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立宪共和主义族群政治进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42 次 更新时间:2010-02-09 12: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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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一

    

  此时此刻,“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中国”应当是什么?一个简明的事实是,中国是一种政治时空,立基于文化共同体预设,恰为一种政治共同体与法律共同体。晚近以来,自西徂东,大凡形制已定、得为现代“国家”的nation,无一不是这种共同体。而就中国来看,这个nation不是别的,就是“中华民族”,由此形成“中国”这一state 和country。浩浩“中国”,为此nation、state 和country的三位一体。

  此一中华民族,系由56个族群(ethnical group)所构成。传统所谓中华民族包括56个“民族”的说法,混淆了民族和族群的区别,无论是在历史发生论还是建构论意义上,均与晚近百多年中华民族的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进程背道而驰。因此,相应的表述应当是“一个民族,56个族群”。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56个族群各有归属,统属、共构了这一民族。就此而言,“中国”不是别的,就是由56族群所构成的中华民族的政治形式与法律形式。在此政治与法律屋顶之下,我是汉裔中国人或者汉族中国人,阁下可能是维裔(族)中国人、满裔(族)中国人或者哈尼裔(族)中国人,一如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屋顶下,奥巴马是非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克林顿是爱尔兰裔美国人(Irish American),朱棣文是华裔美国人(Chinese American),等等。早在1930年代,顾颉刚、傅斯年等前辈学者就曾撰文阐述“中华民族是一个”,其意在此,其义亦在此。[①]

  在此意义上,各个族群自为一种文化单元,但却不再是一个政治单元。统一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或者一种主权概念,才是最终的政治边界和法律边界,同时并意味着容忍进行文化与政治再阐释的法权合法性。在此语境下,见仁见智,可谓顺理成章,也是事之常情。也就因此,什么“直接打击,间接斗争,文武并用,软硬兼施”,反映的是拙劣的马基雅维理主义与帝国政治的过时混合,超出了现代族群政治的常道,自非中华民族自求多福的当取之道。

  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倡言统一的民族国家主权,尊重统一的民族国家主权是一切政治的前提,另一方面,56个族群各自享有并分享着自己的文化,其民族认同需求同样需予尊重,而统一的民族国家主权恰恰并不排除民族认同政治,相反,却是以民族认同政治为基础的。至少,民族认同政治构成了稳定的国家建构的重要支柱。那么,如何协调二者,使得它们互相尊重,在统一的民族国家的主权范围内并存共荣,以及,如果一旦出现冲突,如何进行调处?凡此种种,才是问题所在,也是此刻讨论的用意所在。其他的抒情与宣示,包括如何“打击”等等,窃以为可速胜于一时,根本而言,毕竟还是于事无补。

  正是在此,且容在下直言,在一个像中国这样多族群的国家,存在族群冲突例属常态。恩爱夫妻尚且拌嘴,手足同胞不免动手,这么多族群同处一室,时刻面临着纷繁复杂的互动,发生点冲突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铁板一块才真叫人害怕呢!事实上,秦汉以降,汉族文化渐次熟化,创造力日渐丧失或者弱化,若无其他族群的冲击和互动,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冲击,汉族可能早已自生自灭了。这就正如清末以还欧西文明的冲击,反而激发了中国文明的求生意志和更新能力。另一方面,包括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互动,在赋予各自以生机的同时,也给它们带来了文化交融的机缘,而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华民族”。

  因此,国家认同与统合并非意味着“铁板一块”,多族群的并存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现在的问题在于,也仅仅在于,既然利益博弈和文化竞争不可避免,那么,这个叫做“中国”的政治单位如何运用宪政安排来提供各个族群进行利益博弈与文化竞争的政治框架,一种伸缩自如的政治场域,而达到“斗而不破”的效果和境界,一种和平共处的竞争状态。在此,是否可以这样设想,通过政治正义,让所有公民屏蔽其族群身份,“用权利和义务作为资本”,来“参股”国家建构,特别是国家的政治建设,是一种较好的选择。换言之,以个体的政治单元身份和族群的文化单元身份,藉由真正的政治民主渠道“参政议政”,可能,是一条通达现代国家建构、调处族群关系的良性方案,也才是我们此刻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而不仅仅是“直接打击,间接斗争”。这么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走这条路,绷得太紧,成本太高。

  以此观之,当今中国实行的“板块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人为标定的特定空间归置“族性”,不免犯有工具理性的错误。不仅不划算,甚至带有族性歧视特征,亟需改正或者废止。比如,在此刻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虽以“维吾尔族”统谓,可实际上生活在这一方水土的族群众多,主要即有维、汉、蒙、回、哈萨克、塔吉克等多个族群,尤以维、汉人口最多。仅以“维吾尔”赋名赋义,等于屏蔽了其他族群的存在,似乎剥夺了其他族群的地理合法性,同时,使得禀获赋名的族群产生“我才是这里唯一的主人”的错觉和口实,其实不利于通常所说的“民族团结”和“民族和睦”。而之所以说它带有“族性歧视特征”,就在于此一板块式结构及其命名将其他共处于同一片蓝天下的族群屏蔽掉了,谈何地理分享和民族平等。比如,将近一半人口的汉族,在此似乎消隐不见了,也好像失去了“居住”的法权资格。其他少数族群的命运亦然。同理,其他省份的民族自治县、乡或者特定民族自治区内的特定民族自治县、乡的设置,其弊亦然,使得本来世代混居的族群格局,因为“命名”而有厚此薄彼的心理联想。实际上,在像广西、云南一代“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同乡或者同一个村落,甚至同一个家庭,族群混居,本为常态,如何能以一族为名,而“自治”呢?回首历史,如果说早期为了民族国家的建构,借鉴于苏俄的加盟共和国设置而来的这种民族区域自治体制多少有些功效的话,那么,今天这种板块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未免过时,不利于各个族群和平共处。也就因此,从助力族群和平共处以巩固国家建构体制而言,消除板块结构,倡言平等分享,恐为当务之急。

  进而言之,即便就“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言,也有“实质自治”与“形式自治”的区别。如果仅仅是形式的,不仅达不到自治与统合的目的,反而可能造成反感,亦未可知。这便又映证了前文的看法,即某些事看上去属于族群冲突,其实是民权与民生的问题,甚至内涵着俗世政权与教权的冲突在内。仅就前者而言,事情很简单,倘若并无真实自治,仅仅弄几个少数族裔的同胞穿上“少数民族服装”,进领导班子,出席大会,登电视,早无“符号效应”了。毕竟,穿衣带帽,属于族性表达的选择这一公民私性生活范畴,人为设置,只能叫人反感,甚至适得其反。就后者来看,要求少年出家为僧的习俗与国家义务教育立法冲突,恐怕不能完全向习俗低头,而无视少年国民的教育成长问题。毕竟,时至今日,子女教育属于重中之重,虽偏远乡村而不免,有什么习俗足能主张自家的正当性呢!

  

  二

  

  由此,用公民政治来缓和、淡化与化解族群政治,将族群冲突转化为民主问题,使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转化为宪法认同,是落实上文所说的将族群利益之争与文化竞争通过宪政框架解决的具体思路。换言之,可能许多看上去像是族群政治的冲突,其实例属民权与民生的范畴。而我们今天恰恰有个误区,就是不能在此领域讲人权与发展的问题,可事实上,有些族群冲突属于“人权”的问题,乃至于只是“发展”的问题,千万不能简单地扭曲为族群政治。

  可能有人会问,以宪法议程和政治正义来铺排族群政治,化解其间的紧张性,通常只有在国家建构早已完成,比较健全和发达的宪政体系下才有可能。中国的政治和法制现状决定了采行此种理路,恐怕概属“此路不通”。

  事情果真如此吗?的确,将族群政治转化为公民政治,乃至于还原、推展为国内民主政治建设议程,需要制度条件,今天的中国恰恰缺乏相应的制度条件。新疆的维族同胞认为,前往麦加朝觐需要宗教和民政部门审批,系对维族的专门限制,殊不知,中国大陆境内的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均须获得审批,不分汉族还是维族,蒙族抑或回族。换言之,这是一个“体制问题”,而非“民族歧视”问题,更非针对特定民族的特殊举措。也就因此,为了解决可能基于“民族歧视”而衍生的族权政治问题,启动解决“体制问题”的进程,可谓及时因应之策。就中国的国家建构而言,晚近以来,族群政治曾经并且一直处于某种危机之中,时时拉响警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危机就是契机,恰予运用,便是制度创生的契机。恰切而有效的制度,甚至可能是“较好的”制度,总是在应对危机中应运而生的。因此,切实因应西北边陲危机,需要启动制度变革。其实,当今中国充盈制度创新的契机。比如,“台湾”作为中华文明时空的一种特定当下地域形式,其之为一种政治意象,今天其实扮演了一个最大反对党的角色,而以鲜明的样板效应,以每天活生生的真人秀方式,向13万万同胞演示着儒家文明如何在现代性的意义上搬演民主政治的当下历史,而经此互动,可能会触发中国式民主的机缘,撬动中国宪政正义建设的进程呢!因此,今日中国出现的族群冲突,确乎是国家建构的危机,何尝又不是制度变革的契机呢!

  另一方面,即便这种解决“体制问题”的进程一时间难以启动,那么,退而求其次,在公民言论自由的意义上,形成民族悲情的公开、合法、分享与和平的表达机制,不仅有利于经由口头宣泄以泯灭身体冲动,而且有助于建立促进公民政治沟通的情感基础,化解历史积怨,实在应当提上议事日程。提出来比不提要好,晚提不如早提,被动提不如主动提,早提早掌握主动权。还以晚近台岛民主政治登场后对于“2·28事件”的处理为例,其间拿捏得当,身段软,容忍倾诉,就收到了这一效果。加拿大的魁北克因应分裂危机和澳洲处理原住民地权诉讼(native title),为另一成功例证。换言之,所有的族群,应当在言论自由这样一个总体法律框架下,享有公开表达本族悲情的权利。通过公开表达本族悲情,明了各自的“不得已”,从而化解历史积怨,进而有可能建立起分享的政治公共空间。因为,分分合合,打打闹闹,所有的族群或者民族一定都有自己的满腹悲情,恨爱情仇本来就是世态人生。你不允许它公开、和平表达,它就会选择私性表达,而悲情与蛊惑齐至,倾诉与歪曲俱来,情激所至,势所必然,那时节,真的会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乘势起哄呢!要是连私性表达的空间也无,诉诸身体动作的冲动自然更会于积蓄中寻找爆发口。一朝爆发,势必汹涌,而且肯定难免嗜血性质。如此,还不如将它们一统于公民言论自由的宪政框架下,于法权安排的体制内,“发乎情,止乎礼”。

  扩而言之,就当今中国的情形而言,以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为基础的古典共和主义法权体制来承载多族群的中华民族,效力于多族群的中国国家建构,可能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基此理路,下列两项,分属理念和体制,具体而微,亟应登场。一是宪法政治和宪政正义。其主要意旨在于使人民从族群身份转化为公民身份,以“公民自由”代替“解放的冲动”,在参与政治共同体的建设中,既争得自家的权利,不得逃避应付的政治和法律责任,又于合法和平等的权利博弈与文化竞争中,形成分享的文化-政治公共空间。这也就是政治正义,而为可欲的政治建设之基础。

  二是尽速筹建宪法法院。族群政治关涉政治正义,最终还是要落地为宪法判断,才能具有可操作性。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今天凭藉一种政治意志来裁定涉关族群政治的合法与非法,正义抑或非正义,可既然族群冲突在前,说明这个政治意志并不具有权威性,或者,并不具有有效性,因此,以此至少对于一方而言不具权威性的政治意志遽下裁断,自然难收心服口服之效。在此情形下,无论是从实质理性还是从程序理性来看,启动一个具有象征性的权威机构来调处族群冲突的是非,藉其做出正义与否的判断,庶几乎可以填补这一权威的阙如。具体而言,能够在此担当昭显正义重任的,唯中国“宪法法院”不可。道统羸弱、政统面对冲击之际,宪法法院独能应对族群政治的是非裁断,是包括美、英、澳等国在内的治理经验,既为一种善政,更是一种治理技艺。毕竟,值此“法治时代”,较诸道统已然脆弱的政治权力的裁断,其之判断更具可信性,其之裁断也更具正当性。

  

  三

  

  说到底,所谓“新疆问题”的本质,是一个歧异分殊的全体公民在政治上如何能够和平共处的问题,是一个作为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的多族群的民族国家如何可能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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