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中国的法治主义:背景分析 [十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5 次 更新时间:2009-07-02 11: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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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中国”与“西方”的时间意象

  

  同样正是在此,“传统”和“现代”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且是一个空间意象。换言之,包括晚近三十年法制建设在内的百年法律史和法律思想史,仍然无法不在“中国”与“西方”这种二元体系中行进。转用卡尔•施密特“上帝离群索居,可又无处不在”这句话,可谓“西方偏居一隅,可又无处不在”。西方之代表“现代”与中国之象征“前现代”,从而应当成为前者不言自明的历史正当性的确证,不仅为中国的西化派奉若神明,也为历史唯物论宰制下的政治纲领所接受。只不过前者信誓旦旦,导向市场经济和中产阶级政治,后者慷慨悲歌,昂首傥论“走俄国的路”。但是,无论偏向哪一极,其将中国及其法律传统视为“现代”的他者,则无二致。迄至“历史终结”之际,中国的百年奋斗似乎只是也只能是资本主义全球凯歌高奏的一段过门而已。正是在此,晚近三十年的法制努力既是在延续这一神话,更是对于历史可能性的多元拓展,从而讲述了或者有可能讲述一个有关中国的法律传统和现代经验的重构性故事,进而有望打破或者超越这一神话。由此,粉墨登场的各种法意、法理及其政治社会实践主张,其实源自多元“空间”场景,以致变换为“时代”的差异,同样亦非耸人听闻。

  因此,不幸却必然的是,“中国”和“西方”在此均呈现出“时间的丛集”和“时代的错位”的错综局面,让历史的当事人举止失措,尴尬无比。① 就中国而言,“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同时俱来,导致出现了一个“多重的中国”。这一意象不仅是指按照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水准,中国不得不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等等这样一种共处一国,却分属多层的“多重的中国”景象,② 一种“地方时间”与“世界时间”的差异,更不用提港澳台与大陆在经济、政治与法律各方面之轩轾。的确,中国现存的三个较大的、各自自成体系的法律体系和政治单位,即大陆的商业共产主义的法律体系,香港和台湾各自作为一个法律与政治单元,导致在“民族国家是一个法律共同体”的意义上,“中国”是一个多重的景观,也可以说是一种“时间”上的差异。同时,它还状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我们眼中的中国、外部世界眼中的中国和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意象的所谓的“文化中国”,这种多重、多层、多时间和多意义的叠加意象。“多重的中国”意味着在时间上它不是循沿所谓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前后相接而来的启蒙时空,一种直线发展的近代西方的进步历史时间序列,而是一种将它们同时呈现、共处于叫做“中国”的生活场景,而形成所谓“时间的丛集”。大家共处一堂,面对的问题可能一致,可能看似一致,而实际却悬如天壤,因而据以立论的语境、前提和用心,好似在对话,却难以沟通或者根本无法沟通,而不免出现“关公战秦琼”的尴尬,演绎出“时代的错位”的活剧。

  作为此种“时间的丛集”的具象展现,刻下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就是,一方面未能有效避免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的弊端,如贫富差距扩大、生态恶化、腐败横行、道德失范和信用缺失,另一方面,又过早地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病态,如对于金钱权力的崇尚和追逐,人际关系疏离和紧张,精神世界孤独与工具理性对于人的异化,唯我式个人主义猖獗,理性反思能力沦落,内在德性资源空疏或者流失,社会关怀不足,等等。③ 凡此种种“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一时间辐辏而来,齐齐汇聚一堂,不仅说明了此间“时间”的多元错综性质,而且,它展示了一旦此种“时间”差异纠结于同一“空间”,则“中国问题”无法摆脱“西方问题”的复杂性。至于政治威权主义与经济消费主义并行,坚信科学自会解决一切的开发利用与忧思地球命运的环保思潮同存,更是将此“时间的丛集”推导到大众文化层面,历史进程转换为社会议题与法律难题。因此,三十年来,中国一方面要完成适应工业化时代的产业关系立法,另一方面,不得不应对环保、绿色革命等等“发展后”的时代课题。而所谓法律的“社会、义务本位”与“个体、权利本位”的对举,曾经是一个搅动法理学界的话题,姑且不论它是否属于一个真实的问题,但立论者不仅援引不同思想资源进行价值申说,而且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差别”所造成的法律差别中寻找论据,正说明了“时代的错位”施予中国语境下的思考以“时间的丛集”的阴影,确乎不证自明。就连当下中国应否、能否与如何制定一部“划时代”的民法典,也因据以立论的“时间”不同,而臧否立现。④

  因此,中国近三十年的法治建设虽然继续着百多年来的“本土”与“西方”的话题,只是这个“本土”已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乡土中国》中的图景,再要以此图景侈谈中国性,除了说明一缕文化乡愁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以外,其于中国问题的解决,并无助益。而这个“西方”,除了上述现代与后现代的纠缠外,亦且增添了类如“新帝国主义”、“反恐轴心”、“霸权和平”以及主权的人权考量等等诸多新型因素。⑤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正当中国开启第三波“改革开放”,换言之,正在以“赶超”战略完成西方十九至二十世纪初叶的现代性过程之际,其所面对的世界主流社会已然进入所谓后现代世态,世界文明格局与国际政治生态亦均发生了重大变革,逼迫着“中国问题”清单上不得不增列关于后现代社会的考量,在传统的东西方关系变量之上加添后殖民主义、新帝国霸权、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等等因素。换言之,中国在努力完成上述国家建构与建设优良政体的同时,并须正视现代性的种种弊端和可能危害,防范现代性的野蛮性,在摆脱前现代的“落后”的同时,克服后现代的魔障与发展的极限。而且,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东亚和东南亚的成功转型,所谓“金砖四国”的发展路向等等,更是提供了进行重构性阐释的另类坐标,导致中国语境下有关法制与政制、社会与经济的话语之间形成了竞争性关联形态,一个缤纷粲然的多元性景观。

  

  注 释:

  

  1. 有关“时间的丛集”与“时代的错位”,参详拙文:“法律:民族精神与现代性”,载《中外法学》(北京)2001年第5期,页516以下。

  2. 例如,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类发展指数仅刚超过非洲的纳米比亚,但是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个国家,其人类发展指数则与发达国家葡萄牙相当”。至于基尼系数达到0.45,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更是将“多重的中国”数目字化。

  3. 参详秦晓:“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使命、宗旨和方法论”,交流论文。感谢何迪先生提供。

  4. 参详苏永钦:“民法典的时代意义——对中国大陆民法典草案的大方向提几点看法”,载《月旦民商法研究》第3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149以下。并详拙文:“论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法律共同体”,载《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历史法学》第1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页36以下。

  5.有关于此,泛详王逸舟的《探寻全球主义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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