,他在险象丛生的环境中度日。历史注定他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在内外交困中,他最终成了左宗棠和李鸿章权力角逐的牺牲品。

  胡雪岩是政治高度集中的条件下早期资本主义的产物。是腐朽的封建政治和不规范的商品经济交媾的怪胎。是金钱和权力的私生子。商品经济的要义在于竞争。在竞争中人人平等。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封建政治必然要窒息商品经济。胡雪岩这样的怪胎不可能促进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历史已经作出了证明。

  

  财富集中过程为当代“红顶商人”提供了机会

  

  能量过度分散就没有力量。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如果能量在宇宙均匀分布,即整个宇宙处处温度相等,那就是宇宙的死亡。没有风雨雷电,没有日月星辰,没有阳光温暖。这是一个熵值最大的状态。这就是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休斯所描述的“热死”(也有译作“热寂”)状态。

  

  财富是一种社会能量。如果财富在整个社会平均分布,即吉尼系数(这个系数在0到1之间,如果所有的财富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吉尼系数就等于1,如果财富平均分布,则吉尼系数等于0)等于0,那就没有工业,没有铁路,没有摩天大厦,没有现代文明,没有科学研究,因为这些都需要巨额的财富才能完成。财富绝对平均也失去了激励,因而也失去了人们的创造热情。也就是说,如果财富绝对平均,一切社会事业、一切社会活动都将停止,人们的创造热情也就熄灭,就意味着社会的死亡。

  所以,“均贫富”不仅行不通,也是极为有害的。财富还是要集中的。问题在于,第一,财富集中的程度什么样才合适?第二,集中在什么人手中?第三,通过什么方式、什么手段集中?

  

  财富集中到什么程度合适?从经营上要适合经济规模。从竞争上不能造成垄断。从交易上,交易成本最低。更重要的是,不能影响社会上任何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些集中的“度”,可以用经济和社会标准判别。这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课题。

  

  财富应当由谁来集中呢?国家应当集中一批财富,用于提供“公共产品”,用于救助贫困,用于补救市场失效。“公共产品”是指维护社会安全的军队、警察;用于为公众提供各种服务设施;用于提高全民素质的教育,等。这些都不以盈利为目的。那些为使财富增值的经营活动(主要是生产活动和商业活动)也需要把财富集中起来。这就不一定集中在国家手里了。民间经营比国家经营的效率更高。苏联、中国,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英国工党执政时的实践已经证明,由国家来从事经营性活动是不成功的。这正是各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早期资本主义的实践也证明,由个人支配巨额财富不仅是失败的,也是有害的。不集中在国家手里,又不集中在私人手里,到底集中在哪里?这里有两个原则,一是这种集中经营能保证财富增值最快, 即效率高;二 是能代表公众利益,保证公平。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共同探索,既否定了国家过度集中财富,也否定了私人集中财富,而且创造了一种新的财富集中方式。这就是社会化方式。股份制企业是社会化的一种形式,现代金融制度也是一种形式。这两种社会化的形式互相融合,互相依存。

  

  这就是说,在早期资本主义集中财富是通过巨额财产的私人占有来实现的,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是用行政力量即国家来实现财富集中的。在现代社会,财富集中是通过社会化的手段实现的。在现代,财富的使用权集中了,但财富所有权却分散了。银行资产的所有者是成千上万个储户,股份制企业资产的所有者是成千上万个股民。但对财富进行运营的,还是那些善于使财富增值的专家们。这就可以保证公平和效率的兼有。

  

  中国二十一世纪应当是一个会么样的财产分布结构呢?从政府和民间的关系来看,主要财富在民间,但政府还要集中相当的财力,做好政府必须做好的事。在民间,应当造就广泛的中等富裕家庭,从数量上来看,这样的家庭应占家庭总数的50-60%。在中等富裕家庭的两头,收入差别不能过分悬殊。

  

  财富用什么样的方式集中?主要是经济的方式。谁的经营效率高,谁能使财富增值得快,财富就向哪里集中。但还要辅以法律的、行政的、道德的手段。例如,反垄断法,就是防止财富过度集中。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财富集中要伴随着财富的大量流动。财富集中有两种前途:一是社会化,一是私有化。社会化相对国有化而言,高度集中在国家的财产所有权向社会高度分散,而经营权相对集中。私有化是对公有化而言,它是指个人(或家族)占有并支配财富。现在有些理论家把非国有化笼统称为私有化,这是不确切的,因为非国有化中相当一部分是社会化。财富也可能集中到个人(或家族)手中。向哪些个人集中?这就看谁占有集中财富的优势。在原有权力体系内的人就比体系外的人更有优势;社会地位高的人就比社会地位低的人更有优势;在国家财富向非国家主体转移时,当时谁实际掌握这部分国有财产,谁就有优势。说得通俗一点,“大锅饭”的掌勺者和与“掌勺者”有特殊关系的人更有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私有化的得利者,不少是那些高喊反对“私有化”的人,他们喊反对“私有化”,实际是反对“社会化”。这些“掌勺者”高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实际是他担心流到多数人口袋里,从而失去“掌勺”的特权。这就是说,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如果缺乏强有力的社会制衡,财富就会依照现有的权力体系,向某些“掌勺者”和与“掌勺者”有特殊关系的人集中,这就是真正的私有化。

  财富按现有的权力体系向某些个人集中,就出现了现代“红顶商人”。

  

  当代”红顶商人”正在进行真正的私有化

  现在出现“胡雪岩热”,说明当今中国还有产生这样怪胎的土壤。这土壤就是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就出现了一些依靠权力发财的“红顶商人”。

  

  当代“红顶商人”是真正私有化的产物,是利用现有权力体系对财富重新分配的产物。 它是计划经济的政治体制和不规范的市场经济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

  

  利用现有的权力体系进行私有化的形式是:

  

  利用双轨利益差(价差,利差,汇率差)。由于中国改革是采取渐进方式。必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新旧两种体制同时并存。既有市场配置资源,又有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这就出现了一种商品两种价格、一种资金两种利率、一种外币两种汇率的情况。而双轨利益差是由官员分配的,在分配中有很大的随意性。有人估算过,双轨利差、双轨价差、双轨汇率差一年就是几千亿元。如果其中有百分之一漏到了私人口袋,可以造就多少百万富翁?

  

  利用权力取得发财机会。批地皮,搞房地产;取得股票的原始股;取得某些紧俏商品的进口权,并在进口时取得减免税的优惠;等。凡是需要审批的发财机会,一般就有权钱交易。

  

  在对外经济活动和中外合资企业中,有些中方管理人员把国家利益让给外方,外方私下给他以补偿,国家吃亏,外商得大利,他得小利。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成为官僚买办。

  

  企业经理对国有企业的财产使用有相当大的自主决定权。他有权决定企业工程项目的发包,并从承包方那里得到好处;他有权决定企业广告费用的支出,并从新闻界得到私下的回扣;他有权决定公关费用的支出(公关费用中有相当大一部分用于行贿--尽管是为企业的利益而行贿),并用公关费建立与他个人有利的社会关系;他与亲朋好友建立的非国有企业进行经济合作(如零部件加工等),由此将国有资产流向这些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私有化很多是通过合法的合同进行的。在交易合同中,国有企业经办人和交易的另一方恶意串通,使国有企业上当受骗。1995年,国家工商部门检查了50万家企业的合同签订情况,发现不合格的合同35万份,涉及金额291亿元。被骗的大多数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得到好处的是私营企业或承包给私人的企业。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近10年国有资产流失超过5000亿元,一半以上与这类合同有关。在租赁、承包或购买企业时,压低承包基数、压低租金和价格。在建筑承包合同中故意抬高发包价格。在购物合同中,在价格、质量上让国家吃亏。还有相当多的情况是,国有企业按合同付出了资金、设备、商品,对方却不履约。1995年经济合同履约率只有40%-50%。国有企业的有些经办人员故意在合同丧失诉讼时效后再起诉,或者“自愿”败诉。国家工商局推算,如果提高10%的履约率,国有、集体企业一年可减少100亿元的损失。国有资产通过合同流失后,国有企业内部的经办人和合同另一方私分这部分流失的国有资产。

  

  利用政策信息上优势取得投资、经营、交易上的优势;等等。以上各种私有化形式都是官商勾结、里应外合的权钱交易过程。官员通过各种方式把国有财富“让”给商人,商人再暗中将所得利益分一部分给官员。正如湖北省一名犯罪的商人在供词中说:“用我的钱买他的权,用他的权为我赚钱。”这中间完全是“黑盒子”交易。其中奥妙外人不得而知。

  

  这种演变结果果然出现一批私人巨富。他们在政治上手眼通天;在交际上挥金如土;在社会上得心应手。他们是“当代英雄”,是“天之骄子”。

  

  由于他们的财富是借助权力取得的,因此人们把他们称之为“现代红顶商人”。说他们是“红顶商人”不很确切,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没有“红顶”,不是官员。有的虽然原来有“红顶”,现在丢掉“红顶”下海了。不管是下海的官员,还是没当过官的商人,他们始终通过各种手段和官场保持着密切的、特殊的关系。与这些商人私通的官员是分利者。

  

  当代“红顶商人” 阻碍中国改革

  

  现代“红项商人”集中财富的手段带有封建色彩,和现代社会不相容。他们借助权力进行交易,这种交易是不公平的;他们借助权力开展竞争,这种竞争不可能是平等的。不公平的交易,不平等的竞争,是和市场经济不相容的。

  

  现代“红顶商人”是当今腐败潮流的主体。他们大肆进行权钱交易,花天酒地、挥霍无度,严重污染着社会。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和对市场经济有抵触情绪的人,把“红顶商人”的腐败活动归罪于改革,归罪于市场经济。“红顶商人”玷污改革,玷污市场经济。

  

  现代“红顶商人”是分配不公最大的受益者。在中国还有6500万得不到温饱的老百姓当中,他们显得十分剌目。他们是引起社会心理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也是引起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现代“红顶商人”的主要目标就是“寻租”。什么叫“寻租”?概而言之,寻租就是利用行政权力大发横财。寻租理论认为,“租金”(这里和房租、地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就是行政干预、行政管制市场竞争而形成的级差收入。例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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