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钦善:古文献学的内涵与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97 次 更新时间:2009-08-26 07:5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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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钦善  

  然其间未发明而沿旧误者尚多,皆由于声音、文字、假借、转注未能通彻之故。我朝小学训诂远迈前代,至乾隆间,惠氏定宇、戴氏东原大明之。高邮王文肃公以清正立朝,以经义教子。故哲嗣怀祖先生家学特为精博,又过于惠、戴二先生,经义之外,兼核诸古子史。哲嗣伯申继祖,又居鼎甲,幼奉庭训,引而申之,所解益多。着《经义述闻》一书,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除而得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日:‘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这里作者立足于所生活的年代,把从清初到乾嘉时期以小学为中心的古文献学历史,总结得相当精要。至于其后晚清的古文献学也是如此,例如著名的古文献学家俞樾、孙诒让,都是继承乾嘉传统,特别是以继承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相标榜的。俞樾重视小学,以小学校释古书,其《群经平议自序》说:“本朝经学之盛,自汉以来未之有也。余幸生诸老先生之后,与闻绪论,初识门户。尝试以治经之道,大要有三: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得此三者以治经,思过半矣。……三者之中,通假借为尤要,诸老先生惟高邮王氏父子发明故训,是正文字,至为精审,所著《经义述闻》,用汉儒读为、读日之例者居半焉。或病其改易经文,所谓焦明(鸟名)已翔乎寥廓,罗者犹视乎薮泽矣。余之此书,窃附王氏《经义述闻》之后,虽学术浅薄,倘亦有一二之幸中者乎。”孙诒让继承乾嘉传统,以小学治古书的指导思想也很明确,他说:“年十六七,读江子屏(藩)《汉学师承记》及阮文达(元)公所集刊《(皇朝)经解》,始窥国朝通儒治经史小学家法”,认为“我朝朴学超轶唐宋”,十分景慕“乾嘉诸先生”,“深善王观察《读书杂志》及卢学士(文)《群书拾补》,伏案研诵,恒用检核,间窃取其义法以治古书,亦略有所寤”(《札适序》)。不仅如此,他在金文、甲骨文等古文字的考释上更超越前人,对《说文解字》多有补正,而且把古文字资料与传世古文献互相证发。他研究古文字的目的有二:一是“证经”,一是“说字”。如其《古籀拾遗序》说:“考读金文之学,盖萌柢于秦、汉之际。《礼记》皆先秦故书,而《祭统》述孔悝《鼎铭》,此以金文证经之始。汉许君作《说文》,据郡国山川所出鼎彝铭款以修古文,此以金文说字之始。”他继承了“证经”“说字”这两个传统,并大有创获。总之,如王力先生所说:“古人把文字(字形)、音韵(字音)、训诂(字义)看成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基础知识,那是很有道理的。”(《汉语音韵·小引》)就现当代而言,一些著名的研究古代学科的学者,也都是以精通古文献为基本功底;他们精通古文献,十分强调传统小学根柢,也是从掌握古代语言文字学人手的。例如章炳麟是著名的小学家,并用小学治古书,培养了不少知名弟子,影响很大。王国维是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就古文献方面而言,他既精通传世文献,又精通出土文献,并且提出了科学的“二重证据法”。他十分重视传统小学,把小学视作古文献学的基础。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皆有著述,并且多有创获。关于章、王二人,详见拙著《中国古文献学史》第七章第十四节。罗振玉也十分重视小学,最早汇编了《高邮王氏遗书》。又如陈寅恪,俞大维《谈陈寅恪先生》一文说:“关于国学方面,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因是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功。”(见《谈陈寅恪》,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冯友兰在《我的读书经验》一文中说:“我所读的书,大概都是文、史、哲方面的,特别是哲。经验总结起来有四点:(1)精其选,(2)解其言,(3)知其意,(4)明其理。”(见李常庆编《北京大学教授推荐我最喜爱的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所谓解其言,就是懂得语言文字。冯先生在同篇文章中继续写道:“我们看不懂古人用古文写的书,……这叫语言文字关。攻不破这道关,就看不到这一道关里边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关里边是些什么东西,只好在关外指手划脚,那是不行的。我所说的解其言,就是要攻破这一道语言文字关。当然要攻这道关的时候,要先做许多准备,用许多工具,如字典和词典等工具书之类。这是当然的事,这里就不多谈了。”闻一多也是如此,他是诗人,又是卓有成就的古典文学研究学者,但是笔者曾听季镇淮先生讲过,闻先生非常重视传统小学,总是把《高邮王氏四种》(《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经义述闻》、《经传释词》)放在案头,经常阅读,还对他所指导的研究生们强调说:“这是经典之作。”

  

  古文献的内容考实就是指对古文献具体内容各个方面诸如人物、史实、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历算、乐律等的实事求是的考证。古文献的内容考实直接关系到对古文献的正确理解,前引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已经作了很好的说明。因此内容考实是古代学研究中准确掌握、利用文献的前提。

  

  谈到古文献的义理辨析,首先要明确义理与文义有别,文义是平常所说文献语言的字面意思,是语文解读所要解决的问题;义理则指通过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属于文献的内在意义,是义理辨析所要解决的问题。义理辨析作为古文献学的内涵,属于最后一个环节:即首先取得可靠文本为依据,然后对文本进行准确的语文解读和内容考实,最后在前两个步骤的基础上对古文献的内在意义进行正确的理解和解释。只有完成义理辨析这一环节,才算得上对古文献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完全理解与掌握。传统义理辨析的成果,穿凿附会者多,实事求是者少。古人对如何探求义理,提出过很好的见解。如孟子曾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这里《诗》指《诗经》(也可以用以泛指文献),“文”指文字,“辞”指语言,“志”指作者在作品中表达的思想。“以意逆志”指以读者之心去揣摩作品的思想。孟子认为在作者表达或读者理解时,都可能在语言文字和作品思想之间产生矛盾,因此读者阅读时不要受语言文字的局限,要心领神会去了解作品的思想。这一见解,很有参考价值。但是“以意逆志”决不可摆脱语言文字,否则易陷于主观附会,孟子的实际做法正流人此弊。又如戴震说过:“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必有渐。”(《与是仲明论学书》)除了语言文字之外,他也强调内容考实,认为属于义理的“道”亦依附于文献中的名物、典制、天文、地理等具体内容,所谓“圣人之道如悬绳树檠,毫厘不可有差”(同上),“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因此只有考清具体内容之后才能明道。关于训诂和考实为推求义理的先决条件,他还说过:“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同义理),确有据依”。(同上)戴震认为探求义理必须从理解语言文字人手,以考清文献的具体内容为前提,但他具体做起来仍难免陷入主观附会,其《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名义上是疏解《孟子》书中的某些字义,实际上是借题发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历史局限。当代有的学者号称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古文献的义理,实际陷入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既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又歪曲了古文献的义理。面对复杂而深奥的思想内容,没有正确的人文、社科理论为指导,不可能准确地分析其义理。前人义理学的失误,归根结蒂是理论上的局限。人文、社科理论发展到现代,成果极其丰富,应该博采众长,用以指导具体研究。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必须善于运用这一锐利武器去剖析古文献中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结合其存在的历史现实基础,揭示其真实含义。发展科学的义理学任重而道远。只要我们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勇于探索,是会不断取得新成果的。

  

  综上所述,古文献学的意义十分重大。现在人们常提国学,国学指研究中国传统的学问,实际上可用以概括全部古代学科。传统正是把古文献学包括在国学之内的,不过我们还要强调一句,古文献学不仅属于国学,而且是国学的基础。以前我经常说:治学要有根,根深才能叶茂。古文献学正是国学之根。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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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西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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