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陈俊:“新法律史”如何可能——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新动向及其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11 次 更新时间:2009-09-15 20: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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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陈俊  

  [25]

  又如,在中国台湾地区的故宫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保存着大量的清代司法档案。其中,台北故宫博物院现藏的清代司法档案,主要为省级以上的资料,包括《宫中档》硃批奏折、《军机处档》月摺包、奏折录副、《上谕档》、《起居注册》、《外纪档》、六科《史书》、清朝国史馆与民初清史馆《刑法志》各种稿本,以及《满文原档》等等。[26]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珍藏的“内阁大库档案”之中的“三法司案卷”,更早已是名扬中外的研究清代法律史的珍贵素材。[27]

  除了中央一级的司法档案之外,清代地方一级档案中包含的司法档案更是迄今仍待深入发掘的宝藏,著名者有台湾淡水厅—新竹县档案(简称“淡新档案”)、四川巴县档案、顺天府宝坻县档案、四川南部县档案等。其中,淡新档案、巴县档案与宝坻县档案向学界开放有年,南部县档案则晚了一些,直到近年来才逐渐引起学界关注。[28] 在此之外,尚有其他散落各地的清代档案中包含有大量与法律有关的内容,它们的确切数量近乎天文数字,但至今仍是一个谜团。

  中国的档案文献的陆续开放,为全世界的研究者们提供了天赐良机。尤其是自1980年代以来,西方研究中国史的优秀学者纷纷来华,其中美国学者尤多,不同程度地利用这些总数极为庞大的宝贵资料做出新的研究。在一篇文章中,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不无感慨回忆说,当她在1974年9月来到北京之时,当时的条件根本就不允许她对清代档案进行研究,因此只能非常遗憾地绕着故宫文华殿走了一圈,正当透过门缝窥视之时,就被人告知必须离开。但仅仅是六年之后,当她在1980年9月再次来到北京之时,被获准对故宫所藏的明清档案进行整整为期一学年的研究。[29] 大致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乃至西方世界中国学研究领域的主流刊物上,如Ch\'ing-shih wen-t\' i(后改名为Late Imperial China)和Modern China,就经常刊登西方学者对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所接触到档案资料或美国收藏的明清档案进行介绍的文章。[30]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前后,华人学者张伟仁撰文向西方学界介绍收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内阁大库档案”。在这篇文章中,他特别强调了这一珍贵档案对于研究清代司法的意义。[31] 而另外两位学者,朴兰诗(Nancy Park)和安乐博(Robert Antony),还发表了题为《清代法律史中的档案研究》的专题论文。[32] 在这篇文章中,两位作者根据自己三年来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研究所得,对一档馆所藏的内阁档案、宫中档、军机处档、刑部档案、都察院档案、大理院档案、修订法律馆档案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朴兰诗和安乐博强调,“清代法律的研究潜力看起来无穷无尽,而这些可能性,正被这些极其丰富但事实上又尚待开发的原始档案资料所大大提高。”[33]

  自199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界,尤其是美国,利用这些档案研究法律开始逐渐形成气象。他/她们立足于前辈同行们取得的成就之上,但又对其进行超越。尽管早在二十多年前,博德(Derk Bodde)和莫里斯(Clarence Morris)就已经多从《刑案汇览》(实则包括《刑案汇览》、《续增刑案汇览》、《新增刑案汇览》三种各自独立的汇编)精选出的190例加以研究,但他们自己也承认,相对于《刑案汇览》三编多达7600余件的案例而言,“显然,从如此小的选译比例中,我们不可能得出关于清代法律在统计数字方面的结论。”[34] 更何况,《刑案汇览》三编所辑录的众多案例,实际上往往只是极度浓缩的案情摘要,而无法提供有关案件审理过程及其前后相关情形的详细资料。而如今,卷帙惊人的司法档案为探讨清代法律的实践过程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与老一辈学者主要依靠官方颁布的律例和会典等传统文献资料所做的研究不同,新一代的学者凭借着新近可得的司法档案,逐渐逼近传统中国法律的复杂面相,不再仅仅依赖于文化精英单方面的代为发言,先前无数籍籍无名的下层民氓也不同程度地开口说话,中国法律的面貌,也因此逐渐向原本多向度的历史实践复原。例如,在基于传统文献资料所做的传统中国司法研究中,我们所能看到的,往往只是威严在上的县官在司法过程中对唯唯诺诺的小民百姓进行单向度的权力支配,而如今透过这些司法档案,我们则还可以看到小民百姓的抉择乃至试图反向建立权力支配的复杂面相。并且,新一代学者的学术关注点,也不再限于法律制定的过程,而扩展至包括具体执行在内的各个运作环节;不再限于中央一级,还扩展至地方基层;不再限于刑法,而是扩展到民事法律、行政法律与商事法律等更为广泛的领域。总而言之,这是西方学界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上的一种新传统。

  在美国,这种中国法律史研究上的新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初巴恒(David C. Buxbaum)对淡新档案的开创性研究。[35] 这项在美国进行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得益于当年一段跨越太平洋的学界因缘。1968年至1969年间,台湾大学戴炎辉教授应当时任教于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包恒教授之邀,前往该校进行共同研究,期间将淡新档案全部拍成33卷微卷携赴该校,而这些微卷后来就留在华盛顿大学亚洲图书馆。作为此次共同研究计划的成果之一,包恒正是利用这批资料撰写了那篇享誉国际学界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包恒除了对淡新档案进行介绍外,还主要以美国当时最优秀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论著——比如博德(Derk Bodde)、莫里斯(Clarence Morris)、柯恩(Jerome A. Cohen)的研究——所呈现的清代法律体系为引子,立足于淡新档案中包含的大量案件资料,对此前论著的不精确之处乃至根本被忽视的诸多面相进行了探讨(尽管他还是未能深入讨论县官实际上究竟是如何处理民事案件)。包恒所探讨的问题至少包括:清代法律中关于“重案”和“细事”的区别;“细事”案件被提交到官府的情况(包恒对1789-1895年的案卷进行统计,结果发现其中19.2%属于“细事”案件,31.9%属于“重案”,并且,“细事”案件所涉的内容,遍及民事生活的各个方面,常常作为普通案件而非极端案件发生);“细事”案件是否被按照刑事程序进行处理;在被证明无辜之前,刑事案件的被告是否被当作有罪(包恒的研究显示,这种假定在普通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中均不存在,而这与博德和莫里斯先前的论断恰恰相反);与法律体系的纠缠,是否就意味着个人的灾难,以及它是否倾向于威吓公众(包恒对此予以否定回答)。为了更为有力地确证自己的观点,包恒在这篇论文中还做了大量的数据统计,例如行政/刑事/民事案件的各自逐年比例分布、案件的实际审理期限、相距衙门的远近与提起诉讼的能力之相互关联等等,而这些都为后来的研究者奠定了基础。

  如果以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脉络为参照,那么可以发现,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者这种重视司法档案的新风,其实正在辉映着当代西方史学新潮之锋芒。无论是蜚声国际的“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抑或是所谓的“微观史学”(microhistoria),还是如今风头正健的“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利用司法档案进行研究都早已不再是新鲜事。在1975年出版之后便迅速成为名著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一书中,身为“年鉴学派”第三代传人的法国史学家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利用被侥幸保持至今的1318至1325年间宗教裁判所进行的578次审讯的记录及其他档案,极其精彩地解读了生活在中世纪法国西南部一个叫作蒙塔尤的小山村中的农民的生活、思想、信仰和习俗的全貌。[36] 意大利“微观史学”的领军人物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在其最早出版于1976年的《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一书中,透过那位毕生生活在位于16世纪意大利北部山区一个叫做蒙特利勒(Montereale)的偏僻山村、外号叫做梅诺乔(Menocchio)的农民的个人精神世界,向我们展示了先前不为人知的16世纪意大利下层社会的“通俗文化”。而其所利用的主要资料,正是金兹伯格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乌迪内(Udine)的档案馆里发现的司法档案,它们包括梅诺乔自1583年开始被当地宗教法庭以“异端和亵渎上帝”的罪名起诉,直至1599年前后被宣判死刑,长达十多年的被审讯记录。[37] 被视为“新文化史”开山祖的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则更是使用司法档案进行研究的行家里手。她的《马丹·盖赫返乡记》一书,抽丝剥茧地描述了一桩在400多年前发生在法国庇里牛斯山地区一个名叫阿尔蒂加(Artigat)的村庄里的冒名顶替丈夫案例,从而展示了16世纪法国基层包括婚姻、继承、诉讼等在内的社会面貌。该书所探讨的真实故事堪称传奇,甚至因此先后被以法文和英文拍成电影,其中所主要依赖的资料,正是相关的司法档案,此外还有承办法官撰写的回忆录(《令人难忘的审判》)等。[38]在她另一部蜚声国际的学术名著《档案中的虚构:18世纪法国的宽恕故事和它们的叙述者》中,戴维斯利用十六世纪法国的司法档案——主要包括隆省档案、日内瓦国家档案、国家档案、巴黎警察局档案中的赦免状,生动揭示了赦免状背后的文化逻辑,进而表明,当时社会之所以习于接受模式化的叙述策略,乃是为了满足时人对某种凶杀故事的深深耽溺。[39]

  

  四、中国法律史研究与社会科学

  

  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可谓风起云涌,各种史学新潮层出不穷,代际更替之频繁,令人目不暇接,但有一个论题几乎自始至终萦绕于其间,那就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追寻两者的结合,早在20世纪初期便已为不少史家提倡,20世纪中叶以后更是成为席卷整个西方史学界的大潮流。

  正如王晴佳和古伟瀛所指出的,“在20世纪初叶,西方史学界的主要兴趣在于如何将社会科学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中来”。[40] 作为20世纪初美国“新史学”(New History)流派的奠基人和倡导者,鲁滨孙(James Harvey Robison)便已将社会科学喻为“历史的新同盟”,进而号召将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的成果综合起来。[41] 这样的主张,也为其同道弗里德理克·特纳(Frederick J. Turner)、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等人所共享。而兴起于20世纪上半叶并于其后蜚声国际学界的“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自其形成之初,便一直是坚持主张将社会科学的概念与方法引入史学研究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其核心刊物(1929年创立))在1994年改名为《历史与社会科学年鉴》(Annales: 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就是最为有力的明证。[42]

  大致从1950至1955年之后,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到达了一个新阶段,其本质特征就是“从社会科学创造的比较广泛的一般概念转向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43] 锋芒所及,在主要来自社会科学的推动之下,史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作法迅速取代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进而风行于整个西方史学界。在美国,反映此一趋势的“新社会史”,自1960年代以来,更是成为史学界的主流,它甚至还因此被一些学者称为“社会科学化史学”(history-as-a-social-science)。

  中国史研究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领域中占据了相当大的部分,也同样受到这一大潮流的影响。正如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tbugh)所说的那样,“坚定不移地推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的结合是美国的显著特征”。[44]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中国史学界兴起了关于把社会科学方法引入中国学研究之中的热烈讨论,其标志性事件之一就是《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在1964年围绕此一论题刊发的的文章。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是这场讨论的始作俑者,史华茨(Benjamin Schwartz)、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芮玛丽(Mary C.(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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