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良臣:舆论如性——读罗素《婚姻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24 次 更新时间:2009-04-07 12: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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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良臣 (进入专栏)  

  

  1970年去世的英国科学家、思想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iam Russell,1872—1970)真是个会写文章之人,被西方报界赞誉为“最伟大的非文学作家”,并且是世界上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却并非文学作家的人。

  在自己所读罗素的感觉中,这是一位有着博大胸怀的真正知识分子、科学家,他属于整个人类。罗素对东方的中华民族情有独钟,在《中国的文化问题》一文中指出:“假如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交往将会是有益的,那么,我们必须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一种优等文明的传教士,不再把中国人视为‘劣等’民族,从而极端无耻地自认为有权去剥削、压迫和诈骗中国人。我找不到任何理由可以相信中国人比我们西方人低劣;并且我认为,绝大多数对中国有着深刻了解的欧洲人,都会持有和我一样的看法。”[1]特别是如果说直到今天,我们才认可了“人性”,认可了“要以人为本”,那么,面对罗素那通篇都是关注和挥洒着人性的文字,我们应该惭愧。

  罗素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写出了影响很大的《婚姻革命》一书。书名原为《婚姻与道德》。据知,这本书在当时即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从一本《性伦理学》第九章“性革命的伦理评价”的介绍中我们知道:

  “直至1940年,美国纽约市法官麦吉汉还以《婚姻与道德》一书为主要证据,撤销了纽约市学院聘任罗素为哲学教授的任命。该法官称这个任命是‘对纽约市人民的侮辱’,是‘事实上设立一个下流的讲座’,而且这样做也是‘专横的,恣意的,直接危害社会健康、安全和人民道德的’。顺便指出,罗素被阻止在纽约市学院任教后,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讲学仍进行得一帆风顺。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此事发表评论说:‘伟大人物都曾遭受庸人的剧烈反对。当一个人并不轻率地顺从沿袭的偏见,而是诚实地、无所畏惧地运用他的聪明才智时,庸人是不可能理解的。’1949年,罗素的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发行;不过,书名改为《婚姻革命》。这一更改,清楚地肯定了罗素的性伦理现在西方性革命中所引起的重大作用。”[2]

  在《婚姻革命》中,罗素比较全面地探讨和注解了与我们人类婚姻相关的问题。尽管这些文字写于近一个世纪前,其中不少思想、观点也都早已被文明社会所接受,但对照我们这个国度,似乎仍然有着一定的启蒙意义。难怪罗素在他的《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快乐理想》这篇文章开头不久,就来了一段有趣甚至近乎幽默的文字:“一个到过纽约和芝加哥的欧洲人等于看见了未来,因为如果欧洲度过了经济危机,它将要走向的未来大概就是现在纽约和芝加哥的样子。另一方面,当这个欧洲人来到亚洲,他看见的就是过去。我听说,在印度能看见中世纪的情形;在中国能看见十八世纪的情形。如果乔治•华盛顿回到今天的地球上来,看见他所创建的国家,将会非常迷惑不解,对英国他感到的稀奇会较少些,对法国则更少些;除非他来到中国,否则不会真正有回到家园之感。在中国,他会在他的幽魂的漂荡中第一次看见仍旧信仰‘生命、自由和快乐的追求’的人们,看见就像英国独立战争期间人们对待这些事情一样态度的人们。而他,我认为不用很长时间就会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3]又说,“在西方文明中,美国处于领先地位,一切使西方区别与东方的特点在美国最为明显而且更为进步。”[4]谁都不难明白,罗素这里真正的意思,就是纽约和芝加哥已经走在了人类文明的前头,是一些落后社会的未来;而当时的中国,不过是人家十八世纪的情形。

  罗素《婚姻革命》中有一章的标题叫“性知识的禁忌”,作者的思想、观念,对我们而言,至少超前100年。现在读他的著作,仿佛是他在前面招手,我们在后面紧追慢赶。

  可以说,人类自身,最大的禁忌,莫过于性;而人类对自身最糊涂的认识,也莫过于对性知识的认识。我甚至有理由认为,只要用科学用人性突破了性的禁忌的社会,那么突破别的一些不合情理、不合人性的禁忌也就不在话下。

  当然,要突破不合乎人性的性禁忌,并非就是不要性道德,但正如罗素所设问:“若要建立一种新的性道德,我们首先要反躬自问的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规定两性之间的关系?人为地使男人、女人和孩子对有关性的事实一无所知,是否正确呢?”[5]罗素说他在谈到这个话题时,之所以首先就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是因为在这方面的无知对于个人是极为有害的,而且一个制度若要依靠这种无知去维持,那是根本行不通的。”

  读至此,颇为惊异,从大脑中竟蹦出四个字:舆论如性。

  等我再接着读下去,竟发现罗素这一章谈性的文字都莫不可与舆论结合起来广而论之。

  罗素认为:“性道德只能为那些懂得这个问题的人所接受,它的感染力决不会依赖于无知。”[6]又说,“正确的行为决不会为无知所促进,也决不会为知识所阻碍。”[7]世人对于舆论也是如此。对那些不懂舆论,不懂舆论自由的人怎么说舆论的好处说舆论自由的好处,那些人都不会理解。我们现在知道,英国的法律也曾直言不讳地宣布:儿童和青年绝不能知道性的事实。因此,在这个问题或叫话题上,当时的大人们不得不采取欺骗的方式。于是,“那些受到传统教育的男女,很少有人能对性和婚姻产生高尚的感觉。他们所受的教育告诉他们,欺骗和说谎在他们的父母和老师眼里都是美德。”[8]再来看舆论。我们一边说着言论自由,一边又总是不断地发出“通知”,今天说这个不能见报,明天说那个不能刊登,而凡是“不听话”或叫不理“打招呼”而所谓“违纪”“违规”报了登了的媒体也都一定会受到重重处罚,轻者也是写检讨;而那些置事实于不顾,不登不报的媒体却反而受到了表扬,至少平安无事。这实际上也就等于告诉所有的媒体人员,自然包括各媒体的领导,在舆论监督方面,在管着新闻媒体的各级官员那里,欺骗和说谎者近乎“美德”,而诚实的媒体反而不是好东西,反而要遭受处罚。如此久而久之,这个社会所有的媒体在一声“不许报”的令下,对那新闻事件也就只有“噤若寒蝉”。真不知这是可喜,还是可悲。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1952年12月1日),从美国回到台湾(11月19日)的胡适在讲演《新闻独立与言论自由》时,回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把上海几个私家报纸都收归政府办、党办,至少党或政府的股东占多数,这个政策我想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政府要靠政策行为博取舆论的支援,而不靠控制来获取人民的支持。”[9]而我们现在恰恰相反,几乎100%地要“靠控制来获取人民的支持”。且不说与国民党相比我们的进步性在哪里,就是时空,也又过去了大半个世纪,我们怎么能不仅没有进步反而还退步了呢?

  在谈到孩子的好奇心,其中包括对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很好奇时,罗素说:“凡是有智力的孩子都希望知道世界上的一切事情,他们经常问及关于火车、汽车、飞机、以及雨的来源和孩子的来源等问题。所有这些好奇心对于孩子是完全一样的,他所依据的不过是巴甫洛夫称之为‘这是什么’的反射,但这种反射却是一切科学知识的源泉。当孩子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了解到了这种冲动在某些方面被认为是一种罪恶时,他对科学的好奇心的全部冲动也被抑制了。他起初并不知道哪种好奇心应当有,哪种不应当有:既然问孩子是怎样生出来的是一种罪恶,那么,问飞机是怎样造出来的,也一定是一种罪恶了。”[10]又说,由于所有孩子对说他们是由鸟儿生下来和从树下挖出来的都不相信,“于是,孩子们就会得出一种结论,就是父母在骗他们。既然父母会在一件事上说谎,他们也会在另一件事上说谎,他们在道德上和知识上的威信便荡然无存了。另外,既然父母在涉及性的问题上说谎,孩子们就会得出结论,他们自己也可以在这类问题上说谎。”[11]

  如果说记者和媒体客观地报道了新闻事件也要受到处罚,那么,这家媒体包括记者今后遇到别的一些即使报道了或许不会受到处罚的新闻事件,很有可能也不敢去采访不敢去报道,更不愿意去“挖掘”有价值的“背后新闻”了,甚至连碰都不敢碰,眼下如计生、如军队、如军转、如回族,甚至连发生矿难、鞭炮厂发生爆炸,等等等等,这些话题都犯忌。还有台湾话题也很敏感,有了点什么新闻,媒体除了采用新华社“通稿”,不是我夸张,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可这样又会带来什么情形呢?如果宣传管理部门乃至高层给记者和媒体的印象就是稍有不慎或多说了些真话多报道了一些真实的新闻事件,就要受到处罚,那么记者和媒体也就不能不学乖:不再努力去说真话,不再努力去报道事件背后的真相,更不会“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马克思语)。而当公民知道连几乎可以称作代表这个社会良心的媒体也不能报道事件背后的真相,甚至对不少新闻事件由于高压而根本就不去报道的话,那么他们除了自己亲眼见到的之外又还会相信什么?我们又还有什么理由埋怨群众不该听“小道消息”,不该听“BBC”、不该听“美国之音”?尤其是,如果一个社会的舆论监督给人的感觉实际上是等于在说谎,那么这个社会又还有何诚信可言,所谓构建和谐社会又怎能不成为一句空话?

  现在有些网络媒体乃至个别纸媒在发表新闻或评论时,往往在尾巴处添一句申明:“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其实舆论的主要功能乃至目的,就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如此这般,只要媒体传递的信息不违反现有法律,我们也就没有理由不让媒体传递更多的信息。1998年第11期《南风窗》杂志发表一篇署名为胡一刀的文章,题为《丑闻与民主》,其中提到1988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杰里•法尔威尔诉色情杂志《风尘女郎》发行人拉里•弗林特案不成立。此案因是这样的:弗林特在《风尘女郎》的滑稽广告中虚构一故事,说右翼福音传教士法尔威尔与他妈发生了“第一次”,法尔威尔向地区法院起诉,法院判弗林特赔偿20万美元,弗林特不服,上诉第四巡回庭,被驳回。再上诉最高法院,最后最高法院8名法官竟一致裁决弗林特胜诉,裁决书上说:“社会有可能发现言论令人不快,可这个事实并不构成压制言论的足够理由……政府必须在思想纷争当中保持中立,这是第一修正案的重要原则。”此案遂成为美国法律史上的著名案例。这篇文章中还有几段话,我也觉得说得好,故将它们也录在这里:

  民主社会虽然不是最好的,但反民主社会绝对是坏的。而“民主社会与反民主社会的区别,不在于民主社会是没有罪恶的社会,反民主社会是罪恶的社会。二者最关键的区别是:在民主社会中,罪恶被最大限度地暴露出来,并受到舆论的谴责因此抑制了更多的罪恶;而在反民主社会中,罪恶则被最大限度地掩盖起来,于是往往导致更大的罪恶。”

  “在民主社会中,大众传媒独立于政府之外,新闻是监督政府的监测器,其责任和天职是‘批评’,即所谓‘扒粪’(MUCKRAKING),揭露政治和社会的阴暗面。”

  “所以,罪恶和丑闻暴露得最多的社会,并不是最坏的社会;相反,罪恶和丑闻掩盖得最多的社会,才是最坏的社会。”

  此外,还说某个国家“可能是世界上最多丑闻的国家”,但可能也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说到这里,倒是又想起笔者几年前曾做过一则短文,题为《传播谎言的工具》。其中提到,在美国等国家对伊拉克动武在即,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的该台主持人拉瑟对当时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进行了独家专访(应该说这则新闻报道全世界有多少亿人都看到了),而萨达姆也是刻意修饰了一番:“只见他穿着灰色西装上衣,打着漂亮领带,头发更是‘一尘不染’,完全是‘潇洒的文人派头’”。萨达姆之所以要这样做,“醉翁之意”就是要这次专访他的美国媒体成为传播他“形象”传播他谎言的工具。然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并不承认他们是“传播谎言的工具”,只认为自己是在作客观的报道。因此当美国政府强调,媒体享有自由,但是应该避免在追求新闻同时不幸成为“传播谎言的工具”时,美新闻界表示,既然是谎言,白宫完全可以在萨达姆说话前后予以驳斥,不必如此紧张,因为“我们总统露面讲话机会太多了”,应该好好利用才是。当时读着这些越洋报道,你不能不感叹美国的新闻自由,即便是做外国专制暴君“传播谎言的工具”,你也不能借此反对新闻自由,更不能因此将新闻自由取消,哪怕是“临时取消”也不行。一个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成熟到如此地步,是没有哪一个个人、哪一个党派,甚至这个国家的政府能无视能摧残得了的。据说在美国,“媒体是宪法惟一保护的一个行业,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说国会不得制定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12]。(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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