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中国的法治主义:背景分析 [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9 次 更新时间:2009-07-02 11: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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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政治问题的法律进路

  

  因而,不难理解,此种常态政治或者常规政治,在于将“政治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诉诸社会建设,而非恰恰相反,如同曾经有过的“革命”那样,将社会问题,首先是贫困与饥饿,其次是对于平等和福利的追求,转化为政治问题,幻化为对于自由的追求,而诉诸大革命的政治暴力。此于一度“有家庭、无社会”的中国现实,尤显迫切,特具针对性。① 的确,无人能够否认“社会问题”在革命中发挥的作用,特别是近代以还的世界历史,对此多有佐证。至少,据说当繁荣和“平等”的美国出现之后,贫困与贫富差别就已构成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问题”——严重的社会问题,进而成为改变现状的充足条件,并且导致了政治诉求“社会问题化”的解决进路的应运而生。革命的发生导源于此,暴力的正当性自此更是借助法国大革命的样板效应,肆虐全球。②

  由此,历史必然性的前景中便增添了平等与均富这一内容,就如刻下对于常态政治的世俗化努力所造成的“严重贫富差别”的矫正,必然诉诸“共同富裕”这一“继续改革”的政治承诺,虽进路相反,而理路则一。尽管如阿伦特所言,“对于革命者来说,更重要的是改变社会的结构,而不是政治领域的结构”,③ 但是,包括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在内的诸多“大革命”,其实际历史进程却恰恰相反,人们诉诸政治革命以解决社会问题,用政治革命来满足“胃的造反”的社会诉求。而且,常常希望的是一种毕其功于一役式的彻底及时解决,谋求在彻底推翻旧社会的同时,旦夕之间,速战速决,建设一个理想的新社会。——于是,“时间开始了”。

  另一方面,既为革命,则求自由,而在此革命恰恰成了必然性而非自由的实现,革命者是对必然性的实现者,而非自由的实践者,与“革命”本身正相悖谬。于是乎,与此挫折相伴的常常便是革命胜利后旋踵而来的堕落,而且是真正的、彻底的堕落。特别是革命以解放为居所,以自由为目标,恰恰无暇顾及“社会问题”,而使得革命后的社会一仍其旧,甚至于“民国不如大清”,真正应了西文“复辟”这一“革命”原意与“反革命”这一衍义。所以,晚近三十年的中国秩序重整过程采取的是“告别革命”的方式,启动了有限的社会建设进程,而且,愈往晚近,社会建设愈具建制性努力,并且似乎出现了由此带动政治建设的势头,既在自觉力避此种悖谬,更是世俗理性主义总体背景下常态政治的表现,一种基于常态政治的社会努力。因而,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一心一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是将一切转化为社会问题,一如“电气化加苏维埃”,恰恰是一种新型政治经济学理念的适切运用,既在避免政治浪漫主义的想当然和政治神学的蛊惑人心,并求达成一己的政治命意。因而,在一定时期内,它是一个能够集聚最大限度社会共识,极具号召力、俘获人心的时代纲领。之所以说是“一定时期内”,就在于凡此“社会问题”的解决进程同时可能伴随着对于“政治问题”的解决,或者,导向对于政治问题的追问,因而,需要当事人审时度势,恰当把握其间的互动或者衔接关系。否则,社会问题触发政治问题,终究是早晚的事。事实上,晚近十多年间贫富差别的扩大、贪渎横行、权贵资本主义赢家通吃、民众参与热情的高涨,以及“精英寡头化,草根民粹化”等等问题所引发的种种社会政治思潮,所谓“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人”现象的出现,特别是所谓“群体性事件”的大范围、持续性、高频率的存在,早已对此做出了证明。④ 特别是社会建设进程所培育的社会自主空间,已然绝非此种社会建制本身所能容纳,亦非其所能忽视和压抑,而需引向政治场域,于进入政治场域的博弈中求其自我消解。凡此种种,更是展现出“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之间的复杂互动关联,要求政治介入与公共政治文化的成长。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职是之故,在当代中国的特定情形下,此种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进路,说到底是一种政治努力,除开掌握破、立分寸,恪守循序渐进的程序理性,严守公权力的边际之外,更须托付于“法制”,才能使之现实化,而笼统于将民族国家编织为一个法律共同体的整体努力之中。换言之,法制的抽象一体性、同质性、形式化和程序主义,不仅为将社会问题“纳入法制轨道”提供了制度想象力,从而为经由法制的政治统治提供了政制形式,更且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延迟效应”。⑤ 就是说,在现有的财富资源、制度条件和执政能力均无法彻底回应所有社会问题,而又不可能、不应当将它们重新化约为政治革命之际,同时,并且不应经常径直诉诸“严打”这种粗陋治安性对策的时候,法制的程序性安排提供了应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缓冲装置,而为通过发展经济、积累制度能力、保持威权控制,以逐步解决社会政治难题,争取了时间。一句“按照法律程序解决”,不仅设定了矛盾解决的规则空间,而且等于宣布了解决矛盾可能享有的回旋时间,而为抑制社会矛盾的及时表面化赢得了时空条件。

  尤有甚者,它所诉诸的“法制”在此代表的是人间常规与生活正道,既避免了“无法无天”的恶象,而且还展现了常规政治的迷人“温吞”,在政治正确和政策策略上居高临下。如果说以“空间换时间”或者“以时间换空间”均为特定时段内的一种有效政治策略的话,那么,此种藉由法制而获得“延迟效应”的制度安排,可以说是一种“以制度换时间”,从而“以制度换制度”的智慧,也可以说是一种“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仅从功能角度来看,其用意与效用,正应了严复先生的“十六字箴言”:“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

  因此,此种进路,即将政治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换形为法律问题,特别是法权程序的“温吞”安排和技术操作,不仅解释了法制建设何以成为晚近三十年中国社会建设的制度依托,也是中国式的政治建设的承载装置,而且说明了中国式改革的和平要义与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同时揭示了中国式改革的政治治理术。当然,它同时也为“法律拜物教”式的路径依赖埋下了伏笔,而在缺乏立法的民主性和第三方执法的独立性的情形下,法律或者法制却不堪此任,遂有可能成为引发“法律问题”之“社会问题化”,进而,“社会问题”之“政治问题化”的触媒,恰恰走向了制度预设的反面。⑥ 故而,我们看到,“通过法制解决问题”这一良好理念,在悄然变成了将法律特别是司法当作治安应对性机构来运用这一“工具性托付”之后,所造成的唯一差别仅仅在于,将可能蜂拥到党政机构门口“闹事的”,转到了法院门口而已。而“上访”纷纷,正说明司法有心无力,有力无心,难恪其责,甚至自身难保。尤其是晚近十来年间,举凡“农民工欠薪”、征地拆迁纠纷、医患关系纠纷和劳资对垒,乃至于“扫黄打非联合行动”,都将法院这一原本属于被动性的权力拖将上阵,致使其中立性荡然无存,一如动不动就将森然警力部属到所谓“群体性事件”现场,不仅不是将“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化”、“社会问题法律问题化”,恰恰相反,在毁弃其间的区隔的同时,也销蚀了三者递次运用可能具有的缓冲效应与正义行头,早已违背了回归常态政治这一基本国策。

  

  注 释:

  

  1.参详潘维:“现行中国体制面临的五大问题与机会”,载《中国与世界观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页113-131,引语见页126。

  2.晚近十多年,美国在新保守主义单边路线指导下进行了全球性霸权演练,特别是动辄要将敌人“炸回旧石器时代”,其残暴蛮横可谓无以复加。究其缘由,大革命所昭示的暴力正当性,可能是一种重要的政治遗产。

  3.【美】汉娜•阿伦特著:《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页14。

  4.参详拙文:“多元社会利益的正当性与表达的合法化——关于‘群体性事件’的一种宪政主义法权解决思路”,载《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页113以下。

  5.此处借用了萧功秦教授的表述。在“中国后权能型的权威政治”一文中,作者认为在权威主义强势控制下,即“低度政治参与”条件下,政治稳定可以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得以持续,这就有可能为难度较大的改革与发展赢得时间,从而客观上为政府通过长时间的经济发展来解决旧矛盾,提供了可能。换言之,政府由此获得了足够长的时间与回旋余地,来解决前一时期没有解决的社会发展问题,并有可能在一个比较充裕的时段中,解决前期遗留的问题。当新阶段又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时,通过下一周期内抑制矛盾的及时表面化,抑制“政治参与爆炸”,而为解决它们赢得了时间与回旋余地。详见氏著《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页116以下。

  6.2008年9月25日,成都“古魁案”首次开庭,2009年1月5日再度开庭。此案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司法程序的提起系作为被告方的成华区政府主动借给原告10万元作为“诉讼启动费”,提示他经由司法程序“解决问题”。纵观事发缘由和双方博弈过程,不妨说,“司法解决”既是政府有意借助程序主义法权安排落实“延迟效应”,也是经由社会问题“法律问题化”,而避免其“政治问题化”的统治术的有意运用,故尔,才有法学界人士赞曰,“政府把矛盾交给法院是明智的选择”。连中国的基层政府都明白并自觉运用“法律问题化”技巧,说明中国的治道确乎进益良多。有关详情,参详《北京青年报》2009年1月6日A14版的报导,以及《天府早报》、《华西都市报》的相关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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