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国富民穷 咋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3 次 更新时间:2010-03-20 11:3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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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进入专栏)  

  

  从总理的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了解到,中国2009年GDP为33.5万亿,增长8.7%;预算内财政税收6.85万亿,增长11.7%。相比之下,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万元,比2008年增加9.8%,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新增8.3%。

  读到上述经济收入数据,我们不妨看看国民收入在政府跟民间之间的分配结构有什么变化。

  预算内财政税收6.85万亿,相当于近4亿城镇居民去年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等于13.3亿农民去年全年的纯收入。当然,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还不包括1.5万亿土地出让收入,更不包括十几万国企去年的利润和国有资产变现所得。如果再加上那1.5万亿土地出让金,不算国企利润和其它国有资产的变现收入,那么,8.35万亿的政府收入相当于4.83亿城镇居民去年的收入,16.2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

  

  财政收入继续膨胀与调收入分配结构目标矛盾

  

  2009年的政府规模,跟前些年比是减小了,还是在继续膨胀?为了便于比较,我们还是以预算内财政收入为基础。那么,大致情况如下:

  2008年,政府财政收入相当于3.9亿城镇居民同年的收入,12.9亿农民的纯收入;

  2002年,本届政府之前,政府财政收入等于2.5亿城镇居民的收入,7.6亿农民的纯收入;

  1996年,新财政体系之初,为支持政府的规模,需要1.5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3.8亿农民的纯收入。

  从这些趋势看,自1995年开始,国民收入在政府与民间之间的分配结构基本没有变形,是继续向政府手中转移,即使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之下的2008和2009年也是如此,财政税收以超过GDP、超过居民收入的速度增长。显然,这跟十七大决定的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目标不一致。

  

  压抑国民收入的几大因素

  

  什么原因导致了财政收入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依然剧烈膨胀?

  第一,政府控制国有资产和土地导致民间分享的国民收入低下。一国消费增长艰难跟国有制以及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有关。根据我的一些研究,一个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越高,那么在同样GDP增速情况下,其民间消费的增长速度就越慢。道理很简单,在主要财产或土地都是国有或者公有的社会,企业产权再升值、国有企业利润再多、土地再升值,老百姓都无法感受、享受到这些资产收益,得不到财富效应,因为这些资产收入都由政府独享。这些年的经济增长让土地升值很多,国企利润和资产都升值很多,但这些对老百姓收入和财富没有产生影响,故老百姓能感受到的经济增长速度很有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必须要保8、保9,才能保持起码的稳定,因为老百姓才能感受到GDP的增速,若官方公布的GDP增长为一半左右,他们分享不到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效应。

  第二,中国人本来收入就比较少,但是税收比例并不比其他国家低,同时国家又不给社会提供相配的社会保障、失业保障、福利,也不提供更多的医疗保障服务和教育支持,这必然使中国人能够花的钱就更少。

  第三,其它官方收入太高。

  第四,秦晖教授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有着“低人权”的优势。从经济学角度讲,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如果工人权利没办法通过工会得到保护,也没办法通过自发机构或者组织得到保护,必然使工人方方面面权益得不到保证。在这种局面下,当企业、管理层或者其他机构侵犯工人权益、人权的时候,侵犯方要付出的代价、成本会很低。用经济学术语说,这等于说在中国人权的价格很低,侵犯方不需要支付多少成本就可以去侵犯或者忽视人权。综合起来,这就使中国老百姓的收入以及方方面面的福利很低。

  更为不利的是,金融危机致使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会比以往便宜,包括权利的价格也会更低。就像在传统中国,一旦有大的天灾人祸,妻妾的买卖价格会下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在危机中通过行政手段让国有经济扩张、挤压民营经济、延伸强制力,使私人、个人的权利相对受挤压,权利的价格在进一步下跌。

  第五,政府开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中国税收和财政支出,都不需要经过人大审议。这也是导致国民收入不振的一个重要因素。

  

  必须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

  

  为解决这些问题,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一是民主宪政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退税;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作民有化改革。

  首先,要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民主监督,包括公开听证、广泛的媒体自由讨论。人大和政协都缺乏对征税权的制约、缺乏对政府财政预算制约的能力。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发挥人大系统的独立监督作用,经常性举行各种听证会,每个季度起码有两个星期,让人大的专业委员会把相应部门领导叫过来问责,例如,财经委员会召集商务部、证监会、银监会的管理层,看哪些政策有问题,有哪些不同意见,进行公开正式的问答。政府机关对人民负责的方式,就是对人民代表机构负责。

  民主制度监督可以减少政府开支的“硬件”投资偏好,引导政府开支往民生倾斜,包括基本医疗保障、社会安全网、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国家投入。一旦政府在这些民生领域有实质性投入,可以给老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自己储蓄压力会减少,民间消费就可以被解放。

  其次,征税权、加税权必须掌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手中,行政部门不能有征税权,新增税种、税率提升必须经过广泛的公开听证和媒体讨论。如果征税权不能卡紧,民间的收入就无法与GDP同步增长,政府拿到的国民收入比重就会继续膨胀,民间消费当然就没有收入基础了。最近几年的极端情况不说,就拿1995至2007年这12年看,政府财政税收累计增长5.7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累计增长1.2倍。只要政府收入的增速不被控制住,民间资费增长难以实现。

  上面两项都涉及民主宪政改革的问题。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到,政治改革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涉及到经济模式能否转型的基础问题。

  再次,国有资产应真正实现“全民所有”。中国民间消费难以增长,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花钱,而是因为在国有制之下大多数人都没有自己的资产。通过国有土地、国有资源、国有企业等,政府拥有的资产性财富相当于社会总财富的近四分之三。虽然这些国有财产是“全民所有”,而且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增值很多,但是,没有老百姓能分享到国有资产升值、国企利润的好处。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工资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工资收入的增速又低于GDP的增速。

  为了让中国公民能直接感受到国有资产中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并由此增加每个人的“财富感”、进而提升消费的意向,我们就必须进行民有化改革。以前,国有资产的“全民所有”制度安排中“所有者”是抽象的、不到位的,我们必须把原来缺位的“所有者”给明确化、具体化,以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

  具体办法是,把现有的央企国有资产、地方国企产权除给社保基金注入部分产权以外,剩下的分别注入中央和地方国民权益基金,中央级的一个、31个省、市、自治区分别各一个,这样共有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中央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均分到13亿公民,地方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可以给当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

  最后,我们必须意识到,除非能让国有资产的升值和盈利直接进入老百姓消费预算中,否则,中国民间消费增长会继续缺乏资产财富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呼吁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可是,实际结果不仅民间消费占GDP比没有上升,反而一直在下降。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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