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建国以后,李光耀就大力倡导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价值观,发动了自上而下的“文化再生运动”, 总结提出了作为新加坡人具体行为准则的 “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推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价值观。1991年,新加坡政府正式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确立了新加坡国民的五大价值观,试图通过家庭、社团、种族、宗教之间的和谐及稳定的关系来维系和巩固国家和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这不仅实现了国家对传统文化转化的推动,并且实现了国家核心价值观(注:这种共同价值的建立不仅对于新加坡的国家建设有积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树立了后殖民地国家建设的样本意义。从现代国家建设的研究角度来看,认同系统的重新塑造、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对于现代国家的整合有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即充分展现了认同性整合对于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参见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的形成和再造,开辟了东方国家发展和成长的崭新道路。

　　在古代中国,由以儒家“王道”为核心的道统、以官学、民间书院、私塾为途径的学统和古代官僚体系政统组成的“三位一体”是中国古代政治的轴心。通过这一轴心,塑造起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国家认同,进而创造了古代中国的作为文化国家的形态。古典时代的中国基于雄厚的文化资本,形成了巨大的文化能力,创造了中华帝国的形态,为实现有效的超大国家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古典中国演进的历史赋予了国家特定的文化资本;而对文化传统的尊重、保护、研究、开发、转换和提升,则是国家从自身文化传统中创造新的文化资本、确立核心价值、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必要行动,其成效将直接影响国家发展的全局与进程。

　　在当代中国,由于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注: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9页。)。改革开放赋予了文化资本的新的形态,确立了爱国主义、民族振兴、社会公正等观念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突出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为主轴的国家化演进取得了初步成效。诸如依法治国、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等观念已经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一切社会阶层与政治力量所共同拥有的国家意识形态。所以,对于当代中国来讲,“当代人类社会、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和中国社会文化基本价值的有机统一”(注:林尚立:《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理论参考》2007年第3期。),应当成为国家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应当成为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道路。

　　结 语

　　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文化资本的引入和创造都是不可缺少的。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型社会中,对于传统文化的整合、阐述与转换是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家核心价值的获得需要与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的提高寻找到有机的契合点,对于文化资本和文化传统的发掘与创新,也许是未来中国国家建设中核心价值塑造的一条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