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胡耀邦与当代中国变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61 次 更新时间:2009-06-24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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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 (进入专栏)  

在研究中国历史时,谁也不能回避20世纪末开始的这场伟大变革,因为这场变革深深地改变了中国。在研究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时,谁都不能回避一个伟大的名字:胡耀邦,因为他为这场变革作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并且为这场改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1981年6月,在六中全会上,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的十二大取消主席制,胡耀邦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在党的最高位置上工作了五年半时间。在这个时期,正是中国改革高歌猛进和时期。当时党中央分为一线和二线,胡耀邦是第一线的最高领导者。胡耀邦的名字正是和这个高歌猛进的时期联系在一起的。

他开动了中国改革的破冰船

胡耀邦对中国的改革有两大开创性功劳。一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当然,做成这两件大事不是胡耀邦一人之功,但他出力最大,承担风险最多,最有胆识,态度最为坚决。如果要评功的话,说胡耀邦立了头功是不过份的。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都把毛泽东的话当做最高标准。判断一切事情的是与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在七十年代末,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准则。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条准则继续通行无阻。“两个凡是”把这条准则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步。

邓小平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代替“两个凡是”,怎样鉴别它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呢?由谁来鉴别呢?如果没有客观标准,那只能靠新的权威来作为最高裁决。这新的权威也可能根据自己的意志来裁决。如果这样,一个超级权威离开了人间,又会出现一个新的超级权威君临天下。

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打破把一个权威人物的话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必须打破用个人权威来裁决一切的体制。这是石破天惊的大事,也是十分危险的大事。胡耀邦义无反顾地担当起了这件大事的责任。

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开学。几百名学员是高中级干部和理论宣传干部。《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是其中之一。学习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文革以来的党史。当时在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他让大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大胆研究,还创办了一个名叫《理论动态》的内部刊物,大量发表解放思想的文章。有的学员提出判断是非有两个标准:一要看毛主席的指示,二看实践。党校理论室的吴江和孙长江认为,应该只有一条标准,这就是实践。于是,在胡耀邦的支持下,由孙长江执笔,着手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强调“唯一”。

1977年秋,《光明日报》理论部编辑王强华到南京开会,结识了南京大学政治系教师胡福明,约他为《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写稿,没有出题目。不久,胡福明寄来了两篇稿件:《女人是生产力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王强华觉得不好用,准备退稿。后来他反复考虑,还是将第二篇排上了,准备放在《哲学》专刊第77期。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大样送给总编辑杨西光审阅。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不久的杨西光,决定进一步修改后放一版发出。此时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也在写同一内容的文章,就让胡福明和孙长江一起修改。一直修改到第八稿。为了扩大影响,准备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但是,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必须送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审定。汪东兴和华国锋一样,也是坚决主张“两个凡是”的。为了绕过汪东兴,他们决定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见报。这个想法请示了胡耀邦,他同意了。与此同时,杨西光又分别拜访了首都几家新闻界的负责人,并商定,《光明日报》发表后,第二天,新华社转发通稿。

在《理论动态》发表之前,送胡耀邦审定。最后的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审定者胡耀邦承担了这篇文章的政治风险。1978年5月10日的《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一版转载,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新华社转发通稿后不少省市报纸全文转载。

这篇文章一发表,好像爆发了一颗神原子弹。有人欢呼,有人愤怒,有人觉得推倒了压在头上的大山,有人觉得是挖了祖坟。

《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当天晚上,上夜班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接到了吴冷西的电话。吴冷西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的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以后,《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曾涛,说是新华社转发了一篇错误的文章。王殊后来还对别人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在5月17日接替王殊担任《红旗》总编辑的熊复说:“……现在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不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的旗帜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汪东兴对熊复说:“《红旗》要一花独放”,对真理标准问题“就是不表态。”

5月17日,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

5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在各省、市的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会上说:“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也还没有完全搞透。”“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不论从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

在当时,“凡是派”有相当强大的力量。他们上纲上线的批评,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攻势。按照多年奉行的传统理论原则,当时他们的批评是站得住脚的。胡耀邦的处境十分危险。

邓小平虽然没有直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起草过程,但他是坚定地支持胡耀邦的。5月30日,邓小平让胡乔木等起草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他对起草者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明其妙。”

6月2日,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的第23天,邓小平公开发表了他的支持意见。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这次会上,邓小平大声疾呼:一定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

邓小平这次讲话态度是鲜明的,但是没有直接点名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所以,“凡是派”对这篇文章的批评没有停止。

6月15日,汪东兴在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会上,再次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他要求新闻单位要有党性,要防止被国内外的敌人利用。7月,汪东兴到山东视察。他同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中说:“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在这期间,华国锋指示中宣部和一些省市负责人不要介入真理标准的讨论。他批评一些省市负责人在这场讨论中表了态。

为了回答一些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批评,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是著名哲学家吴江写的,得到了罗瑞卿大将的支持。为这篇文章,罗瑞卿和胡耀邦通了6次电话。《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转发通稿。

胡耀邦又组织人写了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此文于9月1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在邓小平表示支持以后,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习仲勋、邓颖超等元老也参与了这场讨论,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

一大批对哲学没有研究、没有兴趣的政界人物,纷纷出来对哲学问题表态,这说明大家都明白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遗产,更深一层的意义是,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是另走新路。当时的现实意义是,让华国锋继续执掌最高权力,还是由邓小执掌最高权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颗精神原子弹炸开了禁锢人们的精神枷锁,也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炸开了一个大缺口。它炸开了坚冰紧固的航道,就在这一年的12月,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转了中国的历史航向。

新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就需要干部路线来保证。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是郭玉峰。他坚持“凡是派”的指导思想。胡耀邦发表了一篇为被“四人帮”迫害的干部恢复名誉的文章,郭玉峰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取代了郭玉峰,从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任上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开始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和过去历次政治运动,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到中组部第一次讲话中就说“积案如山”。他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每天收到500封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申诉信。他每天亲自处理副局级、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的申诉信33封,通过其它渠道转来的申诉信他也一一过目。他亲自主持了六七次各省、市的疑难案例座谈会,力排众议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都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成为执行改革路线的重要力量。

针对当时平冤假错案的重重阻力,胡耀邦提了“两个凡是、三个不管”。在1978年9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到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体结束。据统计,这次平反的历次(从三反五反到文革)立案审查而被冤屈的人达300多万人。还有一大批没有立案而受害者这次也得到了解脱。这种声势,这种气氛,像春天解冻一样,把建国以来所积累起来的冰雪化为春水。在中国历史上,从混浊政治到清明政治转换,一般都从平冤案开始。如此大规模的平冤,带来了中国改革的春天

从农村改革到全面改革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胡耀邦在农村改革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通过两个文件:《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胡耀邦看了提交会议审议的这两个文件的草稿,他在讨论这两个文件草稿时说:“文件还不大解决问题,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一些问题还没有吃透,二是思想上还有框框。思想框框是否又有两个,一是人民公社的许多问题是毛主席生前定的,二是怕否定文化大革命。”

对农村问题的认识,胡耀邦比当地很多人要深刻,他直指“集体经济”这个禁区。

他认为,发展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能笼统地说“集体经济就是好”。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直接指导和督促这两个文件的修改,对经他指导修改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了三个“可以”:“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计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干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的分配办法。现在看来,“包干到组”、“联产计酬”是很正常的事,但从五十年代到文化革命,一直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的,多少人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以,这个文件中还是有“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的规定。

有了这一步就不愁下一步。万里在安徽迈出了更大胆的一步,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就是包产到户)。万里这一突破,引发了四面楚歌。一篇篇批判包产到户的檄文从四面八方飞来:

  北京:包产到户是独木桥,几十年的革命证明是中国的死胡同……

  湖南: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新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江西:要重新进行集体经济优越性的教育,现在真理的山峰上被迫蒙上了迷雾……

  湖北:紧紧扎起社会主义篱笆,绝不让安徽资本主义毒液蔓延……

  山西:《山西日报》计划发表12篇评论,对安徽进行不点名的批判。其中一篇已经发出,其余的都已“装膛”。

  四川省不怕,在逆境中大力推行安徽的作法,形成了东西呼应之势。《人民日报》在胡耀邦的支持下从1979年1月起陆续报道了安徽和四川等地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和经验。有人批评《人民日报》的报道是“破坏人民公社”。胡耀邦告诉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完全应该报道。胡耀邦还说“要吃米,找万里”表示对万里的支持。

  万里在安徽的改革取得成效以后,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农业,他感到比在安徽的困难更大。万里在1997年10月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我1980年2月到书记处分管农业,当时相当作难,可以说动辄得咎。多亏耀邦同志全力支持,主动配合。.....如果没有耀邦同志,那就不好办了。”

要实行包产包干到户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最大的拦路虎是“学大寨”。胡耀邦亲自动手来除掉这个“拦路虎”。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在六十年代初,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而引起人们注意。自从“农业学大寨”成为政治运动以后,就用政治强力推行大寨经验。大寨的经验到底是什么呢?尽管上面曾经作过种种说明,但传到各基层单位,只剩下这么几条:一是“大寨式工分”,实际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二是无休止地开辟“大寨田”,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反而把农民推向破坏生态平衡的苦役之中;三是搞阶级斗争,“七斗,八斗”。在基层单位,“七斗、八斗”实际是斗和领导意见不一致的人。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大寨的旗帜”举得更高了。全国各地又刮起了一般“农业学大寨”的狂风。

胡耀邦早就看出了“农业学大寨”的问题。1980年6月,胡耀邦审定发表了《人民日报》社论稿:《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西水东调”是大寨的一项“出色”工程,是失败的。这篇社论于6月15日发表的当天,陈永贵听后火冒三丈,大骂:“什么他妈的胡耀邦?胡乱邦!”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胡耀邦反对农村的“穷过渡”、“一平二调”,强调按劳分配,批评农村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强调不能把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当资本主义来批判。陈永贵对此很不满意,多次骂“胡耀邦,胡乱邦!”骂声传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给陈永贵打了一个电话,把他叫到自已办公室。胡耀邦直来直去地问:“听说你骂我胡乱邦?”陈永贵不吭气,默默地坐着,不肯定,也不否定。僵持了好久。最后还是胡耀邦给了个台阶,说:“唉,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陈永贵还是不说话,站起来,走了。

胡耀邦并没有因为陈永贵的“吵翻”而却步。经过胡耀邦耐心反复的说服教育工作,山西省委连续举行会议,总结学大寨的经验教训,向中央写出了题为《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的检查报告。胡耀邦将山西省的报告加按语,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给全国。从此,持续了近20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偃旗息鼓。

随着中共中央向全国批转《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第七十五号文件)的传达贯彻,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不再害怕加在包产到户头上的各种政治“帽子”。到1980年底,全国已有50%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包干到户。胡耀邦看到新华社记者记述包产到户带来新变化的五篇“内部参考”报道后大为振奋,当即批示让其中三篇作为新华社通稿发给全国各报。

为了推动农村改革的深入,以后连续五年,每年元旦都发一个关于农村改革的中共中央文件,即五个“一号文件”:

  1982年1月1日发出的“中发[1982]1号”文件,是《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记要>》,这个文件发布后,到11月统计,全国实行“双包”的生产队占到78.8%。1982年的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加11.2%。

  1983年1月2日发出的“中发[1983]1号”文件,即《中共中央通知》,把联产承包责任制肯定为“伟大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结果,1983年这一年的农业生产,获得了创纪录的丰收,农副业商品性生产蓬勃发展。

  1984年1月1日发出的“中发[1984]1号”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主要是推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在这个文件发出的前后,胡耀邦在多次讲话中说:“不能把眼光只放在18亿或者20亿亩土地上,只放在粮上。”“要保护专业户,支持专业户,发展专业户。”胡耀邦还提出,要稳妥地有步骤地彻底改革统购统销制度,让农民自由自主地出售自己的产品,包括到外地贩卖多余的粮食。他对于当时人们把从事商业贩运的农民称为“二道贩子”很是反感,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说:“什么二道贩子?是二郎神!是沟通城乡、活跃经济的二郎神。”

  1984年12月,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万里在讲话中强调“应当善于运用价值规律同农民打交道,逐步改革原来的统购统销制度。”会上赞成先取消粮食、棉花的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生猪、鱼等水产品和蔬菜也要逐步取消派购;其他统派购产品,也要分品种、分地区逐步放开。继续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大力帮助农民调整产业结构,扶持专业户;要积极扩大城乡经济交往,进一步疏通流通渠道,发展小城镇。这次农村工作会议最后形成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于1985年1月1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中发、国发[1985]第1号”文件发出,是为第四个“一号文件”。

  1986年1月1日“中发[1986]1号”文件发出,这是为第五个“一号文件”。它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当时,由于种种原因,部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有所降低。文件强调,这个问题只能靠坚持改革、深入改革去解决,而决不能遇到问题就退回到老路上去。

这五个“一号文件”对中国的农村改革起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当然,这五个“一号文件”不全是胡耀邦一人之功,但作为中共中央第一线的最高领导人,他起了关键性作用。参与了五个“一号文件”起草制订工作的吴象有过评价:“谁都知道,在那个披荆斩棘、开辟道路的时期,在那个一个提法不慎就会引起轩然大波的时期,如果没有耀邦同志的积极参与和全力支持,没有他倾注的心血和多方面默默的努力,一个又一个的‘一号文件’是不会如此顺利地出台的。甚至可以说,如果总书记不是胡耀邦而是别人,会不会有五个‘一号文件’都很难说。”

在农村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之后,胡耀邦着手将改革推向全面。1983年1月20日,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胡耀邦作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报告,他强调:“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坚决而有秩序,就是经过深思熟虑,实事求是,有步骤地进行,并且经过典型试验。而不是犹豫不前,老是被动。”他指出:“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这就是人们熟知的“三个有利于”的最初版本。

他想稳步地建立良好的政治体制

在上世纪80年代,赵紫阳的态度是“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而胡耀邦,不仅经济上反左,政治上也反左。他不仅反左,还想通过改革,建立一个好的政治体制。

粉碎“四人帮”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各单位还设有政治部。这是一个权力很大却是固守旧思想的部门。胡耀邦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个部门砍掉了。还说:“政治部是整人的,今后不整人了,不要政治部了。”他这里说的不包括军队里的政治部。粉碎“四人帮”以后,各单位每天都要搞政治学习。有的是利用工作时间,有的是下班后学习一两个小时才能回家。这种政治学习内容陈旧,不仅费时,而且每天在人们头脑中增添新的禁锢。胡耀邦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实行了多年的政治学习一刀给砍掉了。像这样的改革,等于在太岁头上动土,是很危险的事。胡耀邦不怕。

胡耀邦虽然身处高位,但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政治改革的空间是有限的。对上述看准了的具体问题,说改就改,毫不犹豫。但是,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性问题,胡耀邦深思熟虑,作法稳健,伺机推进。

在1978年的理论务虚会上,就有人提出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问题。进入1980年,老一辈革命家李维汉针对有人重新提出“兴无灭资”的言论时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要大力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胡耀邦十分赞同李维汉的主张,建议李直接向邓小平提出。1980年5月24日,李维汉向邓小平细谈了这个看法,邓感到的确很重要。6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这个问题。胡耀邦在会上说:“从制度上说,十月革命到现在63年了,从我们自己讲30年了,革命成功以后,党没有搞好,国家制度也没有搞好,权力过分集中,终身制,铁饭碗,能上不能下,这方面我们比资产阶级差。这个问题必须从制度上下决心解决。”常委们也都认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此后,中央常委对改变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的商议。

1980年8月18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会议第一天,就请邓小平代表中央常委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邓小平的讲话归纳了中央常委讨论的意见,吸收了李维汉等老同志的思想,8月31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邓小平代这一讲话,并向全党全国公布,受到广泛的重视和好评。

胡耀邦这个人看起来热情奔放,口无遮拦,实际上,在重大问题上,他是深思熟虑的。他深知,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政治体制由来已久有,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利益结构。一下子全盘否定它,或简单照搬西方制度,可能出乱子。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也应当创造一定的历史条件对它逐步改革。胡耀邦把政治体制改革当成一项十分艰巨的社会工程,要一步一步地精心设计,精心施工。

他首先从党内民主化做起。在筹备十二大对党章进行修改时,胡耀邦对党章修改起草小组的成员一再强调,新党章要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内容。经过十二大讨论通过的新党章果然不同凡响,提出了很多具有突破性的新内容。如: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强调“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强调“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委员会的产生,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选举或不选举某个人”。

在推进党内民主化的同时,胡耀邦放手在一些人民团体中实行民主化。1985年12月25日到1985年1月5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召开。按照过去的做法,作协领导班子由中宣部、中组部提名。这次会前,作家们知道了中宣部的人事方案很不满意。12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作协四大的人事问题时,著名作家夏衍问:“原来准备的人事方案怎么样啊,是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胡耀邦回答说:“人事名单如果是党的部门决定的,要撤掉。既不是指令性,也不是指导性,是无效性。”胡耀邦说:“人事管理问题,要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党和政府直接领导的单位,另一种是人民团体,对于后者,我们根本不要干涉。比如作协、文联、科协等,还有民主党派,这些团体愿意选谁就选谁。”结果,作协四大选举时,作家们实现了自己的意愿,上面指定的人没有选上。夏衍高兴地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但有人批评说“作协四大开糟了”“是一个反党的会”,以后把作协四大的选举作为胡耀邦的一条罪状。

在思想文化方面,胡耀邦反对像过去那样,用阶级斗争的大棒进行打压,主张对不同的看法用对话、沟通的方式,进行民主讨论。他不同意用行政权力干预思想文化领域。但是,由于传统的力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是开展了一场又一场思想整肃的运动,胡耀邦对这些运动持消积态度,还尽可能保护一些知识分子。他这种态度和多年的“对意形态实行全面专政”传统水火不容,他为此背上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罪状。

在一个民主社会,社会上某些群体,举行一些示威活动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胡耀邦反对动用武力镇压群众抗议活动。1985年,因纪念“九.一八”引发了全国性学潮。胡耀邦要求各级党委领导人深入到学校和学生直接对话。按这个要求布置下去了,思想工作做通了,学潮平息了。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原有的政治体制明显滞后,经济改革无法深入。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标志。”6月28日,邓小平又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邓小平讲话以后,党内党外、全国上下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各类媒体都大讲政治改革,理论研讨会一个接一个,学者们纷纷出动,到各处作报告,他们发出了种种呼吁,提出了种种设想。这时胡耀邦却很冷静,而县对于当时社会上为政治改革造势如此之猛感到忧虑。1986年9月28日,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胡耀邦特别指出:

现在议论纷纷,许多议论并没有讲到点子上。这个那个研究单位,写文章一写就是一大篇,有些言论信口开河。他们往往抓住一个什么外来学说,就洋洋数千言、数万言,把西方民主说得天花乱坠,离开了中国的实际。当然,这里我只是同你们通通气,并不是要批评什么人。按书记处分工,这件事由赵紫阳同志负责,用大约一年时间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我估计明年五、六月或七月初可以拟出一个文件,但是我们党委还是要注意,不要让那些人到处造空气,造风潮,搞得人心不安。

从这段讲话来看,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胡耀邦是一个稳健派。当时政治改革的底牌是改变权力过份集中的问题。作为组织中人,作为党中央的一把手,胡耀邦不能越过这一界限,但他充分利用了这一界限。1986年5月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胡耀邦对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发言说:“没有民主监督,就要腐败。”1986年8月,胡耀邦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说:“我们要用大约一年的时间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内容、方法等研究清楚”。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范围,胡耀邦说要稍宽一些:一是上下关系,给下面、给地方更多的职权;二是政府和经济部门的关系,使企业获得应有的经营自主权,增强活力;三是党、政府和人代会要有分工,各自的职能要明确;四是人代会、民主党派的作用,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五是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要受人民的监督,领导干部犯了法要随时能受到弹劾、揭发。

中共中央的政治改革的底牌和社会上对政治改革的期待有很大差距。当政治改革的呼声在社会上形成了巨大声势以后,改革目标上的差距造成了强烈的政治磨擦和撞击,磨擦和撞击激发出巨大的政治风浪和诡谲的政治旋涡。很不幸,胡耀邦这个政治改革的稳健派,却淹没在这政治旋涡之中。两年以后,他就忧郁地离开了人世,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永远的悲痛。

在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中,胡耀邦是一位英雄,是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悲剧式的英雄能在人们的心中会留下更为强烈印象,悲剧式的英雄在历史上刻下的痕迹更为深刻。他已经离开我们16年,人们对他的怀念却没有丝毫减弱。在他90年诞辰之际,从中央到民间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正是对这位悲剧式的英雄深切怀念。

2005年10月

胡耀邦(1915—1989)

  湖南浏阳人。1929年入浏阳县中学读书。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到湘赣革命根据地工作。

  1933年初调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反帝拥苏总同盟宣传部部长、青年部部长兼宣传部副部长。同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长征中曾在中央工作团和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工作。

  1935年4月起,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

  1937年4月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一队学习。同年9月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

  1938年任抗大第一大队政委。

  1939年调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后兼任军委直属政治部主任。

  1942年起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晋察冀,先后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第三纵队政委。参加了保(定)南、正太、青沧、石家庄、察南绥东等战役。

  1948年夏任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后改为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参与组织指挥太原、宝鸡等战役。

  1949年9月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川北区委员会书记兼川北军区政委、川北行政公署主任。

  1952年秋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

  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

  1957年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

  1964年11月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

  1975年重新工作后,任中国科学院党组织负责人。因组织领导对科学院工作进行整顿而再次遭到错误批判。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于1977年3月起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同年8月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同年底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978年12月在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等职。曾先后组织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组织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等工作;主持制定和执行了发展农村经济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为实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检讨了在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同年11月在中共第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9年4月15日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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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炎黄春秋刊外稿20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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