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太空时代的中国文化身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36 次 更新时间:2009-04-09 09:5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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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 (进入专栏)  

  看看我们还剩下什么还剩下多少!如果以东方的智慧避免了战争,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个大国,那时我们当已何种文化面对西方,或者是用什么精神产品来让西人认识欣赏到东方文化的魅力?如果西人终于来了,听中国教授们在唱着卡拉OK,那是日本的;看玩的是波普艺术或者流行艺术行为艺术,那是美国的。中国的文艺理论界究竟还能拿出什么来作为西方人辨认我们身份的标志?如果没有这个根本的标志,当代文化和文学谈何创新?!

  在传媒时代,文化的兴盛除了一定要有制度性调整以外,还需要文化氛围和媒体平台的良性调整。在文化氛围中传媒起了重要作用。在全球传媒系统平台上,西方强势文化显得相当突出,而东方文化则被“非中心化”。随着世界格局的微妙变化,中国新文化传播到西方而出现“新东方”热时,西方当会认识到新的东方大国崛起的意义。文化精神的播撒重在传播和宣传,当代传媒不是西方单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张本之地,而是应该营造出东西方互动的文化趋势,这需要传媒对文化保持公正心态,充分重视对东方文化价值的宣传,使文化播撒不是片面的,而是东西方平衡的,才能真正走向生态文化的新境界。[33]

  

  四 太空文明时代文化创新中的大国身份

  

  人类进入太空时代的意义在未来岁月中会更明显地显示出来。进入太空时代意味着创新成为最高的智慧,同时还意味着和平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西方现代性固然好,但它不能代替13亿中国人的思考,它也不能中断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全球文化单一化是文化的颓败。民主社会是的任何人的思想都有表达的空间,个体如此国家也如此。我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而不是一个部落主义者。但从文化身份的层面看,我只能从中国立场为人类说话。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面临的危险也越来越大,如何让中国变得和平和谐亲善,意义重大。三“和”文明(国际和平、国内和谐、家族和睦)殊为重要,如果中国的崛起没有文化作为润滑剂,双边摩擦就很可能导致双边战争。只有通过文化的润滑作用,才可能和周边的国家化解矛盾。中国强调三“和”,西方强调三“争”,即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斗争,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竞争。西方人由于强调个人自由,但自由极易导致极端的个人主义,最后膨胀并导致人与人,阶层与阶层,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斗争、战争。这种恶性的三“争”,给人类带来的无限的灾难,就是世界大战。[34]因此,三“和”应该取代三“争”。但现戴社会运行法则是强调竞争斗争,甚至战争,而宽容宽恕变得越来越不合法。东方思想的被收编或者边缘化将使得核大战的可能性成倍增加,人类走在集体自杀的边缘。

  当今世界文化不应该是单一文化同质化文化,应该是多元文化多极文化。“发现东方”的精神诉求是:让习惯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人学会谦虚并开始尊重东方,让世界的每一个边缘人都有资格开圆桌会议,成为边缘或者多元中的一元。“发现东方”是一种谦和的文化呼求,希望西方来看看已经被边缘化为垃圾集散地、廉价劳动力、环保污染地、生态危机的边缘地。同时“发现东方”也尊重天赋人权,每个人不因为人种、色彩,不因文化背景、历史种族而有亲疏。这才是人类未来具有公信力的公正之声。

  如果说,中国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业已失效,那么,今天的西方中心主义恰恰变成了凌驾于他国之上的中心主义之“君”,第三世界成为西方中心之外的次等边缘之“臣”。西方在杀死了我们的“文化之父”以后强行成为了我们的“继父”。我们经过一个世纪的“全盘西化”变成了准西方的“香蕉人”。这在国际大家庭当中越来越显示出不合法性。事实上,完全听西方的不行,完全听古代中国的也不行,应该保持某种“互体互用”的话语,在中西两种话语之间寻觅到一种和合的中介形式。

  人类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茫然四顾而不知所终。需要回想走过的路,清理哪些可以整理而对未来有所警示有所滋养?能否提升文化的优秀元素作为人类共同思考和前进的动力?古希腊提出的民主,古罗马提出的法制,中世纪提出的信仰,中国提出的“仁者爱人”,“立己达人”,“淡然无极”等,如果去掉那种专制和独裁的因子,能否为今后的人类留下一些中西优秀文化整合的可能性?应张扬多元文化整合主义,需要文化中心主义骄傲者虚心一些,使边缘话语声音更大一些。“过犹不及”——西方发展的是“过”,而中国长期是“不及”,两者都不是中庸,而两者加以整合的结果,将会使人类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我们应努力让别人明白和倾听,并认识到这种珍贵的价值。这是中国人主动发现自我诠释自我,让世界理解和倾听的方法之一。

  坚持用中国自己的语言和声音来表达中国文化价值诉求,因为中国文化的正确被理解不仅是中国整体外在形象和宣传所带来,最终它还是在文字的不朽上被落实,并靠真正理解中国文化之伟大的中西方学者的共同努力来传达。我相信,有价值担当的思想者会继续以坚实的工作和深沉的文字建立和搭筑这座墙梁。有一天,每一个人都会看到文化输出事业上的努力和价值。中国仁性宽厚放达的文化精髓总是不变地蕴积在用一腔热血传承其文化价值的真正的中国学者身上。

  可喜的是,中国经济崛起之后,民族凝聚力增强了。有人穿汉服和唐装感受文化的重量;北京有读经班把捉尘封已久的经典;山东祭孔活动,或者陕西的成人礼仪;当然也有人也感受到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抬头;感到知识分子分化中坚持“学术者天下之公器”者日见稀少。面对全球化西化的状态,国学在相当长时间内已经被边缘化,现在有一部分开始修复,有一部分传统和传统礼仪在重新评价其历史功过中加以重新阐释。复兴也罢,振兴也罢,其实都说明一个道理,事物遇到了危机,出现了危险的征兆,需要迷途知返。复兴文化不一定特别拘泥于过去的形式。禅宗和法相宗相比就不太拘泥于文字和形式,而强调佛教的灵魂和精神。如果过多的还原古代形式,可能对现在的社会秩序和现代的科学自由民主产生隔阂。毕竟,任何新型话语都要往前拓展,有些旧仪式可能失去,但其精神和行为纲领会存在下去。应该把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哲学智慧,生活智慧,艺术智慧,生存智慧加以重新发掘,成为活生生的流淌在中国人血脉中的禀赋气质,成为自我和他者文化辨识的生命指纹。究极而言,无论是模仿西方还是克隆古代,都说明我们的想象力创新力在滑坡。今天,中国艺术家模仿西方走到了绝境,应大力提倡文化创新论,创造出新文化形态并可持续地加以输出。创新代表了文化的内部的提升,输出代表了文化的外部的扩展。如果文化创新成为民族的的显在意识,那么让天下人来平和地感受东方文化铁树开花的魅力,就不是不可能的。

  真正的思想是超越个我而与人类性连接的思想,真正的思想家是超越了个人小我悲欢而思考人类终结性问题的一类人。13亿人的大国如果不产生世纪性思想甚至世界性思想,那当何以堪?东方大国长期没有声音,谁来为所谓的远东说话?谁来为中国人说话?只能我们自己说!在超越了海洋文明的太空文明时代潜在的新文化逻辑中,知识分子到了真正面对跨国话语真实性问题并重塑“中国文化身份”的时刻了。一方面,需要对西方核心范畴进行置疑,并在过滤汰变中生成自我的新文化。同时,放眼量看世界,面对中西方的“文化兄弟”取长补短、互为体用。这意味着:新世纪“中国文化身份”的获得在于真切地审视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潮流,提升作为人类新感知方式的文化对话平台,改造世界单一西方化的言说和行为方式。发现东方使人类得以欣赏并尊重差异性文化并认识到人文生态精神的重要性,文化输出是在尊重海洋文明的现代性成果中检视新世纪东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可持续发展机制。中国立场表明中国新世纪文化不仅有了自己的跨文化国际眼光,而且有了文化价值担当的文化身份立场和问题意识。于是,太空时代的中国文化身份书写的意义浮现出来:重新获得自己的文化身份,并成为我们的血脉、心性、价值和践行的基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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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布尔迪厄《实践与反思》布尔迪厄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张意著《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参王岳川《中国镜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3] 张静主编《身份认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 参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杰姆逊、三好将夫编《全球化的文化》,南京大学2002年版;梁展遍选《全球化话语》,上海三联2002年版。

  [5] 参(美)斯维德勒著《全球对话的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6] 刘梦溪《百年中国 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中认为:“由于汉、唐、明直至清中叶,中国的国力是强盛的,‘西人’带来的是文化,不过是‘以文会友’,所以宾主分明,客人就是客人,无论如何成不了主人。晚清就不同了。道光、咸丰以后,中国的国力日趋衰弱。在这种弱势的情况下,‘西人’来了,不再是‘身怀绝技’的传教士只身远游,而是开着军舰、手持枪炮的大队人马前来叫阵。主人的态度也不是开门纳客,紧闭的大门是被人家用“船坚皅利”打开的。……此时之‘西人’已经反客为主,中国文化的主体位置、国家的主权地位,遭到根本动摇”。

  [7] 中国对西方的影响是重要的,不可抹煞的,这方面的论著很多,可参(西班牙)门多萨撰《中华大帝国史》,中华书局1998年版;安田朴著《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韩琦著《中国科学技术的吸传及其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史彤彪著《中国法律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 王岳川著《发现东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9] 刘梦溪《百年中国 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清朝从1644年入关到康熙二十二年平定三藩,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都是在圈地、劫掠、战乱中度过的,其对生产力的破坏可以想见。……而当清代中期的统治者陶醉于“盛世”的“繁华”之时,西方发生了什么呢?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170 9年(康熙四十八年)英国的达比发明焦炭炼铁技术;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英国有了珍妮纺织机;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瓦特发明蒸汽机;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北美独立宣言发表;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法国大革命成功。西方的科技革命带动的社会与文明的进步,可以说是一日千里般突飞猛进。我们在近代科技文明方面与西方相比,晚清时的中国已落后差不多三百年。何况中国失去与外部世界平等对话、良性地吸收异质文化的机会,就是从康熙和乾隆的“盛世”开始的,是他们闭关锁国种下的祸根”。

  [10] 费约翰著《唤醒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

  [11] 赫德逊著《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年版;卓新平主编《相遇与对话》,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周宁著《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赵春晨等主编《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 大唐辉煌的盛景和阿育王朝的鼎盛,令人记忆犹新。随着海洋文明——工业革命到来,曾经辉煌的“龙“”象“两个大国,几乎同时迷失了自我身份。但是在太空文明到来之时,两个近邻的大国开始发出以经济崛起为先导的文明复兴的吁求,引起了整个世界对于两国竞争力和战略的空前重视。章太炎说:“东方文明古国,荤荤大者,独印度与中国耳。言其亲也,则如肺腑;察其势也,则如辅车。”另参(印)谭中等著《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13] 据统计,大量早期的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成果已经转化为产业,成为空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空间计划获得的技术已经为美国经济增加了2万亿美元。在本世纪的头10年,预期的高额利润将吸引大批资金注入到全球空间工业,大约为6500亿-8000亿美元。到2010年,美国在空间的资产将达到5000亿-600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美国在欧洲的资产。

  [1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总设计师顾逸东说:“仅一个卫星通信技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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