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陈俊:“新法律史”如何可能——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新动向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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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陈俊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 304-326页。

  [76] (日)中岛乐章:《明代郷村の纷争と秩序——徽州文书を史料として》,汲古书院2002年版。

  [77] 黄宗智:“中国法律制度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载《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67页。

  [78] (日)寺田浩明:“清代民事审判:性质及意义——日美两国学者之间的争论”,王亚新译,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11页,第614页。

  [79] (日)寺田浩明:“关于清代听讼制度所见‘自相矛盾’现象的理解——对黄宗智教授的‘表达与实践’理论的批评”,郑芙蓉译,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4辑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8页。

  [80] 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英文版序。三卷本中的前两卷已分别在1996年与2001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中译本也随后在2001年与2003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如今最后一卷——《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初步探索》——也即将在法律出版社出版,并且与前两卷不同的是,这次是以中文版首发。

  [81] 黄宗智:“中国法律的现代性?”,收入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3页。

  [82] 这样的理论关心,在黄宗智先后出版的中国法律史三卷本著作中,逐卷得到明显的表现。也可参见Kathyn Bernhardt and Philip C. C. Huang, \"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The Issues\", in Kathyn Bernhardt and Philip C. C. Huang, ed., 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83] 甘阳:《通三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84] 黄宗智:“中国法律制度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载《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76页。

  [85] (美)D·布迪、C·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美)高道蕴、高鸿钧、贺卫方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增订版;(日)滋贺秀三等著,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张中秋编:《中国法律形象的一面: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法律》,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李力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杨一凡总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日本学者考证中国法制史重要成果选译·丙编》(四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四卷分别由籾山明、冈野诚、川村康和寺田浩明担任主编;(荷)冯客(Frank Dikötter):《近代中国的犯罪、惩罚与监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86] 客观地说,国内史学界的近况也不乐观。在一篇文章中,中国一位资深的史学家曾不无感慨地提到,最近20年来,前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阅档的人数在减少,平时很少见有专业工作者,每到寒、暑两假,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经常多于中国人”,“在这20年中,清朝历史的专业人员在增加,每年毕业的硕士、博士更是成倍增长,而来此查阅清朝档案的人数却是以同样的速度在减少。”参见茂海建:“史实重建”,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21页。相比而言,对于中国法律史学界而言,这迄今都还是尚未得到正视的问题。

  [87] 仅是在1990年代以前,中国社会史、经济史学界对《刑科题本》的相关内容进行整理或研究的出版品至少就有: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中华书局1982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清代的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中华书局1988年版;周远廉、谢肇华:《清代租佃制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990年代至今,社会史学界系统利用《刑科题本》做出研究的优秀著作,有王跃生:《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建立在 1781-1791年个案基础上的分析》,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极为系统地利用了清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六年这11年间的2000余件刑科题本婚姻家庭类档案);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除《刑科题本》之外,该书还同时使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辽宁省档案馆收藏的大量档案);王跃生:《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88] 郑秦、赵雄主编:《清代服制命案——刑科题本档案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下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上、下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上、下册), 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

  [90] 俞江:“清代的立继规则与州县审理——以宝坻县刑房档为线索”,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5期;俞江:“论清代的继子孙责任——以顺天府宝坻县刑房档为线索”,载《现代法学》2007年第6期;邓建鹏:“讼师秘本与清代诉状的风格——以‘黄岩诉讼档案’为考察中心”,载《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邓建鹏:“清代州县讼案的裁判方式研究——以‘黄岩诉讼档案’为考查对象”,载《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邓建鹏:“清代州县讼案和基层的司法运作——以黄岩诉讼档案为研究中心”,载《法治研究》2007年第5期;邓建鹏:《清代民事起诉的方式——以黄岩诉讼档案为考察中心》,载中国法律史学会编:《中国文化与法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297页;赵娓妮:“晚清知县对婚姻讼案之审断——晚清四川南部县档案与《樊山政书》的互考”,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6期;吴佩林:“法律社会学视野下的清代官代书研究”,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2期;洪佳期:“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05届博士论文。

  [91] 据我所知,近年来与这一论题密切相关的研讨会,值得关注的就至少有两次。其一为2006年11月11日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召开的“传统中国座谈会”,其二为2008年4月12日在华东政法大学召开的“中国古代法律的确定性”学术研讨会。

  [92] 台湾地区的中国法律史学者,如黄源盛、赖惠敏、邱澎生等,在研究中对原始司法档案颇为重视,而这与相当部分的档案资料在台湾地区都比较容易得到利用有关。在其中的一些司法档案利用上,台湾学者固然拥有近水楼台之优势,如台湾大学图书馆珍藏的《淡新档案》原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法律史研究室收藏的《淡新档案》复印件、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和台湾史研究所收藏的《淡新档案》微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的《内阁大库档案》以及台湾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朝司法档案,但相当大一部分司法档案都是通过台湾学者的多番努力搜集而来,如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可以看到从中国大陆购买的《巴县档案》、《内阁汉文题本专题档案:刑科婚姻类(1732-1762年)》、《内阁汉文黄册》等微卷及《北京审判制度研究档案资料选编》,而这些资料的获得,与包括该所研究员赖惠敏在内的相关学者的付出密切相关。黄源盛除了以对民初法律的精湛研究而闻名外,他对民初司法档案的搜集与汇编更是为学界瞩目,芒鞋踏破,千金散尽,终于汇编成《大理院民事判例全文汇编》27册、《大理院刑事判例全文汇编》17册、《大理院民事判决汇览》25册、《大理院刑事判决汇览》30册和《平政院裁决录存》1册,其中《平政院裁决录存》一书已于2007年在台湾出版,其余的民初法制档案汇编现典藏于政治大学基础法学中心。参见尤陈俊、范忠信:“中国法律史在台湾:一个学术史的述评”,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文化研究院编:《中西法律传统》(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1页,第39-42页。

  [93] 梁治平:“法律史的视界:方法、旨趣与范式”,收于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2页。

  [94] 相对而言,中国社会史界显得更为开放,晚近出版的一些论著可以充当佐证,参见杨念群主编:《新史学》(第一卷,“感觉·图像·叙事”),中华书局2007年版;孙江主编:《新史学》(第二卷,“概念·文本·方法”),中华书局2008年版。而在台湾地区史学界,1980年代以来崛起了所谓“新史学”,其掌旗手之一卢建荣强调以社会科学理论治史,主张史学革新应以“七分力量置于社会史,三分力量置于后现代主义史学”,参见卢建荣:“后现代史学指南”,作为导读收入(英)凯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历史的再思考》,贾士衡译,台湾麦田出版社1996年。

  [95] 对于此点,早已有精彩的论述,参见黄宗智:“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强世功译,收入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133页。

  [96] 参见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后收入傅斯年:《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97] 杨念群曾非常精辟地总结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给我们的启示:“通过中层理论的概念化积累,来规范对史料的解读。一方面它用中层理论的概念转换不断引导着史料搜寻出新的惊喜发现,另一方面每个中层概念在知识积累方面形成相互衔接的递增特性,使问题的讨论和史料的搜集必须被限定在概念规定的范围之内,这样就防止了对主观直觉的随意滥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收入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00-301页。

  [98] 关于“实学”、“虚学”的区分,可参见黄源盛:《中国传统法制与思想》,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序。据黄氏在其它地方所言,这是他在日本京都大学访学期间,常听日本学者做如此区分,其标准为主要是否与实务有直接联系。

  [99] “博物馆的珍藏品”,是列文森在研究中国传统儒学的现代命运时提出的一个著名隐喻,他认为中国官方表面上看似复兴儒学,但其实只不过是将它作为博物馆的历史收藏品,其目的就是要把它从现实的文化中驱逐出去,取代它所拥有的文化作用,详见(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7-343页。美国另一位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大家史华茨(Benjamin Schwartz)曾经指出,认为对于非物质性的文化而言,用“图书馆”来比喻或许更为贴切。在我看来,两者的内涵其实大同小异。

  [100] 罗志田:“《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101] 这些已经被整理出版的档案资料,至少包括:《淡新档案选录行政编初集》(四册),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7-1971年;吴密察主编:《淡新档案》,台湾大学图书馆,1993-2007年间已出24册,其中第1册至第16册构成行政编全部,第17册至第24册为民事编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将陆续出版社,2008年预定将出版民事编第25册至第28册;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朝)》,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主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主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郑秦、赵雄主编:《清代服制命案——刑科题本档案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年版;杜家骥主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全三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田涛、许传玺、王宏治主编:《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传统与现实之间——寻法下乡》(上、下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而在不久之后,陕西省清代紫阳县档案也即将被部分出版。

  [102] 邱澎生最近的中国法律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自觉依从这种“新法律史”路数,既重视对司法档案的运用,又注意从其他学科汲取灵感,详见邱澎生:《当法律遇上经济:明清中国的商业法律》,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

  [103] 刘东:“阅读中国序”,参见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丛书总序,第2页。

  [104] (宋)苏轼:《题西林壁》。

  [105] 彭斯在一首诗中曾经如此写道:“啊,但愿上天给我们一种本领,能象别人那样把自己看清!那就会免去许多蠢事情,也不会胡思乱想”,参见彭斯:“致虱子”,收入(英)彭斯:《彭斯诗选》,王佐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

  

  本文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6期。一个更为详尽的版本,收入黄宗智、尤陈俊(主编):《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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