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筱才:沪案交涉、五卅运动与一九二五年的执政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9 次 更新时间:2009-08-06 10:5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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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筱才  

  使团方面则要求执政府命令学生返校,静候政府解决。沈对此屡次表示拒绝,称“政府断不能以压力禁阻学生”。11日,中方再发出第三次照会,声明对于五卅惨案及六一惨案,上海租界官吏应负责任,同时再次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之四项先决条件全部提出。然而,6月4日,公使团在对第一次中方照会的答复中,否认上海租界捕房当局应负沪案责任,并认为中方所述并不完整。6日,第二次覆牒仍认为中国所得报告不甚完全,同时又通知中方,公使团已组织调查委员团,并决定即派赴上海调查。10日,各国委员团抵达上海,开始调查工作。中国外交部亦即令曾宗鉴对沪案中伤毙华人情形做“精确详尽”之调查,以备提出要求之依据。经政府同意,上海总商会托律师谢永森修订“十七条”,政府方面亦同意在仔细斟酌的基础上照此提出。当时执政府尤其是外交部方面似有意使“上海事件地方化”,故在各方协调下,决定将“十七条”修改成“十三条”,以“完全涉及上海地方”。14日,许沅正式将“十三条”提交给领袖领事。15日,北京公使团电令在上海之六国委员团,组织沪案委员会,与中国委员迅速开议。执政府也特派郑谦、蔡廷?、曾宗鉴、虞洽卿四人为谈判代表,与六国委员接洽开议。

  为使对外交涉有所依靠,此时政府对上海罢工给予支持。6月11日执政府国务会议上,应10日天安门国民大会之所请,决先由财政部拨上海10万元,以维持罢工工人生活。13日,在京政界及学界名流成立沪案救济会,以筹划沪案交涉与援助沪案失业工人为宗旨。从其组成即可以看出政府支持的色彩甚浓。在政府的授意下,上海总商会开始办理罢工工人经费之维持管理,并与中共领导下的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总工会等团体合作。后者的地位此时无疑得到政府默认。对群众运动的控制亦在努力进行之中。6月14日,因镇江、汉口、九江等地发生民众排外事件,使团方面向中国政府提出警告。执政府当即在15日召开特别会议,通过“保护外侨案”,决定由陆军部与内务部通电全国军警,一律严密保护外侨生命财产。对于学生爱国运动,“随时派军警严防匪徒从中鼓煽,危及外侨”。在北京,由执政府侍卫武官处会同警卫总司令部、警察厅等合组联合办事处,以维持京中治安秩序。政府此种举动既是为了敷衍使团之抗议,亦是因此时上海交涉正在进行之中,执政府方面恐外人因华人排外举动而退出交涉。

  16日,沪案交涉会议在江苏交涉公署举行,列席使团参赞六人。中方特派员为蔡廷?、郑谦、曾宗鉴、许沅等四人。17日,中外委员开第一次谈判,中方即以“十三条”为交涉根据,但祁毕业(Tripier)表示:“中国政府向使团抗议,仅提出四项问题为本团所知,其余均未知悉,无从商量。”六国委员似乎设想在赔偿牺牲者、同时将华界中国负责警长与租界捕头爱活生(Edward W.Everson)撤职、终止罢工与撤去外国军队几项条件基础上与中方达成初步的解决方案。但此方案显然与中方要求相距甚远。

  18日,六国委员因奉使团训令,限三日内讨论完毕,故将其所拟往来函稿交中方代表,作为解决方案讨论之基础,其中尤其强调五卅事件由于华界警察怠于职务之故。中国委员表示不能接受,认为“十三条”中许多项均为事件之肇因。六国委员遂发表宣言,声明中国要求条件在该委员团之职权范围之外,随即返京。上海交涉遂告破裂。

  执政府之所以坚持“十三条”不让步,是欲藉此次交涉来增强政府威望。交涉成功,政府无疑取得重大外交胜利;失败,则更促使民气沸腾,而要求政府办理交涉的要求愈甚。政府亦能以此给外人压迫,迫使其在其他问题上让步。6月20日,外交总长沈瑞麟在回答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代表时称:“十三条件,为上海工商联合会所提,换言之,即上海各界之全体意思,亦即与我国有重大关系之条项,政府当然据理力争,无论如何,非与国民一致坚持到底,非达到目的不止”。对十三条件,民间倒有一些舆论表示不满,认为十三条件“毫无价值杂乱无章”、“反使各国疑虑”或者仅反映了上海租界内“少数资本者之利益”。汤尔和也称“头脑最不冷静的,就是政府。自从沪案发生到现在,没有看见他们有一定的步伐,只看见他们顺着群众‘打民话’(不是打官话)。很好的机会,睁眼错过,跟着潮流,漂到那里是那里”。但这种“无步伐”、“打民话”,虽有慑于强大民意的无奈,同时背后却也隐藏着策略性运用群众运动的一面。

  上海交涉失败后,执政府方面开始采取长期交涉计划,将重点转向修改中外条约及催促列强同意迅速召开关税会议上。6月24日,外交部同时递送两个照会给公使团:1 沪案移京交涉,正式提出十三条为交涉根据。2 提议依公平主义修正中外条约。26日,政府复成立外交委员会,决定对五卅一案分阶段办理。

  不过,上海交涉失败后,当地的群众运动实际便开始收缩。对上海总商会而言,罢市之举既是出于被迫,而事后之维持亦有做交涉后盾之考虑。但罢市给上海商界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故上海谈判失败后,商界随即决议开市。6月19日,即上海中外委员谈判破裂的次日,上海总商会即召集76团体决议自当月21日起开市。同一天,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也致电北京政府,强烈要求与英国的谈判须于24日前结束。23日,总商会与工商学联合会举行联席会议,定26日开市。[63]罢市虽然结束,但是抵货运动却更为热烈地在各地被发动起来,其目标则主要转向英国,这与执政府的单独对英策略密不可分。

  

  四 单独对英策略的提出与反英运动的急进

  

  沪案发生后,各国反应并不一致。在具体交涉过程中,各国分歧更趋明显,这一方面使中国的外交策略能获一定成功,另一方面亦迫使英国方面的对华政策发生改变。

  英国在五卅事发后力图拉近与各国的关系,共同对中国施加压力,但其他列强并不配合。先是法国与美国的法官在工部局会审公廨上宣判被拘学生无罪,接着北京公使团又因发现上海公共租界当局“秘密动员令”而排斥上海领事团参与交涉。中国方面则利用“英捕射杀无辜学生”的宣传,采取有效的分离策略,使英国孤立化。

  到6月19日,北京使团表示愿意继续与中国政府谈判,但将英国代表排斥在谈判委员会主要负责者之外,在华英人为此深表不满。23日,六国委员将调查结果撰成报告书准备发表,但英国恐其责任将被证实,乃极力阻止。然法国公使玛太尔(Damien Comtede Martel)仍将报告原文寄往巴黎公布。7月6日,使团会议上意、日、美等国公使均同意对中国稍作让步,训令上海领事团饬公共租界工部局即日实行以下三条:工部局总巡麦高云(Kenith John Mceuen)应立即免职;工部局董事会应严加谴责;开枪之捕头爱活生应依法严办。但英公使表示强烈反对,力阻其实行。9日的使团会议上,英公使为工部局尽力开脱,并指责法使公布报告。法使玛太尔遂辞去交涉代表一职,使团分裂公开化。

  对英国的强硬态度,执政府从一开始便有所注意,并有集中目标于英国之应付策略。6月10日,英方便发现“排外运动变为专门排英运动,日渐蔓延”。13日,外交部致英国代理公使照会亦暗含单独对英交涉的意味。汉口事件与沙基事件发生后,单独对英的呼声更高。正如外交部调查汉案专员邓汉祥所称,单独对英,一可使范围缩小,易于持久;二可使英人直接感受痛苦,不难就范;三可使政府与人民亦能趋于一致,政府对外既坚持到底,不稍退让,则人民自然谅解,乐为后盾。四可利用外交生政治作用者。政府人民能沟通一气,亦无间隙之可乘。

  上海交涉中,中国政府又发现英政府态度强硬,并影响到六国委员团的意见。是故,有6月18日执政府及外交部给各地的训令,表示事件之责任仅在英国,与其他各国无关,国民如为一般的排外,反失各国对我之同情。上海县知事曾据此训令在华界四处张贴相似内容的告示。英使白慕德为此曾向中国政府递交照会抗议。

  使团分裂后,“单独对英”之主张遂由外界之呼吁正式成为执政府运用的策略。到7月中旬,形势似乎正如瞿秋白所说“完全陷于‘单独对英’的对日妥协运动之宣传里”。为了单独对英,执政府在一开始便有意先将顾正红案及日纱厂问题设法解决。上海谈判失败后,日纱厂案单独解决加紧进行。为尽速解决此案,执政府后来甚至同意贴补工人所要求增加的3个月工资共15万元。8月12日,中日双方在解决条件上签字,上海日本纱厂先后复工。日本从五卅运动的谴责中得以脱身。

  执政府“单独对英”策略获得国内舆论及实力派的支持。事发之初,一些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即提出缩小范围的主张,如江亢虎、邵飘萍、戴季陶等人便先后提出此种意见。北京大学校方似乎也不赞成学生发起反日运动。五卅以后,冯玉祥虽然表达了对外国人强烈的敌意,但是正如谢里登(James E.Sheridan)指出的,冯的这种敌意是有选择性的。面临奉张的威胁,为巩固势力,他正在一面争取苏俄的援助,一面向日本示好。所以冯玉祥亦是“单独对英”提倡有力者,其代表在6月28日上海总商会会议上要求与会者把仇恨集中于英国人身上。7月8日,冯玉祥复通电全世界基督教徒,抨击英国对“五卅惨案”之态度。

  为了使“单独对英”策略运用成功,执政府对群众运动给予实质性的援助。6月26日交通部电政司通令要求“交通界同人,各捐本月份薪水之三十分之一”。英使为此特照会外交部表示抗议。同日,交通部又准教育部转来之北京学生联合会呈请,发给准备赴四处串联进行“长途演讲”之学生免票,并电各地军政长官请其查照办理。7月23日,段祺瑞、吴光新、沈瑞麟等人在北京接见来京游说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代表俞国珍、吴芳、郭寿华、邵华等人,对代表所提要求“极表同情”。段并称已电上海总商会,先行维持罢工工人,政府即筹款汇沪,以保安宁。执政府对群众运动的支持立场为外界所洞悉。英国方面在获悉中国政府让学生免票四处串联演讲的情报后,坚信执政府与排英运动的煽动有密切关系。7月14日,日本公使在谒见段祺瑞时,也认为“中国官宪于禁阻暴行中,对于民众运动有加以保护及经费援助之情形”。而英国《泰晤士报》更坚定声称“罢工能持久,由于中国政府拨款资助”。

  不过,在反英这一点上,张作霖与冯玉祥的态度无疑有巨大区别。冯在苏俄支持下竭力反英,张则对反英运动不太赞成,倾向于压抑群众运动。张到天津后,训令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对于沪案无论发生如何暴动行为,即请采取适当方法,预为禁止”,如有意外,均由其本人担负责任;并表示自己“现驻津埠,万不能使地方治安有所动摇”。是故,当地军警严禁学生与市民到租界演讲游行,并派兵在英租界工部局门前守卫。6月18日,张学良也在上海发布通告称:“公众所提各项要求已提交谈判会议,务望各位静候和平解决。凡假借某工会或联合会所赋予权力,扰乱治安或危害外侨生命财产者,均将依法惩办。”该布告似乎是应上海外人的要求所发,目标直指上海总工会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张学良离开上海前,调徐州奉军第一旅邢士廉部来沪驻扎也与上海领事团要求有关。

  上海交涉失败后,奉张与执政府间在沪案交涉及群众运动的态度上分歧加大。张作霖反对向列强提出修改条约一事,对交通部、教育部给学生免票待遇和鼓励其到各省演讲更不表赞成。张作霖还电令奉天省长王永江“饬就地军警一体注意监视”。王随即电奉省各县知事,表示“此种行动是使国内无一片安净土也”,下令“无论何方、何机关护照信件,由外处学生带来奉省煽惑者,一律禁止;如不服,即押送山海关内,不准境内容留一人。”王并将此意电告执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表示“沪案发生,奉省自有特见之主张,未便任外来人到此讲演。”同时,天津警察厅亦严防各界联合会之大游行及运动罢工、罢市。直隶省长李景林下令严查“多方煽惑”之“乱党”,并取缔“共产主义者”。

  7月23日,就在段祺瑞于北京会见上海学生代表并鼓励有加的同时,驻沪奉军却突然封闭工商学界联合会与中华海员公会俱乐部、洋务工会等团体。淞沪戒严司令邢士廉布告宣称:“正义理应维护,姑息足以养奸”,“嗣后无论何种团体,务须认清题目,沪案交涉为一事,而利用机会自便私图者,又为一事。总之题目以内之事,行动不加干涉,题目以外之行动,即属越轨。”其原因似为工商学联合会有传单散发,直指“奉系军阀”与“英日帝国主义”勾结压迫爱国运动,同时也与英国驻沪领事之再三要求有关。李景林亦于7月27日在天津以各界联合会“有逾越范围之事实”为由将其查封。

  执政府对邢氏此举,显然没有准备,上海三团体被查封后亦未接邢氏报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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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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