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良臣:一开始是否就错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31 次 更新时间:2009-04-07 12: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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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良臣 (进入专栏)  

  

  时常想,孙中山不说,李大钊错了吗?陈独秀错了吗?引进马克思主义错了吗?成立中国共产党错了吗?如果没有错,那就是后来错了,至少走上了歧路。如果一开始就错了,即如我们所说的“南辕北辙”,那可就越错越远了。原清华大学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且据说是当时清华大学有名的右派)的徐璋本当时就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说: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教条主义。”(见《思想操练》第53~5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不论怎么说,这几句话应该没错。

  当然,这一切都成为了历史,而历史,就像思想家顾准曾说的一样:“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顾准文集》第25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这样,我们就只能说眼下——绝对的眼下当然不好说,不能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段。这样,我们就从改革开放以来说起吧:

  是不是改革开放一开始某些政策就错了?

  

  一

  

  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而是地球人都知道,中国的沿海城乡已经富起来,或说早已富起来,而且不是小富,是大富。大富到什么程度?如果没有记错的话,2005年互联网上就流传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教授谈湖南:一篇会令人震撼的文章》,但显然不是瞎说,也不是“小道消息”。

  文章中告诉读者我国的沿海城乡当时就富到什么程度:县级市的广东顺德财政收入对外称138个亿,而实际是178个亿。南海2004年是128个亿。他们可以花5个亿,盖一所中学。顺德建一所大学,第一期投资6.8个亿,第二期10个亿。顺德的一个小镇,有3个四星级宾馆,有的镇还有五星级宾馆,可以接待国家级领导人物。众所周知,我们在几年前就提出一个据说是要算“宏伟”的“目标”,这就是到2020年,人均产值要达到3000美元。可在沿海城乡,人家几年前就已经是8290美元。上海也已经5000美元了。深圳到2020年的规划是要达到36000美元,相当于现在日本的水平。而上海、北京、天津2020年的规划也是30000美元,相当于当时每人25万元人民币。

  那位谈湖南的教授认为,沿海现在都是在做发达国家的发展规划,而不是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规划。36000美元,在世界上,也是属于超一流了。而我们现在知道,台湾的目标也不过是要在2016年实现人均30000美元。后来,深圳要盖几处公厕,而每处造价预算是300万元人民币,惹得舆论大哗,引起一片嘘声。可现在静下来想想,这些嘘声多来自如今还是人均800美元的地区。富人不知道穷人怎么过日子,反过来,穷人也不理解富人为何要那么奢侈。经济发展不同,观念也就不同。在深圳,在沿海城乡,估计会把这件事看得稀松平常。可对于经济发展“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对于贫困地区,三百万啊,盖一处公厕,简直不可思议。没有办法,富人的“出口”就是要比穷人的“进口”还要讲究十倍百倍,不,千倍万倍;富人的屁股比穷人的脸更是不知要金贵多少倍!

  谁叫你那么穷!谁叫邓小平不先把致富政策给你那儿呢?文革期间有部电影,名曰《青松岭》,影片中那个“反面人物”有句台词还记得吗,叫做:谁富谁光荣,谁穷谁狗熊……

  书归正传。当时在互联网上读了文章,忍不住也叫了一声“哇噻!”——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自然,不用文章说,我们也知道:“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富在沿海。”中西部不仅还没有完全富起来,和沿海相比,反差越来越大。看来要按已经去世的“总设计师”的愿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很难。当然,难就难在不是没有富起来的地区不愿意与富起来的沿海及一些富起来的大城市“走共同富裕道路”,而是已经富起来的沿海和那些大城市不愿意与没有富起来的地区走共同富裕道路。这没有什么可稀奇的。到了现在,我们可以说了,那些说“依靠政策先富起来”的人会帮助穷乡僻壤去“走共同富裕道路”,是一句鬼话(不否认有个别“带头人”乃至个别地区“发扬共产主义精神”)。那些富起来的地方哪怕花几个亿去建一所中学,用300万银子去建一处公厕,也不会支援你那些穷地方去发展经济,去改善民生。

  这虽然有点像“发牢骚”,毕竟还是羡慕。可也不止是羡慕,还有脸红,还有羞愧。

  但脸红、羞愧之后真的就没有“怨言”吗?那些地方的人也是人,那些地方也是在一个执政党领导下,那些地方的人也没生出三头六臂,他们的“脑容量”也绝不会多于“中西部”人。既如此,那些地方的人是怎么富起来的,又为何富得如此轻巧呢?如果说只要有了致富政策就行,现在是不是可以把给那些地方的有关政策也送给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让这些地方的人也赶紧富起来?不然,两极分化之后,由此而产生的巨大社会矛盾是会“出事”的。

  可很显然,似乎只能说说而已,当不得真。不信,你也按有些人当年致富的路子走试试,看还走不走得通?而况,社会上早些年流行“笑贫不笑娼”,没有人问你是怎么富起来的。只要你富了,只要政府不找你的事,一切就“管他娘的”了。

  所以,现在,我是这么看的:

  我们一开始就错了!

  不该去想那些依靠政策一旦富起来的人会帮助别的穷人也富起来。这样想,没有一点证据不说,显然也过于理想化。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不是这样想,更不相信一些人依靠政策富起来后会自动帮助别人,那么在制定政策时就会考虑得多一些,兼顾得多一些。

  

  二

  

  应该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或许(我说的是或许)本意并不坏。邓小平是想让某些地理位置优越或叫“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然后依靠这些富起来的地区帮助或叫“带动”穷地方一块儿走共同富裕道路。邓本人当年就一边警告一边提示地说:“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使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

  你说这错了吗?我估计,那些先富起来的地区刚开始在接到邓小平向他们倾斜的政策时,对小平说的要让大家走共同富裕道路肯定也是如小鸡啄米一样:点头不止。然而,一旦有了政策,一旦富了起来,就不思“社会主义”而只想资本主义,同时也不会再听你“社会主义”的摆布,你“社会主义”也摆布不了他了。现在事实明摆在那儿,一些富起来的地区就像那一个个贪婪的腐败分子,有了十万想百万,有了百万想千万,仿佛就是要在他那个地区“实现共产主义”,过“天堂”一般的生活。什么叫富起来,一富就没个完。你说他那儿现在就已达到人均5000美元甚至8000多美元还不算富吗?不,人家想的是再过十几年,要达到3万多美元。照这样下去,十几年后,就是达到了人均3万多美元,说不定人家又有了“更远大的目标”哩。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人无足尽蛇吞象”。所以,现在看来,说什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帮助大家一块儿走共同富裕道路,并不是什么高明的决策,要不,就是决策虽好,但送错了地方送错了人(当然,这后半句叫起真来也有毛病。别看现在有严重地区歧视倾向,中国又有哪个地方的人有“国际主义精神”有“共产主义精神”,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呢)。这且不说。现实情况是,那些先富起来的沿海及大中城市,不仅不去努力帮助贫穷地区走共同富裕道路,反而把资本家搞“原始积累”的那一套全学来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看看那些到富起来的地方去找口饭吃的打工仔打工妹,让人除了想哭,就是想诅咒。这让我们不能不想起邓小平自己所说的:“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时至今日,当然不能说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更不能说我们的市场经济就失败了,但问题确实不少。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可以说在我们的媒体上难得一见的两则报道——至于前些年那些把打工妹锁在作坊里,发生大火时因无法逃生而被活活烧死的一个又一个报道,这里就不说了吧,否则据说会“影响我们在国际上的形象”——

  2004年11月8日《南方都市报》报道了广东番禺市一家工厂近千名员工聚集在工厂门口,要求厂方改善待遇,希望工厂能以提高实在太低的基本工资,保证他们“一个星期能够休息一天”,并按时发放工资。报道中有位女工向记者是这么诉说的:她在补焊这个工种的岗位上,每天从早上8时做到晚上10时,去掉期间必要的休息,一天要做工近12小时,并且是几乎天天工作,天天加班,可她每月工资只有400元底薪,而加班费用每小时也只有2元钱,因此她每个月能拿到手的就只有600多元,即便如此,这家工厂还拖欠她一个月的工资。因此,她“每天辛苦劳作,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工资却只够养活自己,生活实在艰苦”!(在电脑上敲到这里忍不住哭了,然后擦把眼泪:难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这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干什么!)

  时隔半年,还是事发广东,2005年6月4日广东《新快报》又刊出报道,被举为“黄金走廊”的广东增城市发生一起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事件”。看了报道得知,增城市这家港资(制度的原因,有些人似乎一到大陆就学坏了。若是在香港,他敢这样胡作非为!)毛纺厂的工人们的工资每月只有七八百元,工作量又大,工人们渐渐对工资待遇不满,导致最终发生工人停工事件。

  要知道,对一个背井离乡的打工者来说,不是实在太不像话,不是迫不得已,甚至简直就是活不下去,在中国是绝不会走“罢工闹事”这条路的。这些人哪个不知道所谓“罢工”的后果:自己再有理,只要罢工,就是“闹事”;只要是“闹事”,也就等于砸了自己的饭碗。——指望工会?且不说像一本叫《民主的历程》(编者是英国的约翰•邓恩)中一篇《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民主》里说的那样:“工会,——现在都是些被驯服的领导人”(16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本人曾在一家国有中型企业工作近二十年,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会,不说也罢!现在我很奇怪,就连老牌资本主义社会也还允许工人罢工,并不是一罢工,就被认做“闹事”,就要开除甚至就要抓人,而在我们这个自诩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里,“人民”不满意了,反而连宪法赋予的罢工权利实际上也被剥夺了。你说奇怪不奇怪!难怪在刘军宁主编、美国罗伯特•达尔的《论民主》中这样说道:“在实际生活中,……独裁的领袖时常声称,他们的政权实际是一种特殊的‘民主’,比其他类型都要优越”(第109~110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而从“短期来看,一个不民主的政府有时或许会比民主政府”也更能维护它们的“有效统治”(同上,第134页)。此外,本人曾写过一则时事评论,其中提到,从半个多世纪前新中国成立以来,应该说我们也一直在嘴上喊着要提高那些普通劳动者在我们社会中的地位,甚至还出现了国家主席接见掏粪工人的感人情景。然而时至今日,提高劳动者社会地位,在不少地方始终只是一句空话。几十年,半个多世纪,事实上绝大多数地方政府都在说着一句空话,这是很可怕的!后来,从2005年第11期《社会科学论坛》杂志上读到一篇理论文章,题为《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地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作者开篇这样说道:“对社会发展的探讨是研究发展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发展过于片面,即: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增长,而后者又等同于某些经济指标的增长”,“忽视了社会的主体,也是其根本——劳动者。”按作者所说:“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劳动者的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而劳动者的发展又包括两个方面,素质技能的发展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作者这些话说得不可谓不好。人在得以生存、温饱之后需要发展,这是常识;而人要发展,自然要“提高素质技能”,这也是极浅显的道理。可只要你“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就会明白,对于眼下那些普通劳动者而言,更迫切的好像不是去如何提高他们的技能,也不是他们的“素质技能”要如何发展(应该承认,人的素质技能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提高得了发展得了的,笔者也更不会反对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技能),而是需要让他们活得有尊严,让他们在社会的地位得到较大的提高。否则,说什么都是白搭。而况,人若是没有尊严没有地位地生活,我不知这个人的“素质技能”又如何得到提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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