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十学者纵论中国道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67 次 更新时间:2009-07-04 20: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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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  

  关键在于怎样来进一步改革这样的现存改革体制。今天政府已经打出要从汲取型、管制型政府转化为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这是个非常关键的理念转变,意味着由政府来(再次)负起公共物品的主要责任,为广大农村人民和农民工以及城市的(下岗的)非正规就业人员,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其实已经再度证明了原教旨市场主义和新古典资本主义的不足。过去的发展无可厚非,因为它帮助给予两亿多中国农民耕作之外的打工收入,也给予中国经济大规模的外来投资和技术转移。但是今天,更关键的是要扩大中国自己的市场,借此来推动更具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关键要做的是利用社会改革来推进经济发展。低收入人群是消费占可支配收入最大比例的人群,提高他们的收入,要比提高中产阶层收入具有更快、更多的扩大消费效应。

  

  张旭东:批判地考察问题的前提

  张旭东,美国纽约大学(NYU)比较文学系教授,东亚研究系教授、系主任

  

  首先需要谨慎地反思,因为这样的问题不是自明的,而是包含太多的预设、假定和想象。如果不批判地考查问题的前提,就不能把握它的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场域,也就不可能作出有效的思考。必须首先把这些问题和用来思考它的理论体系历史化、具体化。不在政治和思想表述的双重脉络里考察,就无法走出意见或议论的层面,表面上看你有你的立场、我有我的立场,其实却都没有跳出共同的大前提。

  要思考“全球视野中的中国道路”,首先要弄清“全球视野”指什么,如果我们是以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完成别人对我们的角色预期,甚至把别人的注视“内在化”,变成自己行为的无意识结构,那我们即便在所谓“中国道路”上走到头,走的其实还是美国道路或全球资本化道路。这个意义上的“中国道路”或“中国特色”,就逃不出自我东方化、异国情调化的逻辑。按这种逻辑,所谓“道路”其实都是非历史化、非政治化的,它的“文化”概念归根到底也是空洞的,没有价值内涵和价值指向的,因为它不植根于一种具有新的普遍意义的劳动方式,不能塑造一种具有新的普遍意义的人的概念,而只是一种经济逻辑的感伤的装饰。所以这个问题看似激进,带有挑战西方霸权、探索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味道,但其实也就是“接轨论”的另一面,即通过一种肤浅的,即非历史化、非政治化的多元论,用“文化”取代经济、政治、制度和价值领域的实质性冲突,客观上为更深层次的单一性和标准化辩护。

  “普世文明与中国道路”也许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它其实并不带问号,而是一个设问句:有一个叫做普世文明的东西摆在那里,你要还是不要?那回答自然只能有一个:要。从简单的语义和形式逻辑上讲,如果有“普世文明”或“普世价值”,就无所谓文明或价值意义上的“中国道路”,因为后者最多只有手段或途径的意义,而没有目的或本体论的意义。我们知道,“道路”的含义是一种具有新的普遍意义的社会实验和价值创造,它对应着一种新的历史主体(“新人”)的出现,是“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革命性集体行动,它必须同时具有明确的乌托邦指向和具体的实践上的可操作性。但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基本上仍是“中国崛起论”的文化版,它的物质前提是中国改革30年来经济上的成功,但要进一步追问“中国道路”的政治指向和价值指向,问题就变得模糊起来。

  真正的理论性和政治性思考,一定是重新界定和把握普遍性问题的内部矛盾及复杂性,从而在普遍性的高度上,为普遍性问题再一次打开一个理论的、政治的和历史的可能性空间。每一个“世界历史的民族”,都通过自身的社会实践和政治激情,通过劳动、牺牲和代价高昂的错误(包括战争),为这个普遍性问题提供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今天中国人提出这个问题,某种意义上的确暗示了中国人新近获得的自信和使命感,暗示中国人又一次处在了想象或现实中的“世界历史”的潮头。

  

  郑永年:社会改革是今后几十年渐进改革最重要的制度保障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如果从未来的国际关系史来看,中国崛起也许会成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最重要的历史事件。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经验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模式”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中国模式”和经验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

  中国发展道路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中国的发展经验是否会成为有别于西方的另一种发展模式。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的模式发展,但并不成功,尤其在拉美、非洲和亚洲一些国家采取西方民主模式并不成功,所以对“中国模式”很感兴趣。而西方国家更关注“中国模式”背后隐藏的价值观,它们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对西方的价值观产生冲击。

  在国际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中国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这种说法阻碍了很多人们对“中国模式”的认识。

  中国的政治模式很重要。如果不理解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因为,中国的经济模式是政治模式促成的。不承认中国的政治改革,就很难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也很难理解当今中国政治与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的巨大差别。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政治改革。我觉得不同的国家因为国情不同,政治改革具有不同的内容。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治改革的内容也不一样。如果仅用西方民主化的观点来衡量中国的政治改革,就会认为中国政治改革进展缓慢,然而只从民主化的观点看,中国很多的宝贵经验就看不到,因为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民主化并不能帮助它们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只有建立了基本国家制度,民主化的发展才会是良性的;如果没有建立基本国家制度,民主化是不会成功的。国家制度建设就是中国30年政治改革的核心。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强调国家机构改革,民主化只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之一,不是唯一目标。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多重转型曾给很多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多麻烦,很多国家因为同时进行几项改革,结果改革反而很不成功。

  中国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很好地处理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第一,就是渐进改革。中国没有采取苏东国家激进改革的方法,渐进改革使国家有时间和空间来调整自身的问题,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第二,中国采取的是分阶段的改革。每一阶段,各方面的改革秩序不同,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基本上分为三大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

  从1978年到21世纪初,中国改革的主体是经济改革。从21世纪初,尤其是十六大以后,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我认为,中国同样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进行社会改革。在这个阶段,以民主化为主体的政治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

  基本的社会正义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要解决社会正义问题。中国未来的改革核心就是要保证社会正义。

  民主化改革必须在社会改革之后进行。如何造就好的民主,一要有国家制度建设,二要有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就遵循了这一路径,先经济发展,再社会制度改革,在此前提下逐步推进政治改革。

  “中国模式”从目前来看是非常成功的,但它能否真正具有世界意义,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未来的社会改革能否成功。

  社会改革就是要消化经济改革产生的一系列负面效果。经济改革一方面创造了世界经济史的奇迹,另一方面,我们今天看到的一系列问题也和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有关系。社会改革也是要为未来经济发展找到新的增长点。未来经济增长必须依靠内需。另外,社会改革也是为未来的政治改革做准备。社会改革是中国今后几十年渐进改革最重要的制度保障。

  

  傅高义:中国需要在十年内健全社保制度

  

  傅高义(Ezra F. Vogel),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

  中国的发展模式在很多方面是十分独特的。中国的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发展这么快,1978年后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改革开放,走向市场经济,这个过程的确有其独特的方面。但另一方面,我个人认为中国大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跟日本、韩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日本、韩国等虽然没有共产党,但是它们刚开始也是权力比较集中,自由并不多。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与它们相同的地方还是很多,都属于亚洲后期快速发展的一种模式。

  现在有人批评美国是冒险主义,因为最近几年美国欠债太多、赤字太多。中国每年的经济发展很快,没有赤字,只有贸易顺差。所以有人说,中国政府做得不错,美国政府做得不好。我个人看,这不一定是长期的情况。中国的情况很特殊,中国是个劳动力密集的社会,廉价劳动力很多,另外中国市场很大。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劳动力工资很快就提高了,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很快就不行了。但是因为中国农业人口太多了,可能劳动力密集产业还可以持续一段时间。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所以经济有望继续发展。我觉得中国政府的政策也比较明智,所以经济成绩显著。当然,从社会角度看,中国还有一些可以改善的地方,比如农村问题和社会不平等问题等。我个人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发展都有极其独特的条件,但是不能用所谓的“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来概括。

  对于中国的未来,我当然是客观派,但是偏向于乐观派。中国有一些问题,比如农村问题,但中国政府的确想把农村搞好。中国社会的一些不满,很多都是对地方政府的不满而已,不是对中央政府的不满。中国文化本来是不能批评领导的,现在批评政府的多了,这也是进步和自由度提高的一个标志。有的人认为中国目前的问题很严重,我不同意。《华盛顿邮报》一位在中国住了很多年的记者说,改革开放后,中国很多人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车子和财产。这些人是支持稳定的,因为他们要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保护自己的财产。农村里面土地虽然不是私有,但是包产到户,农民有地种,能种自己要吃要用的东西,因而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但是与日本的中产阶级相比,中国城市白领的地位很不稳定,很多社会阶层也没有基本的保障。所以中国未来发展需要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希望中国的社保制度能在10年时间内发展健全。

  

  季塔连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成功的关键

  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季塔连科,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院士

  

  我认为,中国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按照变化了的时代条件,及时平稳地调整党和国家的发展政策,用不断创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中国60年的经验,特别是30年改革的经验,就是实行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个人积极性的政策,这些政策对于实现国家的整体发展和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众所周知,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就说过,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此,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不同的时代里,都是将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掌握丰富的民族遗产并利用其为国家的发展和完成新任务服务。胡锦涛在十七大上号召,要努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这不是偶然的。

  还有,中国领导人多年来不断注意研究苏联解体和苏共亡党的原因及教训。在一系列党的代表大会特别是十七大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领导人对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悲剧性教训的严肃思考。这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就是考虑到国家发展的特点,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的主要条件,是保障中共领导作用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实现三个“伟大的历史任务”相联系,即实现现代化,实现国家统一和在推动现代化发展的情况下捍卫世界和平。如果内在的“中国化”计划是指全方位加强中国文化的地位,在中国民族土壤中挖掘改革的政治源泉,那么主导对外政策的思想,就是引领中国和平发展的观点。在当前阶段,用胡锦涛的话说,就是“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房宁:中国道路如何形成

  房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近60年来,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崛起的背后,是在不到60年,主要是在30年时间里,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初步实现了现代化。

  从人类历史看,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堪称历史上最成功的工业化与现代化。中国在实行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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