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晖:行业协会及其在中国转型期的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55 次 更新时间:2009-07-06 10: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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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晖 (进入专栏)  

  建筑业作为一种社会性管制的对象,在我国目前是受政府管制最严格的产业之一,集中表现在建筑产业各个环节的价格都由政府确定,供给方和需求方在价格上的选择余地都很小。为了制订从勘察、设计到施工、装饰再到机电产品、智能化大厦等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就需要专门的人员来收集资料,并测算各种数据,制定定额。这些工作原来都由国家建设部和地方的各级建委负责。在每一项工程中,先是由建设单位筹集资金,选择设计单位,由设计单位按照建设单位的意图来设计图纸;然后,建设单位向社会有投标资格的施工企业招标,各个施工企业组织本单位人员做出标书。标书的核心内容是价格,而制订投标价格的依据是由建设部定期分布的“定额”。能否中标的关键在于价格,企业选择的余地上下不能超过建设部“定额标准”的5%,以致于中标能否成功的关键已经转到了非价格因素方面。

  这种严厉的价格管制,伴随着高度寻租性的建筑施工企业的资质审批,和建筑企业地域性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使业主的选择权受到严重损害,从立项、勘察、设计到施工、监理、验收,再到核算、支付等所有的环节中,业主的选择余地都非常小。从而造成建筑行业技术进步缓慢、腐败丛生和建筑质量严重下降的低劣绩效。

  在上述背景下,建筑主管部门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要求改革的压力,尤其是要求将部门管理改成行业管理,政府机构改革也要求将大量过去由政府拥有的职能交给社会。“中国工程造价管理协会”(以下简称CECA)于1990年的成立就是上述压力下的反应。当然,CECA的成立还反应了建筑产业的专业性质。建筑产业涉及的产品、工艺和技术千千万万,如何度量建筑产业的确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工作,因此,CECA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组织行为。通过对CECA章程的,我们不难发现体现于CECA协会领导产生方式、资金来源、主要功能、以及与上级主管单位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组织行为特征。

  协会的领导产生方式和工作人员来源。结合实际调查,我们发现大多数CECA的领导和职员来自建设部系统,属于建设部的干部编制。1999年中央国家机关改革之后,CECA的组成人员退出了国家公务员系列,但其待遇比照建设部的国家公务员;另外,CECA的组成人员和建设部的公职人员之间的转换非常容易,一切视需要而定。协会的理事长通常由在职的建设部较高级官员担任。理事长并不负责日常工作,具体业务由协会的秘书长承担。理事长和秘书长都由建设部推荐任命,并对建设部负责。

  协会的主要功能。CECA的主要工作是受建设部委托,承担工程造价咨询行业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及职业教育等具体工作。这是该协会的核心任务。第二项职能是,研究制订行业标准,并推动实施。三是在国内工程造价咨询活动中,维护和增进会员的合法权益,协调解决会员和行业的有关问题材,受理关于工程造成价咨询执业违规的投诉,配合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处罚,并向政府部门和有关方面反映会员单位和工程造价咨询人员的建议和意见。四是研究工程造价管理体制的改革。行业发展,行业政策,市场准入制度及行业规范等理论与实践问题;上述四项职能构成了该协会的中心工作。对照成熟市场经济中的行业协会的职能,我们就会发现其“转轨经济”的特征。它的核心工作体现了它的政府主导型协会的特征,其权利来源于政府,服从于政府,接受政府的领导等。

  协会的资金来源。CECA的章程中专门讨论了收入来源。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CECA是一个较为富裕的事业单位。但其主要收入来源不是会费,而是其“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务的收入”,也就是组织造价工程师执业考试及从事相关业务所获得的收入,这部分收入大概占到了该协会总收入的90%,甚至更多。由此可知,如果没有了执业资格考试,CECA就丧失了最大的资金来源。这种收入结构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CECA对未来变革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也决定了未来的命运。

  协会的性质。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其实CECA的全部活动都由建设部控制,一切工作和业务均服从建设部的安排。所有这些都表明该协会只不过是建设部的一个附属机构。尽管它也客观从事了一些行业协会所从事的工作,但主要还是代表建设部对工程价格进行管理,主要体现了建设部的意图。它在代表会员的利益方面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其性质至多算半个机关,半个协会,它离真正的行业协会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

  综上所述,“中国造价工程师管理协会”是一个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协会,具备一切政府主导型协会的特征。它的组织行为基本上体现了其主管部门对建筑市场的政府管制功能的延伸,而且由于这种延伸实际上保留了政府对建筑市场的一部分不当管制,本质上与行业协会的一般功能相去甚远。一旦原有的政府管制功能被解除,那么CECA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合法性和生命力的危机。这恐怕也是其他体制内生成的行业协会即将面临或已经面临的困境。

  

  案例二:“义乌市保护名牌产品联合会”:政府与社会的优势互补(罗仲伟,2000)

  生成背景。18年来,浙江省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历经四次易址、七度扩建,发展成目前规模宏伟的现代化大型工业消费品批发市场,拥有营业面积50多万平方米,商位2.6万个,门店2000余间,经营的小商品有28个大类3万多种。目前拥有常年经营者7万余人,每天的人流量15万人次,每天运出货物3000余吨,资金吞吐量近5亿元。自1991年起,中国小商品城成交额已经连续九年位居全国数万个批发市场之首。1999年,成交额达175亿元,是名副其实的“华夏第一市”。

  那么,除了浙江人的勤劳和经商天赋,是什么使义乌人创造了这一经济神话呢?

  众所周知,集贸市场上的商品,常常伴随着两个坏名声:一是假冒,二是伪劣。义乌市小商品市场上的商品同样不能避免。过去,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首的政府各市场管理职能部门在打击假冒伪劣商品方面并没少花费力气。可是,面对诺大个市场,仅仅依靠少数几个市场执法人员忧如杯水车薪,打击、整治的效果始终不够理想。为此,义乌市工商管理部门曾经大胆地进行管理创新,他们对市场摊位推行了顾客监督、自我监督和相互监督的办法,借助挂牌管理,使经销假冒伪劣商品,败坏市场名声的人名誉扫地,抬不起头来。但是,伴随越来越多的名牌大企业以及著名品牌以不同方式进入义乌小商品市场,上述管理方式也日益显现出其局限性,这就是重视场内监督而无法场外监督、强调事后监督而缺乏事前监督、侧重销售监督而难以生产监督、有利个别监督而组织监督不足,这就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形成范围更广、内容更多、规模更大、打击力度更强的长期有组织的反假冒伪劣活动。

  义乌市政府把目光再次聚集到社会中介组织,1995年,在“义乌市个体劳动者协会”成立10年后,义乌市保护名牌产品联合会隆重成立,其宗旨是:联络企业、沟通信息、联手打假、共同扶优护牌,促进市场繁荣和竞争有序。联合会会员由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组成,会员队伍不断扩大。至今,企业团体会员已达146家。全国20余个省、市、自治区的许多名牌企业,都是联合会团体会员。

  功能与作用。从实践看,联合会的基本职能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广泛开展宣传引导消费,逐步形成市场名优商品的导向机制

  积极配合工商管理部门发挥行政优势,不断加大名优产品的宣传扶持力度,将有关法律法规与联合会成员企业形象和名优商品的宣传紧密地结合起来。例如,联合会从有限的会员费中拿出50%以上用于各种宣传。再如,在本地各种媒体上开设专栏介绍联合会企业及其产品;宣传《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浙江省查处生产和经销假冒伪劣商品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联合会的章程。在市工商局《工商行政管理简报》上不定期刊登联合会企业打假动态。据不完全统计,仅1999年5月至2000年4月的一年时间里,在省、市级级各种媒体上刊登了打假案例和宣传联合会企业形象的报道2330余篇。

  联合会还在宾王市场设立平均每个企业3.5平方米的大型企业形象广告牌,在中国小商品城设立两台两柜(闪光台、爆光台和名牌产品展示柜、假冒伪劣商品展示柜)。在每年一次的中国小商品博览会上优先落实安排联合会展台。

  (2)深入开展联手打假活动,保护包括联合会成员在内的所有企业和经营者的合法利益。其具体经验和做法是:

  建立并加强“横向与部门”、“纵向与企业”联手打假协作网络。“横向”,联合会与公安、技术监督、卫生防疫、商品检验等有关执法部门保持联动;“纵向”,联合会与会员企业保持密切联系和信息沟通。这样,形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打假联动网络。做到 “信息通、情况明、反应快、力度强”。政府职能部门、企业和联合会之间,上下左右互相配合、积极支持,形成打假合力。

  建立并加强“市场内抓摊店,市场外抓专业街、专卖店”的规范经营、专项检查和整治机制。在中国小商品城2.6万个摊位中,实施了“无假冒摊店、无假冒商品”和“文明摊位”、“消费者信得过摊店”等评比为主题的创建文明规范市场活动。对全市1000余家专卖店和总代理、总经销进行重点整治,经过严格审核,实行“核发许可证制度”,经营者接受厂方和消费者的双重监督,有效地遏制了假冒商品流入和流出市场。

  联合会还联合个体劳动者协会,从联合会企业、消费者信得过企业摊店和市场名牌经销商中推选人员组成“百名保护名牌产品义乌协查员”队伍。这支队伍具有与自己利益相关度高,打假热情高,熟悉厂家商品,善于辨别真伪的特点,为工商执法提供了更多更准的案源信息。

  大力推动对假冒伪劣案件的查处工作。联合会以极大的热情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保护名牌工作,始终把保护名牌工作作为自身工作的核心内容。仅1999年5月至2000年4月底止的一年时间里,共计查处涉及联合会成员企业的假冒伪劣案件386起,罚没款294.9万元,案值1242.6万元,查扣实物15,768件(箱),假冒商标标识21万余张,内外包装箱(盒)39.3348万台(套)。特别对联合会企业实行“优先查处,加大力度”的措施,对保护联合会成员企业的利益不受侵害直到了良好作用,受到企业的好评和信赖。

  (3)不断增强与联合会成员的联系,加快信息的交换和对信息的利用效率 联合会成立后,会员从少到多,联系从无到有。联合会秘书处与各成员企业的联系从末中断过,特别是企业打假人员将联合会当成自己企业的一部分,把联合会工作人员当成是自己企业的人。平时互通情况,打假时协同作战。成员企业将要求鉴定真伪的报告及时处理及时发送,为案件处理工作赢得了时间,争得了主动。

  联合会除每年召开一次会员大会汇报工作、总结经验、联络感情和调整思路外,还在每年下半年有计划地走访部分联合会成员企业,一方面与企业领导互相交换打假保名牌工作的意见,另一方面进一步沟通双方感情,增强保护名牌的共同责任感,为企业发挥自己的优势,利用和拓展义乌市场出谋献策。

  这个案例充分表明,在目前的体制转变时期,中国的政府部门作为绝对强大的政权组织,其对市场发育成长的态度至关重要,对社会中介组织的主导和推动作用不容忽视。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体制内生成的行业协会能够很顺利地取得行政的、政治的和法律的合法性,这就使它行使其自律功能有了坚强的政府背景。然而更值得庆幸的是,我国东南一隅的经济社会转型,是在悠久的商业文化氛围和众多私有经济的微观基础之上发生的。因此义乌的行业协会在得到政府扶助的同时,也具备了坚实的社会合法性。它们的强制力和权威不仅来自于政府部门的授权,如思想教育、技能培训、表彰先进等,而且还来自于组织成员的集体承诺和要求,如服务指导、自我管理、信息沟通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政府和社会在治理本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达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激励相容和互补性极强的合作。政府的法律强制力和权威、社会成员对协会组织自律功能的认可、广泛而有效的信息交流,在义乌这一弹丸之地,结合得是那样的完美,以致于它的影响力肯定会有更广泛的辐射。

  案例三、 “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行业专利和有效的行业自治

  前文在讨论行业协会的体制外生成途径时曾经简单介绍过了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的一些情况。其实,在1991年烟具协会产生前后,温州的烟具行业曾经经历过两次辉煌和两度低谷。第一次是在1988---1991年,第二次是在1991---1993年,造成低谷的原因皆为质量低劣和竟相压价。第一次低谷带来了政府的整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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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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