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喜看“新意见阶层”的崛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7 次 更新时间:2009-01-07 09: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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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 (进入专栏)  

  不是靠行政级别,而是靠强大的信息整合方式及对2亿网民的影响力。”

  

  走出困境的第一推动力

  

  经过30年改革,中国社会很多深层次的问题积累下来,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由于我们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既得利益集团利用计划经济时代的资源垄断,从市场化的运作中获取暴利,并且在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旗帜下,排斥深层次的改革。

  如何走出深化经济改革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我们寄希望于领导层重拾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胡耀邦那一代改革者的理想主义情怀,同时,我们也寄希望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民意驱动。互联网上蕴藏着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2008年3月,胡锦涛同志在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后表示:“诚心诚意接受人民监督,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这是对全党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警示,道出了问题的关键就是“人民监督”。

  我们看到,互联网在中国社会崛起9年来,网络民意与公权力进行了多轮博弈。人民网率先揭露的南丹矿难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2001年7月17日,广西南丹龙泉矿冶总厂所属的拉甲坡矿和龙山矿发生特大矿井透水事故,造成81人死亡。按规定,特大安全事故须在24小时内报告中央,而南丹矿难却被隐瞒了整整17天!人民日报驻广西记者站闻风而动,7月30日向总社发回第一篇内参《关于广西南丹矿井事故的紧急报告》,7月31日给人民网传回第一篇公开报道《广西南丹矿区事故扑朔迷离》。这是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发布的第一篇自采新闻,点出了南丹事故被隐瞒不报的要害,立即被众多网站广泛转载。

  然而,就在同一天,广西壮族自治区两个主管安全生产的单位上报中央的一份报告中仍称,“所谓南丹事故纯属谣传”。8月2日一早,人民日报驻广西记者站掌握了12位矿难死难者名单及其家庭所在村屯。接着,又获得了一名矿难逃生者惊心动魄的叙述。当天下午,人民日报驻广西记者写下《再次紧急报告》上报总社编委会,在报告开头打上三个“特急!特急!特急!”编委会当即以“信息专报”的形式上送中央。当天下午,时任总理的朱镕基作出严肃批示,要求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在实地采访调查矿难的过程中,媒体记者冒着巨大的敌意和风险。“一进矿区,迷惑的、张惶的、警惕的、奇怪的目光纷纷从矿区各处射出。”矿工急忙躲避离开,闪避不及的提起事故也一律摇头说“不知道”、“不清楚”。人民日报记者三下南丹,为自己买了20份保险。南丹新闻采访环境之恶劣,甚至在中央调查组到达南丹后,旁听调查组情况汇报的人民日报记者却被广西方面“请”出会场,胶卷被强行当场曝光。在新闻媒体不屈不挠的强力监督下,南丹矿难终于真相大白。官商勾结的原南丹县委书记万瑞忠被判处死刑,矿主黎东明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朱镕基总理表扬媒体:“如没有记者的揭露,就冤沉水底了。”

  党章和宪法庄严地宣示:以人为本;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没必要对网络民意抱以过多过严重的担忧,甚至视为异己力量,瞪大眼睛随时准备封堵。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中共十七大进一步要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观人民日报社时,提出要正视舆论“新格局”,关注在传统的党报、国家电视台之外都市报纸、网络新媒体的兴起。在人民网,胡锦涛与“强国论坛”网友在线聊天20多分钟。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利用网络媒体,与网民在线直接对话,这是开创性的第一次。胡锦涛总书记带了一个头,让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像他那样,到网络媒体上去了解民情,沟通民意,吸取民智,消除民瘼。这样,就把网络媒体作为推进舆论民主与政治民主的平台,公众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意图,获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意义重大。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两个重大的突破,一个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新老平稳交替,形成了一定的任期界限和年龄界限,结束了终身制,形成了制度化。第二个突破,就是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兴起,成为推动政治民主化建设的重要平台。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说,这次网上互动虽然没有触及网民关心的通货膨胀、股市下挫、楼价上扬、官场腐败等敏感问题,但是一种“政治态度的表达”,表达的是对互联网影响力的重视,以及对传统一味控制打压异议手法的不满。“因为阻绝言路而脱离基层脉搏,不利于了解社会动态,做不到防患于未然。在全球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前夕如此关键的时刻,尤其要掌握民情民心。”

  中央对互联网在舆论新格局中的地位和功能认识到位,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前卫的。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对互联网表现得隔膜,以封堵为能事。2007年陕西绥德县,县长把追着自己签字解决学生助学金的校长拘留,招致网民和媒体的猛烈抨击。在绥德县的上级榆林市出面撤销对校长的非难后,绥德县委宣传部徐部长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感叹:这本来是件小事,只是一些误会而已,没想到在网上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也看到,一些新锐地方官员表现出直面互联网、直面民意的政治勇气。《中国记者》杂志曾经刊出新闻研究专家的一个结论,这位专家通过对“强国论坛”的研究指出,网络论坛等互动栏目可以起到民怨消声器的作用。这值得我们的领导干部深思。

  

  网络管理和引导需要眼光和胸怀

    

  网络新媒体的崛起,引出网络管理的很多新问题,需要新思维。

  根据CNNIC最新报告,中国网民的主体是30岁及以下的年轻人,这个群体占到网民总数的68.6%,超过2/3;从文化程度看,高中学历比例最大,占到39%,专家相信随着网民规模的扩大,网民的学历结构正逐渐向中国总人口的学历结构趋近。这一组数据表明,网民的年龄和文化程度低于传统媒体,因此在舆论酝酿和发酵过程中,更容易受到“意见领袖”的影响。

  上世纪40年代,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费尔德领导的研究小组,根据对美国总统选举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两级传播论”:某个理念往往先从无线电广播和报刊流向舆论界的领导人,然后再从这些“意见领袖”流向大众。换句话说,你不能影响“意见领袖”就不能有效影响大众。在互联网、手机短信的新媒体时代,“意见领袖”尤其值得我们重视。黑砖窑事件中的“中原老皮”,厦门PX事件中号召“散步”的短信原创人,汶川地震中的足球评论员李承鹏(在博客中率先报道“史上最牛学校”——离北川县城仅15里的邓家海元村山中的刘汉希望小学教学楼没有倒塌,师生无一死亡),以及作家余秋雨在博客上告死难学生家长的公开信,其巨大影响力,在广大民众中掀起的感情波澜,都是传统媒体一篇报道和评论所望尘莫及的。

  党和政府如何与这些“意见领袖”沟通,准确把握、正确引导互联网舆论,成为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我们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讲话的要求,总结汶川地震中新闻宣传的成功经验。我们也要总结2008年拉萨骚乱报道不及时、国际媒体公关被动不力的教训。

  2009年,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深化,对以外向型经济为引擎的中国社会发展是一个严峻的冲击和挑战。沿海不少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困境,劳资关系紧张,中西部农民工被迫回乡,大学生就业困难,城镇低收入家庭生活陷入困境。近年来的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公民维权和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泄愤事件均有所增加,矛盾对抗趋于严重,社会的怨气甚至戾气如地火运行,政府公信力下降,司法没有很好地发挥维护社会公正底线的功能,值得我们忧思。在这种情况下,我更主张发挥好互联网表达民意、疏导民怨的作用。现在外国媒体关注,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政治文化氛围会趋于宽松,还是趋于控制收缩。从历史上看,中国在经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三年大饥荒后,出现了1962年初毛泽东主席带头做自我检讨的“七千人大会”,出现了文艺作品的解禁和新闻报道的小阳春。美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经济大萧条中,新闻加强了舆论监督,宣泄了民怨,电影等文化产业非但没有萎缩,电影票房反而在上升。除了政治宽松的考虑,这种现象提示经济复苏需要精神文化先行,从精神文化层面释放压力和激励士气,对渡过经济难关至为重要。所以,在新的一年,面对经济社会困难和危机,互联网就是疏导社会焦虑的较好途径。

  在当前情况下,迫切需要把互联网舆情研究提上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议事日程,组织传播学、社会学方面的专家,开展网络舆情研究,定期撰写网络舆情、社会思潮热点报告,摸索建立网络舆情的汇总分析和应对化解机制。要关心爱护“新意见阶层”,满腔热情支持他们健康成长。要真正做到胡锦涛总书记要求的那样,把网络新媒体提到与主流媒体一样的高度重视,体现共产党对舆论的科学管理、民主管理和依法管理。要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切实保障网上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不能再动不动就干粗暴地封网、抓人的蠢事了。

  “新意见阶层”的崛起,是新技术革命和改革开放的重大新成果,是我国舆论监督的重要新力量,是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推动力。在新的一年,一切关心国家命运和社会进步的人,应当欢呼“新意见阶层”的崛起,让“新意见阶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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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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