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中国的法治主义:背景分析 [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9 次 更新时间:2009-07-02 11: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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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重建法制是对于中国近代史“枢纽时代”的制度接应

  

  也就因此,从政统的角度衡之,三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其法制变革,确实具有“与传统的非断裂性”,即“强调并尊重中国现行政治体制转轨的历史连续性,……充分考虑到本国社会主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社会规范、文化遗产与社会主义传统”,等等。① 凡此种种,一定意义上,固为其重要特征,亦且为其出奇制胜,几经顿挫而不败的政治保障。但是,就道统而言,则与凡此“传统”之藕断丝连而渐至义断情绝,实质上拥抱清末以还的中国民族主导性政治意志,才是这三十年的真实轨迹。百年以来,这一主导性意志的核心在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和国族的繁荣富强,同时,建构优良政体,形成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法权体系,使中华民族蔚为成熟的政治国族,进拓全球正义与人类的永久和平,而一以我民族国家的自立自强为期,维新维盛为务。就现代性法权体系的建设而言,其核心诉求之一是从威权型法制走向民主基础上的法律统治,以宪政体制提供政治正义,保障个人自由与社会公正,实现法律统治的自主自治,亦即所谓的法治。因而,“中国问题”纠缠于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辗转于民族认同、国家利益、集体尊严、人民共和与个人自由、社会进步等等多重维度的紧张关系。就此而言,总体来说,中国是在19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背景下,完成十八、十九世纪西方曾经进行并且业已完成的历史进程。② 所谓“转折”“转型”,所谓“过渡”“闯关”,所谓“历史三峡”之惊涛骇浪,其意在此,其义亦在此。

  综观1840年以还的中国历史,可以看出,“清末民初”的三十来年,是一个改天换地、开天辟地的大变革时段,此后国共两党、海峡两岸的一切努力,不过是对于这一时段早已提出的大经大法的重新诠释与当下落实,而无论染苍染黄,涂红抹黑,基本不脱当初的蓝图。建设三峡大坝、武汉三镇藉由江底隧道联为一体等等,均为《建国大纲》的设想,刚刚实现。而《建国大纲》所设想的九万公里铁路梦,迄今也还未能实现,“同志仍需努力”。清末即已提出制颁蓝图的民法典,几经辗转,大陆地区尚付阙如,表明已然持续百年的中国法典化进程,亦未终结,正待收尾。因而,这一时段,前后三十来年,正为一世,堪当中国近代史的“枢纽期”。也就因此,从中国近代史的这一“枢纽期”观之,凡此第三波改革开放及其法制建设,实为对于遭受战争和革命而被迫中断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当下接续,而这一进程本性上属于彻底的世俗化事业,是“世俗化”这一现代性概念的中国式展开。也正因为革命和战争先已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基本完成了政治统一,从而为优良政体的建设提供了时空条件,才使得后者历经波折,于晚近十多年间逐渐逼近政治议程,而表现为一种经由法制建设来救济世俗政治正当性的当下努力。特别需要提出来的一点是,今日回看,政治威权体制的出现,恰恰是整合历经内忧外患的转型时段的有效政制安排,实为无可避免之事,非事后道德评议所能消长。——可能,一切有关此一时段“历史功过”的估量,均只能止步于此。③

  颇为吊诡的是,三十年来,因为牵扯于民族理想和公民理想,以“解放”为宗旨,因而,这一本性上世俗化的努力却赋予了自身以神圣性色彩,或者恰恰相反,力图反抗、超越世俗化的努力总是低调地以满足“食色”来揭示自身,“启蒙”与提前降生的解构性“后”什么,便纠结一体,形态莫辨了;文明忧思与特定的民族国家建构历程中的阶段性焦虑和指向性考量,于多元一体的缠绕中,各取所需,各美其美,见仁见智。④ 因此,三十年来,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悖论性的图景:追求自我利益、张扬个体本位与耽溺世俗享受的赤裸裸自利努力,高扬的旗帜却是独立、平等与人权等等大词,而护持心灵自由、追求思想独立与人格尊严的精神旅程,反倒总是低调地宣称不过是“还原为人”的自然行为。由此,就如既是回归常态政治,然而“改革开放”本身的确又是一种非常政治,因而,虽然总体来说,包括将人还原为“恶人”预设而希求其为“好人”预期的法制建设在内,百年中国的发展趋向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而近三十年更是一个回归常态政治的秩序重整历史,但却总是挥洒不掉一缕悲壮的气息,更附有阶段性政治危机甚至是总体性危机的阴影,以及全体国人“牵心扯肺”的时段。凡此种种,构成了三十年“法制建设”的整体时代氛围,表现为一种非常态历史时段中回归常态政治的政治格调。

  

  注 释:

  1.参详萧功秦:“中国转型体制的类型学”,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6年总第96期,页15,收见氏著《中国的大转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导言”第6-7页。

  2.此种二十世纪历史的“分崩离析”,导致正如汪晖教授所述,“90年代”与“漫长的19世纪”有着更多的亲缘关系,而与“20世纪”相距更加遥远。伴随着20世纪的大幕落下,那些构成“19世纪”特征的社会关系重新登场,仿佛从未经历革命时代的冲击与改造一般。所以,“90年代”与其说是“历史的终结”,毋宁更像是“历史的重新开始”;“90年代”不是“短20世纪”的尾声,而更像是霍布斯鲍姆所谓的“漫长的19世纪”(1776-1914)的延伸。将眼光放远,也就难怪,整整半个世纪前,置身这一历史时段,奥地利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希尔教授才会于“二战”结束后不久喟言:欧洲的“十九世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欧洲城市的残垣断壁中才告终结的。”以上分别参详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的“序言”,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奥地利】弗里德里希•希尔:《欧洲思想史》,赵复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475。并详本章最后一节中所引钱永祥教授有关“迟到的格劳休斯-洛克时期”的论述。

  3.有一种观点以威权政府和小政府的对比来编排东亚、南亚国家与“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的差异,并以是否赋予政府以“重大的角色”来区别“中国模式”与“华盛顿共识”的倾向性。笔者以为强政府与其说是“东方国家”的特色,不如说是后发国家为了向现代化“强行军”,“急起直追”之际的不得不然。因而,其“强”只有工具理性,并无价值理性。有关于此,对比阅读邹东涛:“‘华盛顿共识’、‘北京道路’与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收见俞可平、黄平等编:《中国模式与“华盛顿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409以下。

  4.正是在此,基于“文明忧思”的幽思和对于比较视野中的现实政治的当下考量,应有适当分际。前者属于对于文明是否一直在“进步”,而进步是否导向人类幸福,以及诸如人性和人生的根本意义及其疑虑这种层面的思考,后者如研判民主与专制究竟哪一种属于较好与善的政体,当下政制是否能够促进国族繁荣、保障民生福祉与捍卫自由人权,等等。将两者混淆,特别是以文明忧思代替当下批判,往好里说是避重就轻,误置历史,耍滑头,往坏里说是混淆视听,进而混淆是非。至于个别“理论左派”连“文明忧思”与“当下批判”都分不清,假装或者真的不明白“文明忧思”的含义,却辄发傥论,不仅说明其理论破产,而且表明学思肤浅,更是凡此理论与学思面对现实瘫软无力的不打自招。——如果还有什么理论与学思的话。参详拙文“‘左派’的谱系”,见“中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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