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文献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科学立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9 次 更新时间:2010-03-05 13: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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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 (进入专栏)  

  文献学研究,特别是基于经典文献原稿的历史考证研究,的确是我们开展学术研究的一般基础,但是在基本文献信息准确的情况下,针对如何理解文本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学术关系,我们还是有相当大的能动性空间的,这个空间就是文本学理论研究的领域。此处所讲的文本学,就是对文本思想内容的学术理解和深层逻辑结构的认识,这是基于文献学又超越文献学的一种科学努力。文本学不同于文献学的本质性差异就在于文本学的基础是从主要文献事实出发的创造性的独立思考。当然,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有其自身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也因此,我们的基本立场、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的本质都将根本异质于西方马克思学。在此,我们不妨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根据德国学者陶伯特的文献学研究,在新编MEGA2第一部分第5卷中,《德意志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一本马克思恩格斯独立撰写的论著,而变成了一部由多人参加撰写的论文集,具体来说就是由马克思、恩格斯、赫斯等人共同撰写,编排方式也按合作文集的结构独立为19篇文献的集合,并以《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1845年11月至1846年6月)》为名出版。据说,陶伯特等人认为,自梁赞诺夫1926年第一次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以来,传统所有关于这一手稿的编排方式都是将其作为“一部著作加以编辑、评述”,而陶伯特等人在上述新的编排方式中,“将力图避免将自己的诠释抬高为绝对真理,并因此排除其他有道理的观点”。 因为如果我们要将此手稿“编成一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那就意味着要去完成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完成的工作。由于缺少足够的线索和根据,这样做的结果将是一种随意编成的结构”。 听起来,陶伯特等人的方案似乎排除了任何主观猜测的纯客观的文献处理方式,真如鲁克俭先生所说,是一项文献学的最新成果。但是,情况果真如此吗?

  据我所知,这个方案一公布,就遭到了部分韩国学者、日本学者以及俄国学者,特别是巴加图利亚的坚决反对。为什么?仔细研究陶伯特的编辑方案的话,所谓的新的客观的依据无非有三:一是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或相关当事人在其它论著、信件和回忆文献中的直接指认;二是文本所处具体社会情境中的出版物、出版日期以及相关信件提供的评论信息;二是手稿留下的各种文献信息,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及他人的页码编号、题名、调序、修改、删除、笔迹、纸张、墨迹重新辨识等等。这些信息对文本结构的重新认证的确都有重要意义,基于这些信息,当然也可以对过去80多年马克思主义文献专家们的基本认识提出一定的修订,但是一切修订都必须以不破坏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内在逻辑为前提才是可行的。陶伯特等人在最新文本信息收集的文字工作上几乎无可指摘,可是,我们就是看不到他们对文本思想内容,即历史唯物主义生成过程的理解线索!因为他们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们不会觉得《德意志意识形态》(前述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形成中的关键性文本。这些文本结构和基本逻辑的变化可能直接影响到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形成和发展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理解。这是双方基本研究立场的根本区别。

  在陶伯特等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新的处理方案中,《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部独立著作,基本理论逻辑结构也不再是他们最后确定的用新世界观全面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科学著作,而是一部马克思、恩格斯、赫斯三人合作,仅仅出于反击在报刊上攻击了他们的鲍威尔、施蒂纳的用意的论文集,简单说就是一部争吵之作。陶伯特等完全根据《《维干德季刊》第三卷的出版日期来确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时间,以鲍威尔、施蒂纳的论文内容来确认马克思恩格斯的写作意图,而根本看不到马克思从1844年“巴黎笔记”就已经开始了的经济学研究的深刻学术影响,看不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思想逻辑的内在矛盾运动,看不到马克思在《评李斯特》一文中的思想变化,看不到《提纲》中的思想革命以及这一革命与《神圣家族》之间的质性逻辑差异,看不到“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实质性影响,看不到现实工人运动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思想的深刻作用。正是因为对这些问题的回避和忽视,才使得《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成为他们的方案中可以简单处置的历史文献。

  更致命的问题还在于:第一,据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写下的《答布鲁诺?鲍威尔》 成了开篇之作。显然,这篇东西其实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内容。从该文献中,我们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竟然还在维护《神圣家族》中基于人本主义话语框架而对鲍威尔等人展开的批判。我个人对这篇没有署名的文献究竟是否真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写深表怀疑。如果这个编排方案得到普遍确认,那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逻辑起点将被改写,因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起点竟然是以肯定《神圣家族》的理论逻辑为前提的。这一点,倒是与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的,陶伯特等人贬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想法一致,如果《德意志意识形态》都与《神圣家族》同质,那么何况《提纲》呢?第二,把最终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对象的赫斯列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之中,这就等于承认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逻辑的混乱,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新世界观对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尤其是对费尔巴哈式人本主义话语的批判中当然包括对赫斯哲学的直接否定。这种根本性的思想决裂从马克思与赫斯最终的分道扬镳中已经能够洞悉,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把赫斯的文本(哪怕是经过马克思修改的东西)再放进《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是可怕的引起内部爆炸的逻辑炸弹。上述问题在西方马克思学学者陶伯特等眼中或许都是根本无足轻重的东西。我以为,在他们那里,这只是文献处理的一种方式,可是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无疑将是一件大事。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对此方案我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并且主张中国的编译机构也不要采用这种不负责任的编排方案。

  因而,文献学研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学的文献学研究与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既有学术关系,也有政治立场的关系,应当自主思考、谨慎处理。西方马克思学的文献专家们最关心的文字辨识、版本细节、字母后缀和版本差别问题固然重要,但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解读文本的工作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内容。我们真正关注的,是能够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发展、影响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本质的思想内容。在情况已经显著变化了的当代,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除掉新的文献信息之外,更重要的还当是深化我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内在理论逻辑的认识,并学会用当代中国改革的新现实、自然科学实践的新进展以及社会实践新发展中最重要的实践成果反注和推进这场科学思想运动。这项事业,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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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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