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隆溪:论钱锺书的英文著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66 次 更新时间:2009-06-23 11: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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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隆溪  
就常有论及中国的地方。其中重要者有弗兰西斯•培根、瓦尔特罗利、罗伯特•伯顿、约翰•弥尔顿、托马斯•布朗等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著名的思想家、作家和诗人们的作品。在十七世纪英国,还有一部颇为奇特有趣的书,那就是约翰•韦布(John Webb)1669年发表的《试论中华帝国的语言可能即为原初语言之历史论文》。这里所谓“原初语言”(primitive language)或称亚当的语言(Adamic language),就是上帝造人之后,与最早的人类直接交流使用的语言。据《圣经》记载,亚当曾经用这种“原初语言”和上帝说话,也用这种语言来命名世间万物。可是后来人类堕落了,又修建巴别塔(the Tower of Babel),几乎要抵达天庭,上帝就使人类的语言混乱,使各民族讲不同的话,无法顺利沟通,也就不可能建成巴别塔。于是按照《经》的观念来理解,各民族语言不同是受上帝诅咒惩罚的结果,而人类如果能够找回已经丧失的“原初语言”,就有可能回到上帝造人之初那种完美理想的状态,重新过亚当和夏娃最初在伊甸乐园里那样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生活。自中世纪以来,欧洲的神学家和学者们就一直在寻找这种“原初语言”,有人认为古犹太人的希伯莱语就是这“原初语言”,有人认为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这“原初语言”,而翰•韦布则大胆提出,中国的语言文字就是人们一直要找的“原初语言”。他举出几点理由,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两点:第一,诺亚方舟在大洪水后停泊在东方,所以中国人是诺亚的后代,保存了由诺亚传下来的大洪水之前的“原初语言”;第二,中国人从未参与修建巴别塔,所以他们的语言并没有受上帝的诅咒而混乱,他们可以读数千年前传下来的古代经典,可见他们一直保存了创世之初那“原初语言”。他更进一步论证说,因为中国人保存了“原初语言”,所以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欧洲更先进。韦布本人完全不懂中文,但他依据当时在欧可以见到的许多传教士有关中国的著作,竟写出这样一本讨论中国语言的书来,其中有关中文的看法当然荒诞不经,但他真正关切的是英国本身的状况,是用理想的中国来间接批评当时的英国和欧洲。近年来,韦布及其中国语言是“原初语言”的论述引起不少学者新的兴趣,如意大利作家和文学批评家艾柯(Umberto Eco)在《寻找完善的语言》等著作里,就提到韦布这本书是在古埃及和以色列之外,把中国也纳入“原初语言”可能存在的区域里。还有英国学者从思想史的角度,指出韦布赞扬中国的语言、文化和政治制度,目的在于批判英国,借理想的中国来树立“英国应该极力保持的那种社会政治一个无可指责的典范” 早在六十多年前,钱钟书先生就已指出了这一点,他肯定韦布是“第一个去解释中国的英国人,而不是仅仅复述‘旅行家见闻故事,他强调的是中国的文化方面,而对所谓中国风的大杂汇不感兴趣”。韦布并非专业汉学家,他书中当然有不少把中国理想化的言过其实之处,但钱先生褒奖他具有“国哲学家所谓能洞察价值所在的理性,所以比斤斤于事实的陈述,能够看得更深远。他赞扬中国哲学、中国政府体制以及中国语言,而不是中国的船只和枪炮,就最表现他价值取舍的标准”。

   钱先生认为,在韦布之后,“到了威廉•坦普尔爵士,英国人的中国热达到了顶峰”。坦普尔和韦布一样,“对中国以哲学为王的政治振振有词地大为赞扬”。他不仅是“第一个论述中国园林的英国人”,由此对英国的园林艺术发生影响,而且介绍中国历史和文化,把孔子和苏格拉底相比,“开了当代历史学家们比较哲学之先河”。坦普尔尤其赞扬中国的文官制度,认为它实际上“远胜于欧洲哲人的思索推、色诺芬描述的社会组织、柏拉图的理想国,也胜过我们现代作家笔下的乌托邦或者大洋国”。钱先生指出,坦普尔深受耶稣会传教士影响,他根据传教士译写成的孔子学说撮要,“是到他那时为止以英文写成最为详尽的一份”。钱先生讨论了坦普尔有关中国园林的著作,特别对坦普尔发明的一个怪词Sharawadgi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认为那其实是中文字不大准确的译音,是“散乱”或“疏落”加上“位置”合成的一个词,其含义是中国园林艺术那种不重人为规划而重自然意趣的美,是那种“故意凌乱而显得趣味盎然、活泼可爱的空间”(space tastefully enlivened by disorder)。接下去钱先生讨论十七世纪戏剧文学里的中国,然后对整个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做出了重要的结论钱先生指出:“人们常说十八世纪的英国对中国盲目崇拜。但如果我们的考察不错的话,对中国高度赞美的是十七世纪的英国。我们以后有机会阐明,在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中国实际上被剥去了一切绚丽的光环。”这也正是钱先生不满意赖希魏因著《中国与欧洲》的地方,因为赖氏那本书以德法两国的情形为依据,笼统地认十八世纪是整个欧洲对中国充满赞美甚至崇拜的时期。钱先生则指出,“那种情形无论在德法两国如何属实,在英国却早已过时,绝然不同了”。

   欧洲流行的中国风,在十八世纪英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固然有所显露,但在学中却完全两样。钱先生说:“实际上,在文学中表露出来十八世纪英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与他们在生活中表露出来的恰好相反。说来也奇怪,正当对中的热爱在英国人生活中日渐高涨之时,它英国文学中却已衰退低落。”钱先生由此谈到文学与生活的不同关系,而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似乎是对其所由产生之社会环境的矫正,而不是这社会环境的反映”(seems to be a corrective rather than a reflection of the social milieu in which it is produced)。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提到中国,往往贬责多于赞,例如在笛福《鲁滨逊漂流记》第二部里,就对中国有强烈的批评,而且“几乎为十八世纪英国对中国的批评定了调”。散文家艾迪生欣赏中国园林“藏而不露的自然美,诗人蒲柏也赞扬中国园林有“天然野趣”,这是受坦普尔影响,对中国还保持十七世纪相当肯定的态度。但后来的作者如贺拉斯•沃玻尔、威廉•沃伯顿、约翰生博士等,对中国的看法就很不相同。们对十七世纪英国人对中国的赞扬表示不解,常常反过来故意对中国要作出严厉的批评,以显示自己与过去那个时代全然不同。时代的变迁也带动文学和审美趣味的变迁,在这里可以找到很明确的例证。哲学家休谟作为一个理性的怀疑论者,质疑天主教会的权威,也质疑一些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过分理想化的描述,所以他对中国的国民特性便提出许多批评,认为中国人保守而停滞不前,中的君主政体绝对专制。他的看法一方面代表了十八世纪英国人对中国的普遍意见,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后来许多英国人对中国的理解。在十八世纪大量的文字著述中,在那兴起的各种杂志刊物中,或多或少涉及中国的地方真是不计其数。钱先生梳理大量材料,拣出当中所有提到中国之处,做了极为细致的研究,而这对于后来者研究相关题目,都是分重要的奠基性工作。不仅如此,钱先生对这些材料还一一作出评论,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一些带普遍性的重要结论。由于材料极为丰富,他评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这部分论文,就分为上下两篇。在上篇的结尾,钱先生总结说:“如果说十八世纪的英国人不像他们的十七世纪前辈那么欣赏中国,也不像他们同时代的法国人那么了解中国,们却比前两者都更理解中国。”这是指十八世纪英国学者们对中国的戏剧、文学、语言、哲学、园林和绘画艺术等等方面,都比他们的前辈了解得更多,更细致,而且把他们了解到有关中国的知识纳入到比较研究的范围里去。“十八世纪英国作家对中国文明总的评判,认为那是一‘静止不动的’文明。他们对中国人‘天赋’总的评判,认定其‘在科学上逊于欧洲人’。自安森勋爵的航行以来,他们对中国人性格总的评判,认为中国人‘狡猾而诡诈。至于说中国历史悠久,他们总的评判认为,那是一个‘自我吹嘘、自以为是的谎言’”。这与十七世纪英国人对中国的尊崇相比起来,的确是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钱先生最后总结说:“当时中国情调在英国社会生活中十分流行,如果说这是对此的一种反动,那实在也未免矫枉过正了”。这当中还往往有英国人法国社会潮流的警戒和反动,所以对中国的肯定和赞颂,在英国是十七世纪达到高潮,十八世纪开始变化,在法国则在十八世纪达到高潮。由此可见,英国和欧洲大陆在很多方面并非一致,这一点也适用于我们讨论欧洲文学中所描绘的中国。

   钱先生在论文的下篇,讨论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写中国题材的故事以及中国文学的翻译。从艾迪生在《旁观者》上发表的虚构的中国故事起,他逐一评论了许许多多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涉及中国的内容。其中重要者有高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著《世界公民》,钱先生认为那是“英语中最好的中国故事”。这部作品从一个虚构的中国哲人的观点来看英国,对中英两国的文化、社会和风俗习惯都作出评论。高尔斯密对中国既有肯定,也有不少中肯的批评,正如钱先生所说,“尽管高尔斯密对中国很感兴趣,他却从未丧失对中国的批评意识。如果确如塞尔斯(Sells)所论,是伏尔泰最先唤起了哥尔斯密对中国的兴趣的话,他却并没有像伏尔泰那样,变成了中国人的‘痴迷的赞颂者和官方辩护人’。”钱先生提到一些写中国却不着边际胡编乱造的作品,说明在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中国仍然是一个模糊而带强烈异国情调的形象。不过在十八世纪的欧洲——而不止英国——作家们据杜赫德著《中华帝国全志》所译述的《赵氏孤儿》,改编成不同版本的悲剧,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比较研究课题。意大利和法国的作家都改编过此剧,尤其是伏尔泰的改编本很有影响。钱先生指出,在英国,德莱顿曾打算写此题材的剧本,塞特尔和罗切斯特两人都已经改编了《赵氏孤儿》剧本,“甚至高尔斯密也生拉硬扯把它写进《世界公民》第十七封信里去”。钱先生详细讨论了威廉•哈切特(William Hatchett)和亚瑟•墨菲(Arthur Murphy)两种改编本,也特别提到高尔斯密对墨菲改编本的评论。高氏认为“伏尔泰用法国诗歌全部绚丽的色彩来妆点一个中国戏剧的情节;但是他越是成功,就越偏离了东方原著那种冷静和朴实”。墨菲受伏尔泰影响,但“偏离得更远,情节变得越欧洲化,也就越完美”。这些话表明高尔斯密对东方文学的看法,认为和欧洲文学传统相比,中国文学没有那么多的激情和色彩,同时也说明这些欧洲的改编本把中国故事欧洲化,离原剧相去甚远。

  

   钱钟书相信东西方不同文化之间可以相互了解,共同生存

  

钱钟书先生评论十八世纪真的或伪托的翻译,认为其中“最伟大的作品”应该是珀西-尔金森(Percy-Wilkinson)所译《好逑传》。珀西本人并不懂中文,但依据当时可以得到的第二手资料,他对中国却有相当广博的了解。钱先生说,他“或许是自约翰•韦布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知识最广博的英国人”。他认为珀关于中文和中国诗的意见颇有新意,并引用珀西的话说:“任何民族越接近原始天性的状态,其风俗和观念就越少而简单,不难设想,其诗歌对于的民族也就越浅显易懂--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中国人生活在更多政治的限制之下,或者比他们更远离自然态--所以中国诗的美妙与别的诗歌相比,必定最不能翻译成其他语言,尤其不能翻译成诸种欧洲语言,因为其语汇与之相差太远,彼此完全格格不入”。这话很有道理,可以说讲出了翻译中国诗的根本困难所在,不过珀西所编的《中国诗文杂著》基本上正是翻译的翻译,是从文和德文的译文再转译成英文的。十八世纪末,英国派马嘎尔尼为特使到中国谒见乾隆皇帝,虽然那次他并未完成在北京设使馆、与中国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使命,但在那以后,国人对中国却迅速加深了各方面的了。不过正如钱先生所说,“自从马嘎尔尼勋爵出使中国以来,汉学在英国就成为一种专门学科,而对专业化的惩罚就是,专业学生们对这门学科了解得越来越多,一般公众之关切也就越来越少。这个课题也就不再是人文文化关怀的一部分了”。十九世纪殖民主义扩张的时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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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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