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改革开放三十年:从致富光荣到仇富有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6 次 更新时间:2009-08-06 19: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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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 (进入专栏)  

  

   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万元户到亿万富翁

  

   我还记得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报纸媒体上常常有发家致富的事迹,他们是在小平的“白猫黑猫理论”指引下最先抓到老鼠的“好猫”,俗称“万元户”。这些人有靠摆摊发家的,有靠搞运输发财的,更多的是靠小工厂发迹,我和周围的人一样,对这些万元户是充满了佩服和向往的。

   那时可能早就有了靠不正常手段发财致富的人,但在资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代,至少我们看到的“万元户”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老百姓中的一员。虽然这种印象被八十年代后期不断爆出的贪污腐败案破坏了,但总体感觉“邪不压正”,总觉得大多数致富的人还是靠自己的双手。

   可是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老百姓的心理发生了变化。进入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这种变化就越来越显著了。最先意识到这种变化的还是“富翁”们自己,他们开始韬光养晦、闷声发大财了。整个九十年代,中国每天每时每刻都在诞生新富翁,百万富翁取代“万元户”用了十年时间,而千万富翁取代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取代千万富翁则越来越短,甚至给人一夜之间,易如反掌了。

   这种看上去越来越容易的致富,渐渐疏远了普通老百姓,也让他们知道了“致富”与自己越来越无缘了。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初,你可以摆个小摊,起早贪黑,靠出卖自己的脑力和劳力赚钱,那么,进入新世纪后,你要想大富大贵,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出卖了。而这时,最容易致富和换钱的就是公权力、整个国家的道德底线,还有良心。

   这个时候,民众依然渴望致富,但对于普通民众,靠勤劳和智慧致富几乎比买彩票中奖还要难。对于大多数人,致富变成了幻想。而仇富则成了天经地义的。

   我不知道西方或者整个世界,从万元户到亿万富翁经历了多长时间,对于中国,也就是十几二十年。这个变化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不可以理解的反而是整个社会对致富和富翁们的态度。

   现在常常听到有人说,中国人有“仇富”心理,我不知道说这话的人是多大岁数,但从他们的心理年纪来判断,一定是“80后”,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就一点也不仇富——当大家看到你的财富如何得来,当知道你如何致富的时候,他们对富人充满了敬意和向往。

  

   茅于轼老师为富人说话为啥受到攻击?

  

   改革开放后的发家致富是从小平的“白猫黑猫”理论开始的。可以这样说,小平当时提出“白猫黑猫”理论是有其不可替代的进步意义。中国人被管死,国家被管死的的时间太长了,老百姓发财致富的主观愿望与能动性被压抑得太久。在百废待兴的时候,小平的号召在民间起到比任何政策都有效的作用。当时,能炒瓜子的就去炒瓜子,能蹬三轮的就去骑三轮,会种水果的不再种粮食……每个人的都找到了自己最有利可图的发财资本,可问题也同时就出现了,这一“不管白猫黑猫”理论也很快渗透到党政机关,国家干部也开始加入致富的行列,要不管白猫黑猫地去抓老鼠了,于是倒卖批文、划地圈地、收受贿赂等等都应运而生。

   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种黑白不分的“猫理论”与时俱进,更上一层楼了,我们毫无保留地引进了资本主义那一套市场经济,却把另外一套用来调节和限制市场经济的民主机制(特别是监督机制)摒弃在外。

   国家和民族的道德底线被拍卖,底线一再被突破;公权力都被投入到自由市场待价而沽,其他发达国家长期形成的对市场经济的制约的游戏规则被我们拒绝,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游戏规则。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普通中国人眼里,“富翁”不再是一个“阶层”,而是一个“阶级”,已经越来越接近于文革中以出身来划分的那种“阶级”——是天生带来的,或者命中注定的。

   近日香港有媒体刊登了统计数据,宣称中国大陆91%的富翁是高干子弟或者和他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裙带关系,我对于这种精确到个位数的统计持怀疑态度,可当我和大陆朋友提到这一数据时,他们都认为这个统计是靠谱的。而且更让人寒心的是他们都会加上一句:其实不用统计我们都知道,这是常识!

   一个“常识”的形成并深入人心竟然只用了短短十几二十年,当发财致富不再是普通民众可以望其项背,当富翁是一生出来就被注定了的时候,仇富变成了理所当然,于是要为“富人说话的”茅于轼老先生成了众矢之的。

   茅老可能至今也没有搞懂他为什么受到攻击,颇感委屈,他老人家不清楚的是,他和攻击他的人都没有错,他们在两个语境中对话,一个在讲经济,一个在说政治。当茅老从社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出发,为“富人说话”的时候,那些攻击他的人却在宣告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发财致富不再是经济问题,也不再是是社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经常听到有识之士摇头叹气,为社会上的仇富风气担忧,认为这样下去对中国发展不利,可他们倒是很少去担心那个造成仇富的社会现实——造成仇富的社会现实,正在对大多数的老百姓不利。

  

   穷人的心理不正常吗?

  

   当今中国的富翁比30和20年前要多得多了,可媒体报道却少之又少。到现在为止,如果还有媒体和电视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推出一个典型富翁,那无异于是对那个富翁的公开预审。富翁们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好像做了亏心事似的,不再张扬。可民众的仇富却在与日俱增,直到上个星期,一群工人殴打一位私企经理致死,我看到的竟然是一片“痛快之声”。其实这一现象早就出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只要有一个大陆的富翁被抓起来,民众几乎是一边倒地欢呼雀跃。

   我不同意中国人有仇富情节这个说法,除了上面举的这个例子外,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我的观察,中国人对于国富民弱是可以容忍的。在过往观察国际问题时,我常常注意到一个现象,虽然中国人均GDP在全世界排名要到一百位以后,属于发展中国家中比较穷的,但中国政府却是一个富有的政府,国家公务员用公费出国的比例可能也是全世界各国中最高的,一个稍微有点级别的领导人出国就大摆排场,国家领导人更是财大气粗,在国际上大摆面子……

   这种现象如果放在其他国家,民众早就不满到要上街游行了,毕竟一个国家所有的钱都是从老百姓那里得来的。国家花的钱都是大家的,政府花多了,用到老百姓身上的自然就少了。可受到几十年特殊教育的中国人就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国家有面子,强大了,是好事,即便老百姓穷点,少分点钱,也值得。中国人不管多穷,即便勒紧裤腰带,也不会让国家没有“面子”。这样的老百姓在世界上已经成为稀有品种了,主掌这样国家的政府,应该为此感谢苍天。

   中国的精英和国外的观察家们早就清楚如下的现象:中国强大了,老百姓平均的生活水平却并不高。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的GDP比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速度多了几倍,可中国工薪阶层的工资增长速度却比人家慢很多。要知道,日本经济大发展的时候,他们的工资增长水平比美国的快了70%。

   问题在于,如果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都被“国家”拿走了,老百姓就算继续勒紧裤腰带,也不会仇富或者口出怨言的,问题在于,随着资讯的发达,互联网的成长和媒体的开放,普通百姓越来越看清楚,改革开放的红利都被一小撮“富翁”和权贵占为己有了,而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还往往打着“国家”的牌子。大家不妨看看各地征地、拆迁,本来是一个你情我愿的商业行为,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下,用市场规律可以搞定的,可是各地都出动了维护国家政权的警察来对付弱势。这是最典型的拿“国家”来帮助富人发财致富的例子。

   中国人“不患寡,只患不均”,这个“不均”的并不完全是说的“平均”,而更多地是包含了公正、公平与合理。老百姓为什么一看到有富翁被逮捕就咬牙切齿,甚至认为每抓一个都该杀?因为让富人们致富的游戏规则本身就是违反了国家法律和老百姓心里朴素的价值观的,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不被民众监督的权贵市场经济,很多富人致富之路也就是权钱勾结的犯罪之路。

  

   富人的出路在哪里?

  

   如果问中国富人的出路在哪里这个问题,一定有恶搞的朋友说,当然是国外。这话一点不假,我想,中国当今的富人们即便没有外国护照,没有把孩子送到海外,那么也一定转移了可以供几代人享受的资产到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即便一些新富们,也一定在积极打算“走出去”。

   其实,资本的原始积累,有哪一个毛孔是那么干净的?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富人积累财富的过程并不比世界其他国家的要邪恶和凶残。问题在于,那些曾经走在我们前面的国家,到今天为止,绝大多数已经走出了困境,而我们的情况却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在扩大,仇富情绪在扩张。更糟糕的是,稍微懂得一点历史,看过几本书的人都清楚,我们至今放着河上的桥不走,还在小河沟里摸着石头过河。也难怪,从官员到富翁,到普通老百姓,心里几乎都感觉到,这样故意摸来摸去,总有人要淹死的。所以,能够转移,就转移吧。应了路易十五的话: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过往的社会变革大体可以归结为两条路子,民众自下而上的革命,以及有精英主导的变革。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由民众的革命推动的,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可惜,被农民起义推动的中国,要说进步,实在乏善可陈。

   可见要想社会有一个良性互动,应该是上下一起动,政治、财富和知识精英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就拿中国目前来说,在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精英和富翁们应该反思一下,如何明确致富的游戏规则,如何用良性的互动推动社会进步,从而也让他们已经获得的财富合法化,让今后所有致富的行为合法化,否则,他们除了转移资产到国外的这条出路,就是等着中纪委半夜来敲门,或者更坏的结果,等到老百姓来收回自己应得的那份。

   学界有两种理论,一种认为应该在民主化之后或者同时来分配社会财富(私有化),这样才能保证公平和公正。这种情况发生在苏联东欧那里,所以,社会变革虽然出现一些问题,但大体上却比较平稳;另外一派认为不妨让富人们能捞多少就捞多少,如果可能的话,把国家都变成私人财产的也在所不惜,希望寄托在捞到钱的富人和权贵身上——当他们把国家瓜分完了,把大家的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了,哇塞,私有制不就形成了?!

   第一个理论听上去很美,问题在于在中国经过了三十年的“财富再分配”后,那样做的基础已经没有了。第二个理论听上去不美,但如果能够真实行起来,前景却一样很美。问题在于,中国的富人和权贵会听你的吗?他们是否知道“适可而止”的道理?在自己的财产达到某一个界限的时候,突然良心发现,突然要从“带头致富”到“共同富裕”?他们能否改弦易辙,抛弃旧的邪恶的致富规则,而重新制定新的游戏规则?

  

   在香港的一点感受:路在何方?

  

   我构思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在香港开会,而香港却是一个贫富差距并不小的地区,可我没有在香港感受到弥漫中国大陆的那种仇富情绪。就在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注意到开会所在地的香港理工大学,置身在校园的时候,四周一望,几乎所有的楼房上都是香港富翁的名字。原来这些发财了的香港富人,不忘回馈社会,对慈善和教育事业多有捐出。

   我很感叹,大陆的教授谈起这个问题,他们说,大陆大学的楼房也越来越多以富翁的名字命名啊。我问他们是什么富翁,他们开口说出了一串名字,我一听,又是我熟悉的港澳台富人的名字,大陆富翁的几乎没有。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当然主要的是大陆富人们钱的来路不正,自然不能高调,否则投入教育事业,“包养”一个教学楼,就会成为别人质疑的对象。于是,和港澳台以及国外一些富翁们争着“包养“大学楼相反,中国大陆富翁们投入大笔的钱包养年轻的女大学生,包养二奶。

   还有一个原因,港澳台地区和西方国家的富翁们很清楚,他们能够致富,除了自己的勤劳、智慧和机遇之外,和社会认同的致富游戏规则分不开,没有公平公正和合法的游戏规则,富裕起来的不一定是他们,于是当他们富裕了,很多时候想到的是回馈社会,得到社会的认同。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中国的富人们对公益和教育事业兴趣不大,但对于投资于政府官员和权贵,却积极热衷。他们很清楚,让他们致富的是官员,于是他们要回馈的不是社会而是官员。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每一个富翁落入法网,就能够牵扯出一长串贪官污吏;而每抓一个贪官污吏,又都能够顺藤摸瓜逮捕一大溜“包养”他们的富翁。权钱交易到了如此猖獗的地步,以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严肃地警告年轻官员,不要沦为富翁们的“家奴”。

   普通民众都怀有一个善良的愿望,期待权贵和借助体制先富起来的人也许会慢慢变得善良一些,更有责任一些吧,愿意制定一些大家都能够受益,都能够看到希望的游戏规则,可没有想到,一些富人继续帮凶,甚至主动作恶。把公仆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家奴,随后,他们和自己的“家奴”一起,把国家的主人变成了为他们服务的“公仆”。

   一个富人再怎么剥削人,甚至花钱去道德败坏,他损害的只是他的雇员和少数愿意被他玩弄的女人,可当这些无良的富人学会了权钱交易的时候,当他们用那些肮脏的钱和官员一起同流合污,继续坑害老百姓的时候,他们污染的是整个国家,损害的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普通民众。中国的仇富,也许更多的是出于这些原因吧?

  

   杨恒均 200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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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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