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骥:找到微观基础*——公共选择理论的中国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04 次 更新时间:2010-04-21 22:4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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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骥  

   Robert O. Keohan, and Sidney Verba, “Descriptive inference”, “Causality and causal inference”,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apter 2 and 3, pp.34-114.

  {74}肖唐镖、陈洪生:“经验研究方法在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应用的现状分析”,载《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1期。类似问题的讨论还看参见:肖唐镖、郑传贵:“主题、类型和规范:国内政治学研究的状况分析”,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何艳玲:“问题与方法:近十年来中国行政学研究评估(1995—2005)》,载《政治学研究》2007年第1期。

  {75}谢韬、Lee Sigelman:“中美政治学研究方法之比较”,经济发展论坛工作论文,No. FC20080151,www.fed.org.cn.

  {76}徐勇、邓大才:“政治学研究:从殿堂到田野——实证研究进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历程”,载邓正来、郝雨凡(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回顾与前瞻》,第269—287页。

  {77}张国清:“从政治学到政治科学——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难题与范式转换”,载《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严强等:“中国大陆地区政治学发展报告(2000~2004年)——以CSSCI为基础的评价”,载《江海学刊》2006年第3期。

  {78}来自与何俊志的电邮交流,2008年9月5日。

  {79}林毅夫:“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载《经济研究》2001 年第4 期。

  {80}同上。

  {81}三点贡献分别是:第一,将生产者与消费者理性推广到政府官员;第二,任何高于个人的社会实体都必须面对集体行动的问题;第三,为理解国家与社会提供了微观基础,微观基础连接意愿与行为,为理解各种关系与变化提供了很强的因果逻辑。三点问题是相对应的:第一,反过来对新古典经济学构成挑战,自由市场只是幻象,人们不仅可以通过交换(exchange)来获取资源,还可以通过强制(coercion)。第二,只注重于经济利益逻辑,忽视其他政治逻辑,如安全逻辑。第三,微观基础在规律性上得分,但却难以适应事物的复杂性。参见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第122页。

  {82}在中国,反倒是部分有现实感的经济学家放弃了自身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羁绊,作出了许多有政治经济学意味的研究,例如王一江等:《国家与经济:关于转型中的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张军、周黎安(编):《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

  {83}在这些主题上,国外已经有很多可以借鉴的研究。例如Corinna-Barbaru Francis, “Quasi-public, quasi-private trends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the case of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3, No.3, pp.275-294, 2001;. Jia, Hao, and Lin, Zhimin (eds.), Changing Central-local Relations in China: Reform and State Capacity, Westview Press, 1994.中国学者也有一些初步的探索,例如可参见王绍光、王有强:“公民权、所得税与预算监督:兼谈农村费改税的思路”,载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14—137页;胡书东:《经济发展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国财政制度变迁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Zhan Jing Vivi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Fiscal Reforms:A Game-Theoretic Analysis of Central-Local Interaction”, “新政治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张军、周黎安(编):《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赵德余:《主流观念与政策变迁的政治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84}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些年轻的台湾研究者积极地应用公共选择理论来对台湾地区的政治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其吸收、运用西方理论的能力与大陆研究者存在显著的差异。作为例子,可参见Tang, Ching-Ping and Shui-Yan Tang, “Democratizing Bureau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nd Air Pollution Fees in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3, October, 2000, pp.81-99; Tang, Shui-Yan and Ching-Ping Tang,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Entrepreneurial Politics and Interest Representation in Taiwan”, The China Quarterly, No.158, 1999, pp.66-82。这一点得益于与郑振清、汤京平的讨论,2008年9月9日、11日。汤京平认为:“台湾学界也有同样的现象,不过近年在年轻老师们的努力下,有些变化;现在如果没有具体的实证资料,在台湾比较像样的学术期刊恐怕不容易被刊登。”另外,时评家袁剑的著作《中国:奇迹的黄昏》虽然不是能够区分规范与实证的学术著作,其观点也缺乏系统的验证,但是,他的分析中潜在的方法论倾向却值得学者借鉴,其分析思路体现出他正是在寻找中国政治经济宏观现象背后的“微观基础”。

  {85}来自与何俊志的交流,2008年9月5日。

  {86}参见Margaret Levi, “The economic tur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3(6/7), 2000; Margaret Levi, “A model, a method, and a map: rational choice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edited by Mark Irving Lichbach and Alan S. Zucker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另外,还可参见如下著作的相关章节:Barry Clark, Political economy: a comparative approach, New York, Westport, and London: Praeger, 1991.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杨龙:《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政治观》;

  {87}去除某一理论流派身上的意识形态倾向并非易事,这是一个需要专门深入讨论的话题,而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参见黄宗智:“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汪晖:“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

  {88}这里有一个被社会学家讨论较多的潜在缺陷,即从微观基础到宏观结果的推理过程中存在生态学谬误(biological fallacy)的可能性,详细讨论可参见Michael T. Hannan, “Rationality and Robustness in Multilevel Systems”, in James Coleman and Thomas Fararo (eds.),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dvocacy and Critique, Sage Publications, 1992. 此处还要感谢刘军强的讨论意见,2008年8月11日。

  {89}参见赵鼎新:“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90}参见方福前:“新时期的西方经济学如何‘中国化’”,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方福前:“把握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促进西方经济学‘中国化’”,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10期。

  {91}这一点得益于与刘丰的讨论,2008年9月7日。

  {92}理性选择理论在方法上都强调微观基础,但其具体研究还是呈现了多样化的趋势,既有基于形式模型的统计检验,也有基于田野调查的反向推理。个体的行为假设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有些研究者强调个人财富最大化是唯一标准,有些研究者则还会考虑政府官员的个人政治权力最大化。例如,贝茨就曾写道:“我认为当政治精英的行为不符合经济理性的时候,它一定符合政治理性。”参见Robert. Bates,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in Robert Bates (ed.),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 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244. 相关讨论还可参见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理性选择政治经济分析”,第116—121页。

  {93}需要指出的是,结构性的思维不一定要通过微观基础来界定,历史制度主义也是非常强调结构的理论方法。从微观基础出发,只是加强结构性思维的可选途径之一,是本文从讨论公共选择理论的应用问题之后想强调的重点。

  {94}类似观点可参见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相关讨论还可参见Paul Pierson, “The Costs of Marginalization Qualitative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American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0, No. 2, 2007, pp.145-169.

  {95}林毅夫对经济学的建议,政治学的发展不妨认真借鉴一下,参见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庆祝《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载《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林毅夫:“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载《经济研究》2001 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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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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