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罪己性排泄:近代英国向海外的两次移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69 次 更新时间:2009-07-01 14: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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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有人迹处便有坟墓,有坟墓处也就有监狱,前者纯系人类“自然排泄”的仪式,后者则表达了人类“罪已性排泄”的组织化,二者遥相呼应,共同营造了人类身、心毁灭的两种意象。就后者而言,人类对于罪犯的处置由死刑、肉刑而放逐、监禁,再进至监禁方式的渐次社会化,实在是人类求自由却不得自由的尴尬,道出的却是刑罚成为全人类的压迫形式,用刑与受刑双方都是刑的奴隶这一始料不及的悲哀与宿命。近世英国随资本拓殖向美洲和澳洲大规模移遣罪犯,不过是人类加深且为逃避此一悲哀与宿命所作的又一徒劳挣扎。其人其事往矣,个中的意味却历久而弥醇。本文概述其过程,着力从比较文化,特别是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提炼和尝用“罪已性排泄”这一论式,揭示特定文化语境中的罪孽理念,和表现于此一难题上的人类心理的悖论。

  

  美洲移囚

  

  十六世纪末以降,不列颠后来居上,逐步取代“世界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于1607至1733年的一百多年间,先后在北美大陆建立了十三个殖民地,即独立战争时的所谓“北美十三州”。向美洲的移囚随殖民地的建立而开始。

  1606年12月,专事殖民政策和奴隶贸易的英国伦敦公司(又称弗吉尼亚公司),遣送第一批104名移民,分乘“苏珊•康斯坦特号”、“幸运号”和“发现号”三艘小船,离泰晤士河,驶向大洋彼岸。移民中除投机者、破产绅士和契约奴外,[1] 流遣美洲的犯民也随船东去。这是登上北美大陆的首批“国王”的罪犯。1607年5月,他们驶达“处女地”的弗吉尼亚,按照母土的样式,建立了“詹姆士城”,旨在纪念英王詹姆士第一。这座荒野中孤独的村庄,全部的景观不过是一座炮台、一所教堂和几间茅舍。在这四望漠漠、疟疾横行的新大陆沼泽,拓荒者们向天地讨食,饱受炎热和瘟疾的劫难,加之大多没有受过旷野生活训练,迄至翌年一月,幸存的仅五十余人。[2]1609至1610年是弗吉尼亚的“饥荒时代”,虽然其间伦敦公司曾多次增补移民和给养,但迄至1610年,总数五百移民中只有六十人幸免于难,所有囚犯则无一幸免。的确,仅仅“依靠树根、野草、胡桃、蛇,有时也夹杂少许鱼类”为生,[3]自然是难以为继的。1610年和1611年,伦敦公司曾三次派船运送食粮,补充人口,接济殖民地,但杯水车薪,远水不解近火。实际上,1607至1612年间,移民主要靠印第安人接济。其时,殖民地戴尔总督盼望国王能把普通监狱里的所有已判死刑的犯人都送到弗吉尼亚来。“至少”,他于1611年写道:这种人总会乐于“把这里变为他们的新国家。”[4]

  1620年,著名的“五月花”号驶抵马萨诸塞,逐步建立起第二块殖民地,契约奴、流放犯随之而来。此后,马里兰(1634)、康涅狄格(1636)、罗德岛(1681)、卡罗莱纳(1663)、纽约和新泽西(1664)、新罕布什尔(1679)、宾夕法尼亚(1681)、特拉华(1703)和佐治亚(1733)等殖民地相继建立。1717年,英国议会的一项立法授权有组织地大规模移囚。迄至美洲独立前,据有案可稽的官方材料统计,英国共向美洲遣囚了二十万犯人,其中一些在横渡大西洋时即遭风暴遇难。[5]而事实上究竟遣移了多少囚犯,实在只有天知道。

  美国早期历史上的所谓“契约奴”制度,主要盛行于中部和南部地区,分自愿和强制两类。包括死罪抵刑或减刑犯、轻罪减刑犯、政治犯、宗教犯、债务人、流浪汉和乞丐,以及殖民地法庭判处的刑事犯(主要是盗窃犯、非法矿工等)在内的囚犯称强制“契约奴”,其被迫服役期限为3至7年,多至14年。因通常服役期间为7年,故人称“国王陛下的七年船客”。移囚大多在种植园充当奴工,或从事筑路、开矿等艰苦劳作。一般的契约奴服役期满可获授三十英亩土地,而犯民役期届满则实际上常常得不到任何土地。独立战争前,除印第安原住民外,美洲人口不足二百五十万(2,418,000),除去五分之一的黑人奴隶,总人口中每四个人即有三个曾经当过契约奴,因此,囚犯的数量及其在人口中的比例,不难想见。[6]白色美国的早期拓殖过程,一定意义上,也就是犯民的流遣与劳役的历史。

  

  澳洲移囚

  

  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意味着永远终止了英帝国向新大陆“倾倒垃圾”的可能。英国政府原拟在北非寻找替代的流放地,经多方勘查,苦无合适之地。也有人建议新辟东印度群岛、西印度群岛、南非或“福克兰群岛”作为流放地,并就此在议会,或者通过散发小册子等方式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曾于1770年随詹姆斯•库克考察过澳大利亚东海岸的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于1779年当选下院“刑罚制度调查委员会”委员,此时力主开辟新南威尔士植物湾地区作为新的流放地。“南方无大陆,澳洲可耕种”,班克斯的主张受到内阁的注意,并终于促成议会于1784年通过了一项新的罪犯流放条例。两年后的8月,经多方议定,内务大臣悉尼勋爵正式宣布植物湾地区为英王国新的罪犯流放地。又过了一年,经相当筹备,英政府任命德裔英人阿瑟•菲利普为新南威尔士首任总督兼驻军司令。如此这般,1787年5月13日清晨,由六艘私人运输船、四艘海军补给船和一艘海军供应舰组成的舰队,从朴茨茅斯港起程,开始了向早在古希腊希罗多德时代就已传闻的这片南方大陆的漫漫远航。

  

  基本过程

  

  全部乘客共1030人,包括211名海军陆战队官兵,一部份文职官员、勘测人员、军法官、军医和海军官兵眷属,736名犯人,其中男犯548名,女犯188名。[7]其时,离乡背井远赴澳洲,实际上意味着与祖国和亲人的生离死别。舰队起航之时,一名牧师跪在岸边,祈祷上帝宽宥全体犯民。这位牧师随船南下,开启了基督教向澳洲传布的历史,成为澳洲圣公会的开山祖师。猜想这位上帝的仆役,彼时的心境当与犯民一样的凄惶。

  1788年1月26日,“第一舰队”登抵以内务大臣名字命名的“悉尼”,澳洲作为大英帝国“海外监狱”的历史自此开始,黑色澳洲的毁灭与白色澳洲的兴起,亦自兹起步。这一天,后来被定为澳大利亚的国庆日。1790年6月3日,“朱丽安娜夫人”号运输船抵达悉尼,随船运来了221名女犯。6月20日至28日,由一艘军需船和三艘运输船组成的“第二舰队”陆续抵达,运来了日常物资和家畜,1017名流放犯,其中,女犯78名。因船只超载,生活条件极其恶劣,267名囚犯瘐死途中,近一半患病。自“第一舰队”登陆后的三年间,先后有三千多名犯民流遣澳洲,瘐死途中的竟高达六分之一。

  1791年7月至10月间,由11艘船只组成的“第三舰队”先后驶达悉尼,遣运犯民2031名,女犯近200人。许多犯民一至悉尼就被遣送距杰克逊港1600公里的“诺福克岛”。该岛与西方近世狱制多有不解之缘。早在“第一舰队”登陆之初,菲利普总督即派菲利普•金中尉带领一小队士兵和流犯乘船前往该岛建立了一个定居点,旨在根据先占原则,使其归于米字旗治下,并拟将在新南威尔士重新犯罪的犯人远遣该岛,施行更严厉的惩罚。后因该岛远离悉尼,垦殖代价太高,而于1808年废弃,岛上的流放犯也逐渐移囚至范迪门地区(即现今的塔斯马尼亚州)。1828年,布里斯班总督奉命重新拓殖该岛,移监大批囚犯垦殖,至三十年代后期,岛上犯民达两万人。四十年代初,因废除流放制的关系,该岛与塔斯马尼亚遂成为两大主要流放地。

  1797年,悉尼以北160公里处的亨特河口发现了煤矿,遣役罪犯开采的结果使该地成为重罪犯人的流放地,至1804年逐渐形成为煤城纽卡斯尔。

  1803年10月和1804年11月,霍巴特和隆塞斯顿流放地相继建立,使塔斯马尼亚逐渐取代诺福克岛,成为“监狱内的监狱”。1804年,岛上共有流放犯三百多人,后陆续调来大批在新南威尔士重新作案的犯民和来自英国的流放犯。原押诺福克岛的犯民也移囚至此。至1840年,塔斯马尼亚地区总人口为46,000人,其中17,700为流放犯;1843年,总人口为六万人,流放犯占25,500人;1846年,总人口66,000人,犯人接近其半。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海上运输畅通无阻,英伦三岛却出现了战后的社会动乱,移遣澳洲的犯民数量因而急剧上升。如1821年新南威尔士总人口38,778人,流放犯即占10,873人,刑释者4,376人,真正的自由移民不过两千来人。塔斯马尼亚总人口6,500人,绝大部份是流放犯。1818年5月,探险家奥克斯利发现了麦夸里港,继任总督布里斯班于1823年将惠灵顿山谷和麦夸里港开辟为新的流放地。次年9月,布里斯班遣派亨利•米勒上尉带领14名士兵和30名囚犯前往莫顿湾,在沿河的雷德克里夫开辟了一个流放点。年底,流放点迁至内地数公里处的河岸,亦即现在的布里斯班市。迄至1826年,该地犯民增至200人。1830年,塔斯马尼亚新任副总督乔治•阿瑟一改前任的宽大为怀,强化流放政策,在该岛东南部的阿瑟港建立了新的流放地,将重罪犯人和“不堪改造”的囚犯遣服苦役,极尽残忍之能事。该流放地一直使用到19世纪70年代,罪犯最多时达三万人。1836年建立的囚犯专用教堂和不标姓名的囚犯墓冢“死王之岛”,以及根据杰里米•边沁的监狱理念修建的多所Panopticon,现仍存原处,已成后人凭吊、旅游之地。[8]

  英国政府原不准移囚西澳洲,以建立一个所谓的没有罪犯的“文明社会”,这当然是治者一厢情愿的乌托邦。“文明社会”的建立其实离不开罪犯,这就象所谓的秩序是因为犯罪的存在才获得了确证,人世不过是天堂与地狱和稀泥后的产品一样。犯罪及其主体的存在,除给社会提供一个可供比较的参照系而赋予社会心理以优越感外,并以证伪的形式确证了“正常”生活的“好人”的生活实存意义和生命崇高感,从而为正常生活的维持提供了间接的动力。终于,劳动力的奇缺等等原因,迫使英帝国不得不收回成命——“好人”总是乐于役使“坏人”的。1848年9月24日,西澳洲首府帕斯召开群众大会,要求英国政府在西澳实行流放制,为自由移民提供犯民劳动力和犯民管理经费,用奴隶或半奴隶的劳动创造“文明社会”的基础。其时,较为“先进”的东部各殖民地反对流放制的呼声日高,西澳洲的态度不啻雪中送炭,英王遂于1849年5月1日颁令,宣布西澳洲为罪犯流放地。6月,第一艘载有75名囚犯的船只抵达弗里曼特尔港,此后,流放犯便源源而来。至此,除南澳洲外,澳洲全境已无一处无流犯了,而流犯与米字旗总是同时登陆。

  

  犯民的演变与移囚制的存废

  

  经过几十年的生息积聚,流放地居民逐渐分化,形成以流放犯和刑释者为一方,军政公职人员和自由民为另一方的两部分人口。分别代表两方利益的“解放论者”(“争取公民权利者”)[9]和“排斥论者”,围绕流放制的存废,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排斥论者”主要是一些“没有污点的定居者”,包括较富裕的自由移民和军政要员,又常被称作“植物湾的脱利党人”。因其中一些人系饲养美利奴绵羊而致富,故又被称作“纯美利奴羊集团”。作为流放地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反对赦免罪犯和让刑释者享有公民权,反对刑释者充任公职和参加陪审团,绝对不允许刑释者进入上流社会,甚至不愿与出身卑微者共事或一起出席宴会。在“比格调查”期间,排斥论者约翰•麦克阿瑟等人提出将新南威尔士发展成为一个种植园类型的社会;让犯民在乡野僻地孤独地放牧牛羊,有利其深思反省,从而使富裕自由民使用犯民劳动力的要求与英国政府改造罪犯的意愿完全协调起来。他们力主实行流放制,以保证充足的劳动力来源,促进殖民地经济的稳步发展,认为流放制中的“指派制”使犯民分散各地,减轻了军警的负担,为英国政府节省了开支,是则,流放制不仅政治上合理,经济上也划算。虽然流放制对澳洲的社会风气多少有些不良影响,但毕竟利大于弊,不足以构成其取消的理由。“排斥论”者的活动导致麦夸里和布里斯班两位较为开明的总督先后离任。

  争取公民权利者因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分为两支。一派以温特沃斯为代表,起则在野,反对流放制,后浮沉“上流社会”,占有大量土地和财富,既想在政治上同“排斥论者”讨价还价,又不愿放弃廉价劳动力,因而充当了流放制的积极辩护士。另一派则多为工人移民,代表中下层民众的利益,担心犯民大量注入会降低收入,因而坚决主张废除流放制。其主张遭温特沃斯拒绝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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