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怀普:当前中欧关系的特点及其前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97 次 更新时间:2009-03-06 14: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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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怀普  

  却因为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而陷于被动。

  除了对“中国模式”的担心,还应提及欧盟一体化进程及美国因素对欧盟对华政策的影响。内部一体化进程始终是影响欧盟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变量。当一体化发展顺利时,则欧盟内部的凝聚力强,较易在对外政策上取得一致。1995—2005年间中欧关系的快速发展,实际上就是在欧盟一体化顺利发展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的背景下发生的。[10]反之,当一体化遭遇挫折,则欧盟内部的凝聚力下降,从而增加外交政策协调的难度。2005年法国和荷兰否决《欧盟宪法条约》,使欧盟一体化进程严重受挫,不久前爱尔兰又否决了旨在替代宪法条约的《里斯本条约》,使欧盟制宪进程再次陷入了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欧盟团结的需要,自东扩后就趋于内向的欧盟在对外政策上就变得更加谨慎。反映在对华政策上,欧盟力避提出任何可能欧盟内引发新争议的倡议,这是近年来其在解除对华军售禁令问题上态度趋于谨慎的一个重要原因。一句话,内部一体化进程的挫折限制了欧盟在对华关系上的主动作用。

  至于美国因素,其近年来在中欧关系中的作用凸显,成为影响欧盟对华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变量。伊战后欧盟将工作重点转向内部整合和消化东扩后果,为此,它需要修补与美国之间因伊战而遭到破坏的联盟关系。再加上某些成员国“向右转”,更进一步制约了欧盟在对美关系上的行动能力。美国趁机向欧盟施加压力,要求后者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并明确表示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美国压力成为欧盟在解除对华军售禁令问题上态度趋向谨慎的又一重要原因。不仅如此,由于武器禁运问题,使得“中国因素”在大西洋关系中变得更加突出了。一方面,美国不得不更加严肃认真地看待中欧关系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另一方面,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在东亚的安全义务也更加敏感和重视。其结果,美欧强化了针对中国崛起而开展的跨大西洋对话,加强了对华政策的协调。可见,美国因素的介入进一步对欧盟的对华政策形成了制约。

  剖析欧盟对华政策调整的原因,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贸易纠纷和一些政治性议题上的分歧增多,无疑对欧盟的对华政策具有消极影响,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分歧都是外在表现,欧盟调整对华政策的深层原因在于其对“中国模式”及其影响的担忧。这提示我们,因应欧盟对华政策的调整,应准确把握其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而制定出有效的应对之策。

  

  三、中欧关系将在磨合中前行

  

  当前中欧关系虽然经历着调整和转型,但就基本态势而言,仍然是机遇大于挑战。欧盟对华政策的微调固然给中欧关系增加了复杂性,使挑战的一面更加凸显,但双方加强战略借重、关系总体势头良好的基本面并未改变。中欧依然认同彼此间的“战略伙伴关系”,这在欧盟新对华政策文件和2007年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中都得到了反映。从中国来说,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发展与欧盟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外交的一项既定政策。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尤其高度重视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视欧盟为中国外交格局中一个重要的战略伙伴,这与以往中国外交过多偏重于美国的做法有所不同。欧盟也主张继续保持和深化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其新对华政策文件中指出,欧盟的对华政策必须保持当前所实施的“接触”与“发展伙伴关系”的战略。虽然日益感受到所谓的挑战,但欧盟仍然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机遇大于挑战,继续视中国为战略合作伙伴。正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所言,中国的崛起不是威胁,而是欧洲的巨大机会;发展对华关系是欧盟的战略目标,欧盟是中国可信赖的伙伴。[11]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指出,欧洲的挑战不是评判和改变中国,而是同中国建立一种中欧关系,这种关系将是欧洲所要的可以构造全球化的伙伴关系。

  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目标,更是一个实践过程。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是难免的,关键是要保持足够的信心和耐心,并以务实态度对待和处理存在的问题。应当看到,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欧洲的模式并非完全矛盾、更不是天然对立的,即使是那些对中国经验感兴趣的第三世界国家,多数也并不认为“中国模式”就是西方天然的反面。冷战期间,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大行其道的“苏联模式”是以西方模式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且与西方几乎完全没有交叉点。而“中国模式”与上述两种完全不同,它是建立在吸收世界先进发展经验基础上的一个整合。不可否认,欧洲的确有一些团体(包括非政府组织)和个人依然停留于意识形态至上的冷战思维,他们出于政治考量故意将“中国模式”简单化、妖魔化。但多数人则可能受到误导,由于文化教育背景不同,他们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整体大环境的引导。面对有意的曲解和无意的误解,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需要总结自己30年来的发展经验,把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形成一套能够和欧洲沟通的话语和理论。必须指出,民主政治并非西方的专利,从经验上看,它是任何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选择。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一直在逐步改革,只是没有西方期待的那么快。实际上,西方国家也是从先经济后民主的道路上走过来的,它们的谬误在于,以现在的价值来判断和衡量其他非西方的制度,这是不公平的。虽然“中国模式”依然在发展和变化,还没有完全定型,但此刻总结经验非常重要,这样做不仅是为了给自己一个说法,也有助于让西方和欧洲明白“中国模式”对他们并非只有竞争。[12]今年我国将举行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和庆祝活动,这是总结中国发展经验和模式的一个大好契机。

  需要指出的是,在如何对待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问题上,欧洲也并非铁板一块。一些理性而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学者呼吁客观地看待中国的民主政治。西德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其新著《未来列强———明日世界的赢家与输家》中指出:“如果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权就如何处理民主和人权问题指责中国人,那么,大多是因为对中国在三千年历史进程中发展起来的文化缺乏知识和尊重。中国的市场经济将进一步发展,其政治文明也会进一步发展。”[13]德国《新德意志报》2008年2月7日的文章说:“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国定将实现一种特殊的民主,这种民主将考虑到这个大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特点。这种亚洲‘社会主义民主’所涉及的是史无前例地继续思考‘孔子的公共伦理’,而不是抽象地复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14]前德国联邦议会副主席福尔默则警告不要对中国发起“新冷战”,称这是一场针对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的“精神战争”,“如果整个世界都侮辱中国,怎么能希望中国积极参与世界对话。”这样的期待根本是妄想。[15]在当前欧盟对华政策出现杂音的情况下,这种理性、包容的声音弥足珍贵,值得欧洲的当政者深思和反省。中国已经明确了和平发展的真诚愿望,愿意尊重和遵守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国模式”决不是要别国去模仿,中国也不会主动推广这个模式。善于反思的欧洲人应当认识到,中欧在发展模式上的差异并非是根本性的,从而更多的“容纳”中国及其发展模式。值得赞许的是,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开始思考“中国模式”是否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英国在制定非洲政策时就参考了中国的经验。[16]概言之,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欧洲的制度不仅不完全矛盾,甚至还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中欧在发展模式上的分歧不应成为双方关系发展的障碍。

  除了以务实和包容态度处理问题和分歧外,更关键的是要不断发展共同利益,进一步夯实中欧关系的基础。中欧在经贸、科技、教育等传统领域的合作富有成果,当前双方应进一步挖掘和拓展具有潜在共同利益的合作领域。在国际油价不断攀升、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和国际安全面临诸多复杂挑战的背景下,双方应优先在能源、环境和全球治理等领域加强合作。进入21世纪,美国将控制全球能源作为其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并已通过伊拉克战争加强了对中东石油资源的控制,使欧洲和中国的石油利益受到威胁。鉴于此,中欧双方在寻求建立一个更加平等和安全的国际能源安全机制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具体来说,双方在建立石油战略储备方面可以进行更密切的合作。环境问题正加速成为国际关系中最核心议题之一,中欧双方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使用清洁能源方面同样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还有,中国和欧盟都主张在国际关系和解决国际争端中坚持多边主义,这就使得双方在促进全球和地区安全方面具有了共同利益。鉴于美国“先发制人”战略隐含的新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风险,中欧双方应寻求更大的战略谅解,并就战略性议题形成共同的处理方式,从而在全球和地区(特别是从中东到远东的亚洲地区)安全层面扮演稳定力量。由于同中东存在历史上的联系,欧盟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中国则在东亚、东南亚和中亚有着重要影响,被大部分亚洲国家视为一个天然盟友。近些年来,中国采取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在寻求解决朝核和伊核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同时,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多边合作框架内致力于打击恐怖主义和“三股势力”,以维护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还加强了同伊朗和海湾穆斯林国家的联系,这有利于中欧合作以限制美国单边主义和反恐战争所导致的中东地区的不稳定。拓展和深化在以上领域的合作,将有助于加强中欧关系的共同利益基础,并提升中欧关系的战略合作水平。

  在当今国际体系内,中国和欧盟是两个发展水平和制度差异较大却又彼此互有需求、相互借重的行为体,这一特性既表明了中欧关系的战略性和复杂性,也决定了其本身是一个不断调适和学习的过程。在中欧建交后的头20年里,中国经济上弱小,欧盟在各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中国更多的是向欧洲学习,欧盟也因此习惯了对中国俯视。但后来中国迅速发展,迎头赶了上来,欧盟却渐渐感到了不平衡,开始强调维护自身利益,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而中国也要求欧盟解除早已不合时宜的对华军售禁令,并希望欧盟尽早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彼此对对方的关切和要求的强调,使得中欧关系的复杂性凸显,但这是双方关系调试和转型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属于“成长中的烦恼”。从中欧建交时起,欧盟宣示的对华政策目标是要“让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而中国本身的目标之一也是“与世界接轨”。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到目前为止,无论是“融入”还是“接轨”,各方都只走了半步。中国拥抱了市场经济,投身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但因为自身的价值观受到威胁,所以对西方试图不断强加的价值体系欲迎还拒;西方世界虽然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崛起的大势,但在政治上始终自以为是和居高临下。[17]要消除彼此间的认知距离和落差,仍需要双方共同学习,学会在复杂关系中生活。通过共同学习和相互包容,不断增进相互信任与了解,逐渐缩小分歧直至达到最终解决。

  中欧关系是建设性关系,更是“战略伙伴关系”,它同时也是世界事务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一对重要双边关系。中欧双方对此有着共同认知,而这对于双方关系的发展至为重要。当然,对中欧关系,双方在任何时候(而不仅仅是在出现困难的时候)都应给予特别的重视和细心培育,并通过不断加强制度和机制建设使之成为真正可持续的长期“婚姻”。今后中欧关系中仍将有摩擦和分歧出现,但共同利益的纽带将能够把中欧双方聚拢在一起,从而彰显中欧关系的韧性和张力。中欧关系将在磨合中前行。

  

  注释:

  

  [1]这5份对华政策文件分别是:《中国欧盟关系长期政策》(1995年)、《欧盟对华新战略》(1996年)、《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1998年)、《欧盟对华战略——1998年文件实施情况及进一步加强欧盟政策的措施》(2001年)和《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欧中关系之共同利益和挑战》(2003年)。

  [2]参见《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人民日报》第七版,2003年10月14日。

  [3]David Shambaugh, “China-Europe Relations Get omplicated”,

  http://www.brookings.edu/opinions/2007/05china_shambaugh.aspx

  [4]David Shambaugh, “China-Europe Relations Get Complicated”.

  [5]关于这两份文件的内容,详见欧盟官方网站: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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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问题论坛》2008年冬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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