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滨:哥本哈根会议重大问题断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7 次 更新时间:2009-11-02 00: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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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滨  

  不难发现,自1990年以来,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立场稳中有变。不变的是中国坚持不承担量化减排温室气体的义务,变化的是以比过去灵活、更合作的态度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具体体现在:第一,在对待三个灵活机制方面,尤其是清洁发展机制,由过去的怀疑转变为现在的支持;第二,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由过去一味强调发达国家必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转向呼吁建立双赢的技术推广机制和互利技术合作;第三,从过去专注于《气候公约》及《议定书》转向对其他形式的国际气候合作机制持开放态度;第四,同意以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方式采取国家减排行动。

  此外,中国参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科学评估活动的情况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不断强化的参与程度。在1990年和1995年IPCC推出的第一、二期《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中,中国科学家没有参与或仅有极少数人以个人名义参加,几乎谈不上发挥什么影响力。到2001年推出的第三期评估报告,中国有一人担任了第一工作组的联合主席,共有20人次作为主要作者和评阅人参与了报告的编写,另有许多科学家参与了先后三轮的科学和政府审评工作,使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的作用大大增强。而在2007年IPCC推出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中,共有20多位中国科学家作为主要作者和评审编辑参与其中。中国科学家在报告的起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中国目前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角色可以界定为一个日益积极的建设性参与者。

  2.中国要不要承担领导角色?

  近年来,国际上要求中国承担领导角色的呼声日益高涨。先是美国奥巴马政府希望中国与美国共同承担和分享全球气候合作的领导地位。接着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中国发挥表率和榜样作用。世界自然基金和绿色和平等著名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也期盼中国能在此关键时刻,铁肩担道义,挺身而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中,走在世界的前列,让发达国家无地自容。

  中国要不要当这个领导?

  在国际环境合作事务中,每个国家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按其作用大小,大致可分为四类:领导者、积极参与者、旁观者(搭便车)和拖后腿者。什么是领导?这里不妨援引国外学者给国际合作中的领导下的两个定义。其一,“领导是一种影响的非对称关系,其中,一个行为体在特定时期引导或指挥其他行为体为实现特定目标而采取行动”。其二,领导指“在制度构建的过程中致力于克服集体行动难题,以实现共同利益的个体”。具体到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承担领导角色意味着什么呢?从国外提出的种种条件看,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程度必须很高;第二,参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程度必须很深,表现在议程设定上发挥主导权,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关键时刻能发挥关键性作用;第三,在减排问题上,率先行动,减排力度大,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第四,对外环境援助的力度必须很大。如果能做到以上四点,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领导。

  对照这个标准,扪心自问,我们能做好这样的领导吗?答案是否定的。要做就做好,做不好不如不做。因此,中国担当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领导应该缓行!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不承担自己的责任。相反,当前中国应坚持不懈地把积极的、建设性的参与者这一角色做足做实,并为今后时机成熟之时担当领导积累经验。

  

  三、气候变化议题:西方的阴谋还是中国面临的真正挑战?

  

  当前在国内有一种观点颇有市场:气候变化议题是西方炒作出来的,其醉翁之意不在保护气候,而在牵制中国的发展,切勿上当。这个阴谋论实际上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气候变化是真议题,还是假议题?全球气候变暖了吗?现在的气候变化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吗?这些气候变化问题是非常复杂和专业的问题。那么作为气候科学的外行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气候变化问题呢?科学的态度当然是听专家的观点,接受气候变化科学共同体的结论,因为他们是内行,比我们掌握的相关知识更多更可靠。根据来自130多个国家(包括中国)的4000多名顶尖科学家组成的最权威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评估报告,其基本结论是:气候系统变暖是毋庸置疑的——自20世纪中叶以来,大部分已观测到的全球平均温度的升高很可能是由于观测到的人为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导致;无论是适应还是减缓都不能避免所有的气候变化的影响,但是,适应和减缓能够互补并能够共同大大降低气候变化的风险。而中国2006年发布的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报告也支持了IPCC的结论。由此可见,人为活动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国际科学界的主流共识。气候变化是真议题而非假议题,任何严肃的学者都不应先入为主或固步自封,排斥自己知识结构之外的新知识。本来保护气候,人人有责。每个人都有讨论气候变化的自由。但令人担忧的是社会上一些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对气候变化的最新科学知识充耳不闻,上来就高谈阔论,置基本的科学事实于不顾,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实不足取。

  第二,气候变化到底对中国有何影响?西方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图谋是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弄清楚气候变化对我们的利弊得失并采取相应对策。简单的贴标签、逢西方必反的心理怪圈是有害的,应当避免。举一个例子,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是在发达国家倡导下举行的。当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都认为发达国家是在借环保之名行阻止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之实。巴西政府为此在发展中国家到处游说,号召抵制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均遇到了环境问题的严峻挑战,所幸当时参加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直接推动了中国的环境保护,开启了中国环保的大幕。今天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当时认为西方提出环保议程,醉翁之意不在环境保护,而在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因而拒绝参加人类环境会议,拒绝采取环保行动,那么我们今天将付出多么沉重的环境代价!

  退一步说,即使西方真有此阴谋,我们也应权衡利弊,以我为主,谋定而后动,达到避其害而趋其利的目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重温郑国渠的故事。公元前246年,韩国桓惠王为减轻来自秦国的强大压力,心生一计,派韩国著名水利工程师郑国西去秦国,劝说秦王兴修水利工程,企图借此使秦国把注意力放在国内,无暇东顾,最终拖垮秦国。秦国采纳了郑国建议,并于当年开始凿泾水修渠。施工中秦王发现郑国来秦建渠是韩王策划的一个阴谋——“疲秦”之计,怒而欲杀郑国。郑国辩解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汉书·沟洫志》)。秦王认为有理,命他继续修渠,渠道终于建成。在郑国渠的滋润下,关中很快成为大秦帝国的粮仓,据史学家的估计,郑国渠灌区每年所提供的粮食,足以供养秦国60万大军,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业。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描述,郑国渠建成后,“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那么,气候变化到底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胡锦涛主席的提法是,妥善应对气候变化,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国家根本利益。如何理解?简而言之,应对气候变化关系到中国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和军事安全。据中国专家评估,如果不采取新的应对措施,到2030年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中国粮食产量减产5%~10%,2050年影响会更大。气候变化主要来自化石能源的消耗。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能源和资源瓶颈凸显,难以支撑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问题与其他环境问题是同源、同根、同步的,在两高一低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下,中国的环境已不堪重负,最近频频曝光的湖南、陕西等地的儿童血铅事件不过是冰山之一角。而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沙漠化和水资源短缺等环境问题。气候变化还对中国的军事、国防安全构成威胁。中国军方已就气候变化对中国国防的影响开展了研究,结论是:近年来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威胁到我军人员、装备和设施安全,影响武器装备效能发挥及部队作战行动,制约部队战斗力的形成和提高。此外,气候变暖造成的海平面持续上升,还直接影响岛屿和沿海军事战略部署及战场建设。为此,中国军队专门成立了由全国知名气象专家和院士组成的气象专家委员会。

  无论是从中国科学家的研究,还是中国政府高层的战略判断来看,气候变化问题都是中国当前和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与我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中国政府反复强调:无论哥本哈根谈判进展如何,就中国而言,我们对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性、重要性有着明确认识,因此会一直以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国内推进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这既是我们转化经济发展方式、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需求,也是出于我们对整个人类生存发展、对人类未来的负责任态度。对中国政府来说,应对气候变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这就是大国视野、大国气派、大国智慧!只要“看准了就大胆地干”(邓小平语),坚持走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之路,和谐中国就有望!和谐世界就有望!

  

  四、中国拿什么迎接哥本哈根会议?

  

  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注定是一个焦点,其一举一动必将备受世界关注。中国准备好了吗?

  站在哥本哈根会议的门槛前回望历史,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初期相比,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员的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已今非昔比。中国在温室气体排放和综合国力上正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拉开距离。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大,增长迅速,而且增长潜力巨大。1970~1996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以每年5.3%的速度增长,目前已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在没有承担减排义务的非附件一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中,中国占1/3以上,2004年是总量排在第二位的印度的4.3倍,人均排放量的3.6倍。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CO2排放量增加了35%,美国增加了17%,中国和美国CO2排放的增长量分别占世界同期增长量的30%和31%。2000年到2004年间,中国CO2排放量增长了58.9%,而美国仅增长1.7%,中国和美国CO2排放增长量分别占世界同期增长量的56.9%和3.2%。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CO2排放增长量都会超过发达国家的减排量,对世界CO2排放量的增长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国人均CO2排放低的优势也正迅速丧失。中国人均CO2排放量一直较低,2000 年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0%。但随着中国能源消费的较快增长,人均CO2排放低的优势正快速丧失。据IEA 统计数据,2004年中国人均CO2排放量已达世界平均水平的87%。目前我国的人均CO2排放已超过世界人均水平。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认同难度加大。虽然中国的人均GDP仍属世界后进,但其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三并很快将超过日本的事实、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地位、神七升空、奥运和建国60周年庆典的成功举办等重大事件,都强化了世人的中国已是一个强国的认知。加之一些西方国家的故意夸大,与20年前相比,中国现在这种既大又小、既富又贫、欲强还弱的状态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更难得到广泛认同。世界对中国的期待和要求在迅速增加。

  因此,在国内有一个共识: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过去我们主要谈论的是发达国家对我们的压力。实际上,我们现在正面临新的压力源,主要有三个:一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内部特别是小岛屿国家联盟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二是来自联合国的压力,三是来自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压力。这三股力量都是中国和平发展需要借重的力量。应对这些压力与应对发达国家的压力是不同的。与发达国家谈,我们可以理直气壮,据理力争。因为从公平角度看,我们仍处上风。但对这三股力量的压力,我们应妥善应对、显示诚意。

  中国已经公布了关于哥本哈根会议的立场文件,对发达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但对我们自己的减排目标并未具体化,因此留下诸多悬念。国内对中国的谈判政策争论激烈。有的学者主张中国应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明确承诺量化减排指标,立即开始减排,承担起大国责任,显示领导作用,力促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功。有的学者强调,现有的西方提出的国际谈判方案对中国不公平,应坚持人均历史累计排放权,坚决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两种观点针锋相对,都有各自的道理。但从实现双赢的国际合作理念出发,二者都有一定偏颇。前者过于激进,中国的基本发展权益恐受损;后者过于强硬和保守,容易成为气候变化谈判失败的替罪羊,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将受害。笔者认为,当下中国应坚持“硬的更硬,软的更软”的两手政策迎接哥本哈根会议的到来。所谓硬的更硬,是指中国即使面对压力,也要敢于坚持不承诺绝对量化减排的基本立场。这涉及中国的基本国家利益。所谓软的更软,是要让世界清晰地看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诚意。为此,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提出2020~2025年降低碳排放强度、发展新能源的路线图是必须的。与此同时,中国也应积极开展南南气候合作,加大对最不发达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支持力度。总之,中国真心希望看到一个成功的哥本哈根会议。

  

  (责任编辑:杜建国)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本文原来注释详细,因篇幅故而割爱。

  

  1 苏伟:《中国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绿叶》2008年第8期。

  2 苏伟、吕学都、孙国顺:《未来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核心内容及前景展望——“巴厘路线图”解读》,《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8 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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