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骥:找到微观基础*——公共选择理论的中国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1 次 更新时间:2010-04-21 22:4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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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骥  

  到现代霍曼斯(George Homans)、布劳(Peter Blau)的交换理论,再一直发展到当代各派理性选择理论。{29}毫无疑问,公共选择理论是现代理性选择理论中的典范,而其贡献就在于对微观基础的强调。“与经济学一样,公共选择的基本行为假设是,人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30}然而,中国政治学研究者却在公共选择理论得以安身立命的方法论基础上犯“迷糊”,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的纠缠让研究者们踯躅不前。仔细梳理这些争论,就能具体说明中国政治研究者对微观基础的误解程度。

  

  (二)“经济人假设”的中国式争论

  

  任何可证伪的实证研究,假设都必须简单。假设一旦复杂,摇摆不定,其随后的理论构建与实证检验势必失败。当然,这种方法论倾向最极端的代表就是弗里德曼所主张的工具主义。在那篇广受争议的论文中,他认为理论的决定性检验是其预测和解释的能力,而不是理论的内部结构或理论假设与传统智慧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假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此发展出来的理论预测是否得到了验证。{31}抛开弗里德曼的极端观点不谈,理性选择理论的长处的确是在于其简洁明了,解释有力。

  然而,彻底误解“经济人假设”方法论效力的中国政治学研究者,就会试图去改变这个理性人假设,去搞一些“政策人”、“线段人”、“比较利益人”的复杂假设。这样一来,我们的假设倒是越来越接近现实了,可是也越来越变成“描述”了。这种模棱两可的复杂假设牺牲了理论的抽象程度与普适性,而且也从根本上失去了建立内在一致的理论的可能性。

  在这一类精心修改的假设中,最典型的就是陈庆云等人的“比较利益人”假设,也称之为“线段式人性论”:

  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设与其所反对的“公共人”假设一样,都是一种极点式的人性假设,它在公共管理领域的运用必然存在限度。从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文化性来看,人性是介于绝对自利与绝对他利两个极点间,一定条件下的“非此即彼”和“亦此亦彼”相统一的“线段式人性”。按照“线段式人性论”,公共管理中的人应是对多种利益权衡的“比较利益人”。{32}

  这些研究者急着要去修改公共选择的微观基础,以为将“经济人”改为“线段人”就能适用于中国。{33}其实这反倒是抽掉了公共选择之于政治学研究的核心价值。格林、沙皮罗认为针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多数批评集中于理性选择关于人类心理学和理性的假设或理性选择理论的意识形态后果上。”{34}显然,这一点在中国的学术氛围中,发生了更有趣的病变。{35}

  方福前虽然也不喜欢经济人假设,但他也只是限于批评,并未像陈庆云等人那样竭力去建立复杂的替代性假设:“只用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不变动机来概括一切人的行为动机必然要犯以偏概全的错误。一个理论逻辑上的优美并不等于它完全合乎实际。如果说,用‘经济人’假说来描述经济活动中的人尚有局限性的话,那么,用‘经济人’范式来刻画政治活动中的人就有更大的局限性。”{36}陈振明也意识到“经济人假设既是公共选择理论力量的源泉,又是它的弱点之所在。”{37}还有其他一些中国研究者发表自己对经济人假设的批评,但都并无太多新意,基本上停留于对其理论简洁性的肤浅指责。{38}

  另外一方面,对经济人假设的支持,首先来自于经济学家。曾启贤很早就指出:“对于复杂的经济过程,‘经济人’假定是有利于抽象分析的。不在一定程度上作出或利用这个假定,很难设想怎样在理论上把握经济法则。”{39}梁小民认为:“理性人的假设不仅正确,而且必要。说理性人的假设正确,并不是说它适用于每个人(例如这个假设就不适用于雷锋这样的英雄)和每一个人的一切行为(一个为个人利益做事的人在祖国危难之际也会牺牲自己保家卫国),这是指它适用于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这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大多数人从事活动的出发点都是个人利益。说理性人的假设必要是因为,经济学作为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必须有一个确定的假设前提。如果既假设人是利己的,又假设人是利他的,经济学能得出什么结论呢?”{40}

  林毅夫则强调“理论假设的一致性”。他指出:“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有许多现象似乎和理性人的假设不一致,一般人常会因此而质疑这个假设,甚至想以其他假设替代理性人假设。但是放弃理性人假设的结果是发展出来的理论无法纳入经济学理论的主流体系。而且,当研究者发现了所谓‘不可理喻’的行为时,通常不是行为者的不理性,而是研究者对行为者的限制条件不了解。”{41}林毅夫还举了其导师舒尔茨研究的例子,并认为舒尔茨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最大贡献之一是提出了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是穷而有效率的理论,改变了经济学界对农民是不理性的看法。{42}

  张曙光极力反驳他人对经济人假设的指责,强调很多批评者没有区分实证理论的假设与现实规范的判断,并肯定社会科学需要一个统一的人性假设。{43}的确,假设官员自利并不是说现实中所有的官员全都自利,而是要用最简单的有效假设去推导理论,最有效地解释、预测其行为。

  还有一些政治学研究者也认同这个假设:“经济人假设既可以适用于人的经济行为取向的分析,同时与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关于人的动机模式的看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也可以扩展到经济领域之外,适用于对人的政治行为取向的分析。”{44}

  杨龙看到了该假设的理论效力,指出“个人加入集体行为的动机也是为了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也是分析集体利益的出发点。”{45}但杨龙的看法处于中间地带,既指出其长处,又看到其局限。{46}

  叶初升在讨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时指出:发展经济学已经开始寻找微观基础,“研究方式相似,即从经济主体行为分析入手,从微观机制分析入手,构建解释发展问题的基本模型。”但是,“趋同不等于收敛,能够充任学科范式的微观基础尚未真正建构起来,各种理论之间仍然缺乏统一的逻辑联系。”{47}

  相比之下,杨春学的总结显得一针见血:“经济人肯定是一个关于人的局部特性的、‘过度简化’的假设。它虽然在理论和实践上仍然存在难题,但正如宾默尔所言‘它唯一的优点就在于,所有的其他替代物都比它更差’{48}。……如果人性结构中非自利的动机比自利动机更为强有力,合理的利他主义行为比利己主义行为更为盛行,那么,人类就可以省却许多麻烦和烦恼!谁不想生活在利他主义盛行的社会之中呢?……虽然我们可以把经济人假说合理地拓展到某些非经济领域的分析,但这不意味着经济学必须给所谓的‘人文关怀’提供直接的解决方案!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类‘外在的’物质福利,而不是直接满足人内在的精神需要。”{49}

  为了理解和评判上述争论,有必要把经济学与政治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异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只有理解了这个差异,我们才能理解找到微观基础对于政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性。

  一般来看,西方主流的政治学与经济学在方法论的逻辑程序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假设检验方法(hypothesis-testing),这种研究程序是基于波普证伪主义(Karl Popper’s falsificationism)以来科学哲学发展的指导,可以用一个“科学环”来予以说明(参见图一)。{50}最早的科学研究都是培根的简单归纳主义以及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的是归纳。科学家没有理论指导,直接去经验中归纳,以发现规律与命题。后来证伪主义认为这样做有两个缺陷:第一,没有理论指导,经验“事实”就会如海洋一般泛滥——没有理论假设的指导,经验观察就是盲目而且缺乏系统性的;第二,简单归纳得到的理论只能找到证实自己的经验证据,却没法证伪。{51}例如,最受人诟病的无法“证伪”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弗洛伊德理论。{52}在证伪主义的影响下,科学界开始逐渐采用假设检验方法来指导科学研究。{53}

  一般而言,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不同并不是方法论程序上的根本对立,而在于其理论基本假定的差异。经济学的假定最简单,政治学的所有流派对人的假定都要比经济学复杂,即使是向经济学直接学习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也是如此。前者开始在经济利益之外加上了政治利益,后者则开始考虑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这些理论上的修订都是在经济学基本的经济人假定上打补丁。

  理论假定越简洁,就越能在从理论到假设的过程中做更多的复杂演绎推理,甚至是用数学语言来进行长程推理,最后得到超出自然语言理解范围之外的理论命题(这就是经济学的现状,其命题不靠数学很难理解)。初始的假定越复杂,可能的推理方向就越难统一,就越难做深入的演绎推理,其重要表现就是难以运用数学工具。而且假定复杂之后,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理解,也就越难得到统一的、可重复的推理过程。罗素说:“科学知识的目的在于去掉一切个人的因素,说出人类集体智慧的发现。”{54}经济学正是在这一点上比政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更靠近自然科学。其根源就在于它理论假定(assumption)很简洁,能让研究者发展出无差别的、可重复的理论假设(hypothesis)。

  以上分析了从理论到假设的演绎逻辑过程,在从假设到经验概括的归纳逻辑过程中,经济学与政治学也同样存在差别。而且,这种差别也是根源于二者基本理论假定的差异。经济学的假定简单统一,尽力去抓人类行为的共性:自利(self-interested)与理性(rationality),这样做必定舍弃了其他特征,由此得出的假设也必然只能反映“主要”的规律,而忽视各个案例的特殊情况。所以经济学推导出的假设一般倾向于用大样本去检验,样本越大、数据越抽象,它的假设越容易成功。相反,大部分政治学研究的假定都比较复杂,得出理论假设的推理链条较短,其假设也更接近经验中案例的具体情况。案例越少、数据越具体,其检验越容易成功;案例一旦增多,政治学研究假设的验证难度也就增大了。{55}

  总之,政治学与经济学所有的不同,不管是理论假设演绎过程,还是经验验证过程,其区别的根源都在于理论的初始假定的不同。这种不同反映了两个学科科学观上的显著差异,即在实证主义(positivism)与阐释主义(interpretivism)的维度上是谁更靠近自然科学、科学主义。政治学如果想要进步,应当在实证主义与阐释主义不同的极端中找到平衡。

  但是,中国政治学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在于鱼与熊掌的选择,而在于连理论是什么都没有弄明白,连假设检验方法都没有搞清楚。究其原因,还得依靠知识社会学的更多反思来追究历史。不过,到此为止,我认为至少可以对“经济人假设”的中国式争论作出如下两点评判:第一,任何理论假定都具有不完全性,理论是一种抽象,是对现实的一种选择性重构,理论与现实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应关系,任何宣称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只能是意识形态的幻影。第二,研究者艰难地试图用概念与理论去理解与解释这个世界,然而,在没有更好替代物的情况之下,经济人假设是一根我们不得不依靠的“拐棍”。经济人假设的简洁性恰好是其长处所在,是政治学在方法论上应该向经济学积极学习借鉴的优点。

  

  (三)方法论的历史包袱

  既然经济人假设是相对好使的“拐棍”,既然对微观基础的强调是公共选择理论对政治科学最大的启示与贡献,那么我们为何还要误解微观基础从而丧失应用公共选择理论的机会呢?我认为原因就在于一些历史包袱导致我们在方法论个体主义以及假设检验逻辑上有所缺失,而这两个方面正好对应着前面总结的“微观基础”的两层要义:前后一致的个体行为假设,以及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上的演绎推理过程。

  首先,整体主义方法论的路径依赖对很多中国研究者的思维构成了强大的束缚,使得方法论个体主义难以被接受和应用。近代历史上,从中国向西方社会科学学习以来,一直都是以历史哲学方法见长的理论占据主流。这一点有其特殊的历史根源——历史哲学的方法以决定论的观点来看待人类发展,非常适合欠发达国家一些政治精英的革命需求。近二十年以来虽然中国经济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政治学却仍然笼罩在过去的方法论泥潭之中。较强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传统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研究者对个体主义方法论的排斥。{56}对此,丁学良有精彩的论述,他指出:“西方社会科学之概念构筑(conceptualization)的逻辑、方法及技巧,往往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形成的思维定势不一致,从而导致学生的误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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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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