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日云 庞金友: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复兴及特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0 次 更新时间:2008-12-29 10: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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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形成和流行于17—19世纪上半叶,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复兴,90年代持续升温。它起初被视为改革斯大林全能国家模式的出路,后来又受到改革国家并调整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要求的推动。复兴以来的公民社会概念的内涵不断丰富和深化,人们在公民社会与国家关系问题上形成了更全面的认识,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受到重视,研究范围极大的拓宽,全球化公民社会的前景也进入学者们的视野。

  

  一、“公民社会”理论的复兴

  

  公民社会理论形成和广泛流行于17—18世纪,那正是市场经济勃兴和市民资产阶级作为一股新兴政治势力崛起的时代,其政治思想的主题是在重商主义和专制主义国家的重压下解放社会和个人,为此需要限制和控制国家权力,争取和坚守社会的独立及其对国家的监控,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但是,按17—18世纪政治哲学的表述方式,“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概念与国家(state)概念基本上是重合的,所以有时它还被称为“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它的内涵可以从它与另两个概念的对照中来得到界定:一方面,在与“自然状态”相对立的场合,它指具有公共政治权力和法律的社会,也就是形成了国家的社会。“自然状态”是无政府的社会,“公民社会”或“政治社会”是有政府的社会。另一方面,在将“公民社会”与建基于其上的政府相对照时,“公民社会”是社会共同体本身,而政府是掌握其政治权力的机构。洛克谈到过社会解体与政府解体的区别。〖1〗在托马斯·潘恩那里,“社会”与“政府”被明确地区分开来。〖2〗尽管当代公民社会研究者异口同声地将公民社会概念追溯至17—18世纪,但是,当代学者所谈论的作为独立于国家的以志愿性社团组织体系(或网络)为核心的“公民社会”概念对那个时代的思想家来说还是陌生的,他们心目中想到的是较为模糊意义上的社会或政治共同体。他们关心个人权利的保护,着意维护教会不受国家干预和控制的独立性,主张经济生活的自主,所有这些充其量构成当代“公民社会”概念的雏形。那时公民社会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凸显在人们面前的是个人与国家(或政府)的紧张和对立,而不是公民社会与国家的紧张和对立。

  

  到19世纪,源于英语世界的“公民社会”概念经弗格森的介绍传到德国思想界,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里得到改造并获得新的意蕴。在他们那里,“公民社会”概念与“国家”概念明显分离,但却失去了其原有的含义和职能。值得注意的是,在德语环境中,“公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概念更多地具有“市民社会”的含义。黑格尔政治哲学貌似严整而实则充满混乱的体系结构以及晦涩和多义性的概念迷惑了许多研究者,也为各取所需的解释敞开了大门。表面上看,他将“市民社会”与“国家”完全区分和对立起来,但实际上,黑格尔的本意并非如现代学者所解释的是区分社会与国家,而是区分了两种社会或两种国家。黑格尔将“市民社会”又称为“外在的国家——建立在需要基础上的和理智所想像的国家”,〖3〗而在他的“国家”中,又包括着“政治国家”。在他那里,“市民社会”和“国家”都是社会与国家的统一体,是国家与社会的两种形式。前者是低级的形式,后者是高级的形式。按他的辩证法语式,前者是后者的历史前提和逻辑环节,后者是前者趋赴的目标和逻辑综合。〖4〗到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与“国家”才真正分化为纯粹的社会和国家,但马克思只是截取了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经济内涵,即将其解释为“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5〗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所持的否定态度。令他不满的现实是,在国家或政治领域中人已经实现了解放,但这个解放是狭隘的不完整的,因为在市民社会领域人仍然是利已的、孤立的和作为工具的人,所以他要从改造市民社会入手,来消除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性,从而超越政治解放而实现人类解放。这与当代绝大多数公民社会研究者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截然不同的。

  

  与当代公民社会思想有最直接传承关系的应属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对美国民主的考察中,托克维尔独具慧眼地对美国独立的社团组织予以特别的关注。在他看来,这种独立的社团组织是美国民主的自由学校,也是其得以健康运作的动力之源。他认为,在民主国家中存在着多数专制的危险,因此,一个由志愿性社团组成的活跃的、警觉的、强有力的市民社会对于遏制多数专制是必不可少的。

  

  但托克维尔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广泛注意。自那以后,公民社会概念逐渐淡出现代政治理论的论域,此后一百年间,即使不时有人论及这个概念,大多也出现在对历史话语的诠释中。

  

  但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起,被理论界遗忘许久的公民社会概念又重新被发现并获得了新的理论生命。起初它主要受到西方少数左翼学者和东欧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青睐,用来做为批判国家主义或极权国家并重新界定社会与国家关系的一个有用的概念。进入80年代,公民社会概念开始从政治理论的边缘地带进入政治理论的主流话语。而9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理论持续升温,在横向上不断拓展其研究领域,在纵向上也不断得到深化。这样,公民社会理论便在当代政治学中获得了不容忽视的地位。当前公民社会理论的流行程度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人们不断在谈论“公民社会”的“再生”或“复兴”。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了公民社会的课程或讲座,大批有关学术论著面世。公民社会概念进入许多研究领域并渗透多种学科,它频频成为学术会议的主题,也成为一些社团组织、社会运动和政党的政治口号。“世界各个角落的个人、团体、组织都在讲这个语言。”“这个尘封已久的术语突然放射出光芒。”当然,讲叙公民社会语言的人将不同的观念和期望投射到它的身上,但无论人们是为了个人自由,还是为了社会发展;无论是谋求其成为抗衡与制约国家的力量,还是寄希望于它对国家的参与和支持,它都在人们的政治思考中稳定地占居重要位置。

  

  二、公民社会理论复兴的原因

  

  公民社会概念本来已经成为思想史上的文化化石,它如何能够在当代思想界和学术界获得了新的生命呢?

  

  首先,它是人们对斯大林万能国家政治模式反思的直接结果,也是人们在寻求否定和改革斯大林模式时发现的道路和希望。从70年代起,东欧一些国家便出现了一些政治反对派组织,他们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争取民主的社会运动,其中波兰团结工会还直接打出了争取建立一个“公民社会”的旗帜。东欧一些学者也开始以“公民社会”概念表达他们反国家主义的积极理想。这样,在斯大林式的全权国家内部逐渐形成了独立于国家的公民社会的萌芽。它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也激发了人们对它的期望。80年代末90年代初横扫前苏联东欧集团的政治变革,使一些学者进一步相信,产生如此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斯大林模式下出现了某种形态的公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因素。在描述和分析波兰及东欧其它国家的社会运动时,公民社会概念成为有用的分析工具,人们将其称为“公民社会对抗国家”的兴起(阿拉托),或“公民社会的再生”(皮尔赞斯基)。一些研究者发现,公民社会及争取建设公民社会的运动在苏联东欧的民主化变革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们认为,极权主义体系更容易产生于公民社会的结构还没有充分形成的环境中,而阻止它们发生或促使其垮台的最可靠的途径就是培育公民社会的发展。〖6〗无论这个认识是否有根据,但当时它却刺激了东欧甚至西方学术界对公民社会的关注,从而形成了第一波研究公民社会的热潮。

  

  其次,无论在西方还是在其它地区,当人们对国家产生怀疑、失望和不满时,便将目光投向公民社会。在西方,面对国家的持续膨胀带来的社会重负和对个人构成的威胁,国家在解决大量社会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无能等,一些人在寻找救治的药方时不再把目光局限在国家本身,而是转向了公民社会,希望在公民社会的建构中寻找出路。他们认为,这些非官方的、扎根于共同体的组织比庞大的政府组织更灵活、更有效。有的学者还在各种新的社会运动中,如以生态问题、妇女问题和种族问题等为内容的新的抗议运动中,看到了公民社会的力量和希望。这些运动推动国家制订或改变某些政策,也唤起公众注意某些不合理现实从而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它们也被某些学者称为“公民社会的复兴”。有些学者发现,独立于国家的志愿性社团组织的社会生活是“社会资本”的充满活力的源泉,期待通过公民社会的建构为政治民主注入新的活力。〖7〗另有人不满意于局限在国家领域的自由民主,希望通过重构公民社会,以开辟自由民主的新领域并为国家领域的自由民主提供新的能量之源,即谋求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双重民主化”。〖8〗在非西方国家,无论是弱势国家还是强势国家,公民社会的发育普遍不健全。在弱势国家里,国家权威需要以组织化的公民社会为后盾;在强势国家里,虽然在“以权威主义导向现代化”观念的主导下,国家的权威有所增长,但公民社会却软弱无力,国家决策因得不到公民社会的支持而陷入困境,同时高度自主而不负责任的国家也因为没有公民社会的有力监控而走向专制和腐败。这样,东方与西方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公民社会。

  

  最后,进入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几乎所有的国家特别是非西方国家都遇到开放政治参与渠道的强大压力,这种压力最终汇成遍及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公民社会理论的复兴恰巧伴随着民主化浪潮的兴起和扩张不是偶然的。人们从公民社会的兴起中看到民主化的希望,在各种民主化理论中,公民社会都处于重要地位。多数学者都充分认识到公民社会对组织和教育公民,表达公民的利益和要求,维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限制、分割和制约国家权力等方面的作用。他们相信,发育到一定程度的公民社会是民主化的前提,也是民主制度健康运作不可或缺的因素。所以,从70年代末起在前苏联东欧,80年代初起在拉美和东亚,80年代末起在黑非洲,90年代初海湾战争后的中东地区,学者们都开始关注公民社会理论。与此同时,研究政治发展理论和比较政治的西方学者也将公民社会理论广泛引入民主化理论以及地区政治的研究中。

  

  三、 当代公民社会理论的特点

  

  自复兴以来,特别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理论研究呈现如下一些新的趋向或特点:

  

  (一)公民社会概念的内涵不断丰富和深化,同时也由于它的广泛应用而强化了其多义性和模糊性特征。

  

  从思想史上看,公民社会概念本身就有多个源头,复兴后又按不同的路向发展。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和研究目的出发,对其进行不同的界定。源于西方思想传统的公民社会概念在传播到文化背景不同的世界各地后,产生各种文化版本的公民社会概念,它们反转来也影响了西方学者。而西方学者在将源于西方的公民社会概念运用于世界各种文化区域时,也会强调其不同的构成因素。这样,一方面它使公民社会概念内涵不断丰富,但同时也使它负载过重,从而形成了公民社会概念歧义重重的局面。对此B.巴伯(Benjamin Barber)不无感慨地说:“近些年的情况是,公民社会术语使用的越来越多,人们对它的理解却越来越少。”〖9〗

  

  有的学者将当代公民社会定义归结为“二分法”(two-part-model)和“三分法”(three-part-model)两种。所谓“二分法”即国家与社会二分法,公民社会在此指独立于国家的社会相互作用的领域及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社会价值或原则。所谓“三分法”即国家——经济领域——公民社会三分法,公民社会在此指介于国家和家庭或个人之间的一个社会相互作用的领域及其与之相关的价值或原则。〖10〗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继承了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的思想传统,将非国家性质的私人经济关系包括在公民社会之中,后者则将其作为独立的领域从公民社会中剥离出去,更突出志愿性社团组织在公民社会的中心地位。自90年代以来,以三分法为基础的公民社会定义成为主流。晚近的学者如肯尼(John Keane)、科亨(Jean L.Cohen)、阿拉托(Andrew Arato)、沃泽尔(Michael Walzer)、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等都将公民社会理解为独立于国家机构和市场结构的公共领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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