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超武: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核打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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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超武  
第二种假设是中共军队在三八线停下不再南进,麦克阿瑟认为,如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则主张停火,否则,应按第一种假设中的第二种选择处置。但麦克阿瑟强调指出,不论出现哪一种情况都要加强美国的军力,并允许蒋介石派兵到朝鲜。12月9日,麦克阿瑟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赋予他“使用原子武器的指挥官的判断力”;他还提交了一份轰炸目标的名单,同时要求向他提供34枚原子弹,用于轰炸这些目标以及敌方的军事集结地。[15]

   1951年1月,国家安全委员会(NSC )通过了第100号文件(NSC/100),把对中国进行核打击正式列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之一。文件建议用海空军封锁中国,轰炸东北,同时扩大对远东地区所有非共产主义国家和集团的支持,并警告中国进一步的侵略将招致原子轰炸。[16]3月,美国情报机构认为苏联已经向中国东北地区派驻3个师的兵力,并准备集结力量可能向日本发动进攻。鉴于此,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总统向军方授权使用核武器。4月6日,杜鲁门批准向空军移交9枚核弹头,并同意向冲绳基地进驻携带核武器的B-29轰炸机。[17]4月27日,接替麦克阿瑟的李奇微(Matthew Ridgway )打电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一旦美军遭到来自满洲和山东半岛中共空军的袭击,授权他对这些空军基地进行空中打击。参谋长联席会议赋予李奇微这样的权力。[18]稍后,杜鲁门在5月17日正式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5号文件(NSC48/5),文件基本上吸收了前一阶段美国决策层内有关对华战略的主要思想,虽然赞同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之内,但文件又进一步强调指出,如果中共进一步挑起“侵略”,美国将考虑采取一下措施:用海军和空军封锁中国沿海;挑选合适的中国境内的目标进行军事打击:“放蒋出笼”,美国在必要时给予援助。[19]为此,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新任国防部长洛维特(Robert Lovett )的指令,在1951年夏季时建议准备实施“模拟”核突击;但在试飞阶段,将使用不带核装料的原子武器,也不在敌方领土上空飞行,以防敌方对核打击有所准备。这个代号为“哈德逊港行动”(OperationHudson Harbor )在得到杜鲁门的批准后,于1951年9月和10月在朝鲜进行了模拟核打击训练。[20]

   从国务院埃默森备忘录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5号文件,美国决策者已正式把扩大战争纳入朝鲜战争时期的美国战略之中了,这一政策包括了以海空军封锁中国沿海、使用原子弹打击中国、“放蒋出笼”等构想,其政策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彻底摧毁中国的军事和工业能力及潜力,进而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但杜鲁门政府对政策的实施依然持有谨慎的态度,认为扩大战争只有出现下列三种情况才能付诸实施:美军和“联合国军”被迫撤离朝鲜半岛;中国空军大规模空袭美军;停战谈判破裂或无限期拖延。这种限制与麦克阿瑟无条件扩大战争的要求相比,更多的是从美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但随着局势的变化,这种限制的放宽是不时出现的,使用原子弹仍被美国决策者视为解决朝鲜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

   五次战役之后,到1951年6月中朝军队和美军在三八线地区形成了对峙局面。7月美国决定开始停战谈判。谈判在1952年进入了第二阶段,由于美国违反有关战俘规定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谈判陷入僵局。此时,美国试图通过苏联向中国施压,迫使中国按美国的条件停战。1952年1月27日,杜鲁门表示要给苏联发出一个“以10天为期限的最后通牒”:美国准备封锁从朝鲜到印度支那的中国沿海地区,并准备使用美国拥有的一切手段去摧毁满洲的每个军事基地,包括潜艇基地;如果仍有进一步的干预行动,美国在必要时将摧毁任何港口或城市,以取得美国的和平目的。杜鲁门着重指出,这意味着一场全面战争,如果中苏方面不尽早进行谈判结束战争,那么美国将彻底摧毁莫斯科、列宁格勒、敖德萨、海参崴、沈阳、旅顺、大连、北京、上海以及中国和苏联所有的生产工厂。杜鲁门甚至表示,“对苏联政府来说,这是它决定是否愿意生存下去的最后机会”。[21]同时,美国还就这一问题与盟国进一步磋商。1952年初,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告诉英国首相丘吉尔:如果停战谈判破裂或中共方面破坏停战协议,美国将考虑轰炸中国的军事目标。由于停战谈判仍无进展,从1952年秋开始,美国又一次发出扩大战争以及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威胁。美国驻印度大使鲍尔斯(Chester Bowkes)对印度政府表示,如果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停战谈判的解决方案,“我们将继续扩大在朝鲜的战争,知道我们取得胜利”。国防部长洛维特也对英法外长明确表示,由于没有可接受的停战谈判的解决方法,“美国将寻求军事上的解决”。[22]

   与此同时,美国积极进行扩大战争和使用核武器的准备。进入1952年以后,美军不断进行战术核打击的模拟演习;在1952年初举行的为期17天的演习中,有11500名陆军和750名空军人员参加。5月举行的同类演习中,有1万名士兵参加。这些士兵被部署在越来越靠近核爆炸中心点的区域内,以检验核攻击的能力和效果,最近的一次离爆炸中心点仅有半英里。[23]另外,美军还进行其他旨在扩大战争的演习。据统计,1952年10月至12月,美国进行登陆演习22次,仅12月就达15次,同时大量派特务到中朝军队后方和朝鲜东西海岸刺探情报和搜集地理、水文等资料。“联合国军”司令官克拉克(Mark Clark)还制定了扩大战争的行动计划,包括使用美国空军轰炸中国东北的目标,对中国实施两栖登陆和海上封锁;克拉克还要求解除军事行动的限制,授权他使用战术核武器。[24]

   美国试图以原子弹解决朝鲜问题的三个方面,至此已全部表现出来了。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它主要表现为美国企图以原子弹取得战场上和谈判桌上的优势。美国当时把决策重点放在原子弹上,主要是由于美国战略目标太大而力量相对不足;据军方报告,美国当时没有可以派出的地面部队,唯一可动用的部队只有空降82师。[25]到1952年美国军备增长虽然很快,但要在朝鲜投入更多的部队,同时又要确保美国在世界其它战略要地的安全,仍显得极为不足,原子弹似乎可以在这方面补上缺口。考虑使用原子弹之所以成为朝鲜战争时期美国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因为它经过了美国决策者内部的论证和规划,而且,艾森豪威尔继任总统之后,仍然将这一政策作为解决朝鲜问题的主要手段之一,充分体现了这一政策对美国战略的影响。

  

   三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后表示要迅速“体面地”结束战争。1952年12月17日,他和国务卿杜勒斯(John F.Dulles)一起拜会麦克阿瑟商讨,如何结束朝战。麦克阿瑟在会谈中建议美国同斯大林直接会谈,签订一个协议以保证朝鲜的“中立”;如果苏联方面拒绝,美国可采取以下三项措施:使用原子弹并实施穿越北朝鲜的两栖登陆;沿鸭绿江铺设一条放射物地带;轰炸边界一侧的中国军事基地和设施。艾森豪威尔对此大为欣赏,因为他本人在朝鲜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就主张对敌方的军事目标使用原子弹。[26]1953年2月2日在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中,他强调要用“军事手段解决朝战”。对此,艾森豪威尔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些设想,他认为在朝鲜采取除常规地面进攻以外的行动是必要的。首先,美国要发动较大的攻势,战争不得不扩大到朝鲜之外,同时要打击中国在满洲的机场,封锁中国海岸,还要采取其他类似的措施;其次,必须增加美国和南朝鲜的武装部队;最后,为了避免使进攻付出过分高昂的代价,美国将使用原子武器。[27]艾森豪威尔的这种战略设想在其任内解决朝鲜问题的过程中,一直影响着美国的政策制定。

   艾森豪威尔时期朝鲜战场的形势是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美国决策者认为只有采取军事上的主动,才能打开僵持的局面。美国首先考虑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企图以此夺取停战谈判的主动权。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后坚持认为,“在朝鲜采取非常规的地面进攻的行动路线是必要的”,而且常规进攻“在所有的方案中是最没有吸引力的”。[28]杜勒斯也明确表示,对中共“有必要制造一种压力的威胁”,以减少其增加在朝鲜兵力的可能性,为达到这个目的,美国不排除轰炸满洲的目标。[29]

   艾森豪威尔在其主持的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就提出了使用核武器的问题。在1953年2月11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1次会议上,克拉克要求授权取消围绕开城的28平方英里的非交战区,克拉克指出开城及周围地区已成为中国准备大规模进攻联合国军的庇护所。艾森豪威尔表示同意,认为可以在开城地区使用战术原子弹,因为这一地区提供了使用这类武器的很好的目标。当布莱德雷表示与盟国讨论使用核武器问题的时机尚不成熟时,艾森豪威尔则反驳说:“如果他们反对使用原子武器,我们就最好请求他们提供击退共产党人所需要的三个或更多的师,以代替使用原子武器。”[30]

   这里艾森豪威尔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杜鲁门当时考虑使用原子弹主要是针对中国大陆的战略打击,很少考虑在朝鲜半岛上对中朝军队使用。而艾森豪威尔则主张首先以战术原子弹取得局部地区的优势,进而夺取整个战场和谈判桌上的主动。3月21日艾森豪威尔责成国防部长威尔逊(Charles E.Wilson )研究如果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攻势”,达到并保住朝鲜的蜂腰部(北纬39-40度),同时给那里的中国军队以最大限度地打击,美国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艾森豪威尔还询问如果不轰炸满洲的空军基地,这样的行动能否成功;并说对付山上密密麻麻的防空洞,核武器可能比常规弹药更为有效,因此,有关使用原子弹的问题,将依赖他们用于军事目标上的优势。艾森豪威尔强调,如果这样的计划需要使用核武器打击军事目标,他本人没有反对意见。[31]3月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举行会议,讨论艾森豪威尔提出的使用战术原子弹的问题。陆军参谋长柯林斯说,美国最近的试验表明,如果采取很好的坑道保护,即便是非常靠近原子爆炸地点的部队也不会受到损害;中朝已在150英里长的战线上挖好了坑道,这样战术原子弹的效果就可能不是太好。他强调,集中在釜山、仁川以及任何位于前线以北可用于进行两栖登陆的地点,都为苏联进行核报复提供了极好的目标。但并非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所有成员都同意柯林斯的观点,布莱德雷认为,重新发动地面攻势可能伤亡巨大,不如准备使用美国拥有的一切武器包括原子弹。空军参谋长范登堡表示,如果允许使用原子弹,美国飞行员将用原子弹直接进攻中国东北的工业基地,而不是仅仅打击北朝鲜的目标。[32]

   从1953年春天起,美国开始把原子弹运往冲绳的美军基地,为扩大战争、轰炸中国做准备,但如何使用的问题仍未解决。艾森豪威尔在3月31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承认,尽管在朝鲜半岛上可以作为使用原子弹的合适的目标不多,但通过使用原子弹,美国如果能够击败共产党军队,并在朝鲜半岛的蜂腰部顶住的话,这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他认为集结常规力量要花费时间,中共可能会趁机扩编军队,美国可能由此被迫实行全国总动员。杜勒斯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柯特勒(Robert Cutler )认为在朝鲜的“全面胜利”可以作为在朝鲜蜂腰部划定停战线的一个选择。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文职顾问包括康乃尔大学校长马洛特(Deane Mallot)则建议,在朝鲜扔下一些原子弹,可能有助于粉碎在使用原子弹问题上存在的“公众的歇斯底里”。杜勒斯明确声称,“在目前的世界舆论的状态下,我们是不可能使用原子弹的”,不过“我们现在要尽一切努力来消除这种情绪”。[33]

3月21日特别会议后,在柯特勒的主持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制定使用原子弹的有关文件;4月2日,柯特勒呈交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7号文件(NSC/147),文件提供了两个战略六种选择:第一个战略是“限制性战略”,即继续推行杜鲁门政府的政策,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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