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间直树:梁启超笔下的谭嗣同

——关于《仁学》的刊行与梁撰《谭嗣同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25 次 更新时间:2009-09-12 23: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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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间直树  

  它是想表明《仁学》的发表是在与梁启超无关之处被实行的。也就是说,梁启超想在把自己开始刊登的事实变得模糊一些时,将帷幕落下来。在《清议报》第100号的概括文章里,将其功劳限定在最初发表中,也是与此对应的措施。顺便提一下,在单行本的发行处的《清议报》上,或是登满书籍广告的《新民丛报》上,基本上没有《仁学》的广告,(注:《清议报》第85册以后,不登广告。到了《新民丛报》第10号时,也只有在《清议报》第100册的广告中,总算有了“哲学·谭浏阳仁学”一项而已。)可以说,这也是与想在黯然之中落下帷幕的态度相适应的。

  梁启超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仁学》在开始刊登时,就像《清议报》刊本《谭嗣同传》中所说的那样,谭嗣同与自己之间是以“程婴许臼、月照西乡”的关系为基础的。两年半后《仁学》刊行结束时,完全相反,单行本附载的《谭嗣同传》中记述的是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仁学》。在亡友遗著发表之际,梁启超所取的态度是,并不是将作品尊重为作品,而是将它活用在宣传自己思想立场上去了。梁启超后来作了“《仁学》之政论,归于世界主义”,启超居东后“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偏狭的国家主义,惭其亡友”的自我批评。[9](P69)毫无疑问,在这里,《仁学》的刊行问题投下了很浓厚的阴影。

  另一方面,《戊戌政变记》中的《谭嗣同传》,在全书中的整合性非常高,改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清议报》上的连载就只能继续被使用下去了。也就是说,梁启超分别使用了《戊戌政变记》中的谭嗣同和《仁学》中的谭嗣同,这样两个不同的谭嗣同形象。然而,由于《戊戌政变记》中的谭传被认为是梁启超撰写的正传的缘故,“程婴许臼、月照西乡”的记述以及异常的发表形态,就成了不能理解的形式留在的读者面前。但是,这一期间的具体真相变得明确的话,就可以容易地看出,在那个充满矛盾的每时每刻都在奋斗的实践中,梁启超思想上的诚实性就展现出来了。可以认为,在清末民初这一中国历史上的大过渡时期,梁启超能够在其参照系统转换时持有绝大影响力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具备了贯穿在所谓“多变”中的诚实性。

  

  (本文由日本孙中山纪念馆研究员蒋海波翻译,特此鸣谢——作者)收稿日期:2003-10-21

  

  狭间直树(1937-),男,日本京都橘女子大学文学部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参考文献】[1]梁启超.戊戌政变记[M].饮冰室合集:专集卷Ⅰ[C].北京:中华书局,1936.[2]梁启超.三十自叙[M].饮冰室合集:文集卷11[C].北京:中华书局,1936.[3]清国殉难六士传[J].知新报(日文),第75号,1898-12-23.[4]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1.[5]黄彰健.康有为衣带密诏辨伪[A].戊戌变法史研究[C].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6]狭间直树.初到日本的梁启超[A].戊戌后康梁维新派研究论集[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7]冯自由.横滨清议报 [A].革命逸史:初集[C].台北:商务印书馆,1965.[8]本馆告白[J].清议报,第44册,1900-05-09.[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饮冰室合集:专集卷34[C].北京:中华书局,1936.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辶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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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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