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森:什么样的平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24 次 更新时间:2008-10-16 22:5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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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蒂亚•森  
”(25)因此,无论功利被解释为快乐,还是像近来越来越通行的那样被解释为欲望的满足,这些道德判断都会与功利主义的道德观,或者更一般地讲(斯坎伦可能已经证明)与福利主义的道德观发生冲突。

  

   然而,承认客观因素的相关性并不需要把幸福看作是与兴趣无关的,斯坎伦的范畴太抽象了。例如,关心自己之行动的效用与关心他人之行动的效用之间的不“平衡”,将不属于可算作是幸福的指标之一的功利范围,这对福利主义来说是致命的,但这种对比显然不是与兴趣和主观方面的一些要素无关的。可以把“客观”的因素与个人的兴趣一起来考虑。我们要否定的是,只根据他或她的利益来判断这个人的幸福。如果这类判断既重视个人的快乐和欲望的满足,同时也重视一些客观的因素,如挨饿、受冻或被压迫,最终推演出的结果仍然会是非福利主义的。福利主义是一种极端主义的立场,对它的否定可能有多种形式,有的是理论上的否定,有的是混合型的否定,它们就是要避免完全忽视非功利信息。

  

   其次,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即无论设想的范围多么广,迫切需求观念也并非仅仅是通过个人幸福的决定性因素而起作用。例如,人不应当在工作中受剥削这种要求,并不是基于把剥削作为除了收入和成就等因素之外的一种详细描述幸福的附加参数,而是基于这样一种道德观:根据某种描述生产的方式,一个人理应得到他所创造的价值。同样,出自“同工同酬”这类原则的迫切需要,直接针对的是歧视,而不必参照那些歧视来重新定义个人幸福概念。例如,有人会说:“她必须得到那些做这项工作的男人所得到的报酬,这主要不是因为若非如此她的幸福水平会比别人低,而完全是因为她做的是和那些男人一样的工作,为什么要少付给她报酬呢?”这些道德主张基于的是非福利主义的平等观,它们在社会运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似乎很难坚持这样的假说,即它们纯粹是一些“工具性的”主张。最终,这些主张将间接地因它们对实现福利主义的或其他以幸福为基础的目标所造成的冲击,而被证明是合理的。

  

   因此,把迫切需要与功利相分离可能是出于两种不同的原因。其一是使个人幸福概念与功利相脱离,其二是使迫切需要不再只是幸福的一个函数。不过,与此同时,前者并不要求幸福独立于功利,后者并非一定需要一种与个人幸福无关的迫切需要概念。福利主义是一种纯洁主义的观点,因而必然要避免来自任何一方的污染。

  

   三、罗尔斯式平等

  

   罗尔斯的“正义的两个原则”,根据他所谓的“社会的基本善”,描述了人们对平等的需要。(26)这些善是“每个有理性的人都想要的东西,”其中包括“权利、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社会基础。”那些基本自由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具有比其他基本善优先的地位,这样, 自由原则也就具有了优先地位,该原则要求,“在获得最广泛的、与其他人类似的自由相容的基本自由方面,每个人都必须享有同等的权利。”第二原则对此加了补充,它要求效率和平等,并要根据基本善的指标来判断优势。不平等会受到谴责,除非它们能对每个人有益。这个原则体现了“差别原则”,根据后者,应该优先考虑增加处境较差的人的利益。因而,这就导致了不是以个人利益而是以基本善的指标为基础来定义的最大最小化,或字母排序最小化。不过,在优先考虑自由原则时,并不允许拿基本自由与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进行交换。

  

   H.哈特令人信服地对罗尔斯关于自由的优先地位的论证提出了质疑,(27)不过在这个讲演中,我将不讨论这个问题。对所讨论的问题来说,关键是注意各种社会的基本善。我尝试着讨论的福利主义的某些困难,对于寻求罗尔斯式的平等而言并不适用。幸福的客观标准可以直接应用于基本善的指标之中。穆勒对不同根源的快乐之间的平等的否定也可以如此,因为可以基于善的本质来区分这些根源。此外,虽然差别原则属于平等主义,这有点类似字母排序最小化,但是它避免了字母排序最小化受到了许多批评的特征,如给那些难得欢乐并且不得不沉溺于香槟和鱼子酱的人增加收入,以便使他们的利益达到正常的水平,亦即你我从三明治和啤酒中所获得的利益的水平。既然优势不是完全根据利益而是通过基本善的指标来判断的,奢侈的享受也就不再是获得更多收入的一个理由。罗尔斯根据个人对其目的应负的责任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对我们前面讨论过的跛脚人的功利劣势怎样处理呢?字母排序最小化在纯分配问题中会增加他的收入,而功利主义(我已经对它表示了不满)则会减少他的收入。差别原则既不会因为他是跛脚而增加他的收入,也不会减少他的收入。他的功利劣势将与差别原则无关。这一个案可能看起来很棘手,而我认为它确实如此。罗尔斯也证明了这一点,他指出,那些“棘手的个案”有可能“致使我们以为那些其命运引入同情和忧虑的人不同于我们,从而迷惑我们的道德感知。”(28)情况可能是这样,棘手的个案确实存在,但把残疾、特别的健康需要、身体或精神的缺陷看作是与道德无关的,或者因为害怕犯错误而不考虑它们,都可能导致犯相反的错误。

  

   问题并没有在那些棘手的个案那里就终止了。基本善的探讨似乎不怎么注意人类的差异。在评价功利主义平等的范围内,有人论证说,如果根据效用函数人基本上是相似的,那么功利主义对功利总和的关注同时也会促使我们朝着功利水平平等的方向迈进。如果人们真的是相似的,那么提出功利主义可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对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可以作出相应的评论。如果人们基本上是非常相似的,那么基本善的指标也许就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判断优势的方法。但事实上,在健康、长寿、气候条件、地理位置、工作条件甚至身体的高矮和胖瘦(影响着食物和着装的需求)方面,人们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的需要。因此,这里所牵扯的问题并非仅仅是忽视少数棘手的个案,而且还包括忽略了极为广泛而实际的困难。纯粹根据基本善来判断优势,会导致一定程度上的视而不见的道德。

  

   的确,在这里事实上可以证明,在罗尔斯的框架中存在着某种“拜物教”的因素。罗尔斯把基本善看作是优势的具体体现,而不把它看作是人与善之间的一种关系。功利主义、字母排序最小化,或者,更一般地说福利主义,没有这种拜物教倾向,因为在这里,利益是人与善之间关系的一种反映。例如,按照功利主义,不是把收入和财富作为有形物来估价的,而要根据它们创造人类幸福或者满足人们欲望的能力来估价。即使不认为功利就是人-善关系的中心,具备一种完全以善为取向的框架,也可以提供一种独特的判断优势的方法。

  

   可以证明,以幸福或欲望的满足的形式出现的功利,作为迫切需要的参照标准可能是不恰当的,而罗尔斯的框架则断言它与迫切需要是无关的,当然,这是一种较为强硬的主张。对于这种区别,以前对福利主义的评价已经讨论过了,以前的评价还指出,对福利主义的拒绝,不一定会使我们达到可以不让功利发挥任何作用的地步。似乎难以证明,个人的兴趣本应与他的幸福或愿望的满足无直接关系。即使根据“原初状态”下周全的合意性的优先原则,也根本不清楚:为什么应该认为,人们在那种原初状态下处于特定的位置时就不在乎欢乐和痛苦,或者,如果他们并非如此,为什么应该认为他们对欢乐和痛苦的关心是与道德无关的。

  

   四、基本能力平等

  

   这样就导致了进一步的问题:我们是否无法把罗尔斯式平等和以两种福利主义观念为指导的平等的理由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借助它们的某种平衡来构造一种恰当的平等理论?现在我想简要地论证一下,为什么我认为也许能证明这种方式能提供简明的信息。如果出于报酬而非幸福的考虑提出的要求被公认是合理的,那么当然,就可以很容易地断定这一点。非剥削和非歧视都要求,信息的使用不应完全受功利或基本善的制约。其他的权利观念也可以发挥作用,而不是仅仅关心个人的幸福。不过,我并不想在下面介绍这些概念。我的论点是,甚至连需求这个概念也无法通过基本善和功利方面的知识得到适当的广泛论述。

  

   我将运用一个个案推论论证。我们还是以处于边际效用劣势的跛脚人为例。我们已经看到,功利主义不会为他做什么;事实上,功利主义所给他的收入将低于与他的身体相适应的收入。差别原则对他也不会有什么帮助,只会加剧他的劣势。可是,在字母排序最小化原则下,更一般地在促进总体平等标准下,他就会得到优惠的待遇。他的总效用水平较低是他提出要求的基础。不过,现在设想一下, 由于还存在着其他一些使人获得满足的要素,因而除了身体障碍以外,他在获益方面并不比其他人处境差。这可能是因为,他生性是个快乐的人;也许是因为,他的欲望水平较低,一看到天空中的彩虹心就扑通地跳;或者是因为,他是个教徒,觉得他来世会得到回报,或者他心甘情愿地承认,他所得到的正是因他前世作孽应得的惩罚。重要的是,尽管他在边际效用方面处于劣势,但他的总效用不会再被剥夺。这样,甚至字母排序最小化或任何其他注重总效用平等的观念,对他也不会有太多的帮助了。如果我们仍然认为,作为跛脚人他的有些需求应当得到满足,那么这种主张的基础显然既不是边际效用较高或总效用较低,当然也不是基本善被剥夺。

  

   可以论证,在整个这一框架中所缺少的是某种“基本能力”概念:一个人有能力做一些基本的事。在这里,到处活动就是一种与我们的问题相关的能力,但是,人们还可以考虑其他能力,例如,满足一个人的营养要求的能力,购买衣物和住宅的财力,参与共同体的生活的体能。与此相关的迫切需要概念既不完全受功利或基本善的制约,也不受这两者的任何组合的制约。基本善由于关心有益的事物而遭遇了拜物教的障碍,尽管有益的事物的清单所划定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各种权利、自由、机会以及收入、财富和自尊的社会基础,但是基本善关心的仍然是有益的事物,而不是这些有益的事物对人类会有什么影响。另一方面,功利所关心的是这些事物对人类会有什么影响,但它所使用的衡量标准只关注个人的精神反应而不注重他的能力。基本善与功利的结合仍然缺少某种东西。如果证明,即使找不到边际效用的论据(因为开销昂贵),即使找不到总效用的论据(因为跛脚人很有争议),即使不存在基本善被剥夺的情况(因为别人有的东西他也有),也应当把财力用于消除或实质性地减少跛脚人的障碍,那么,出现这种情况肯定是基于其他理由。我认为,应当讨论的是,对作为基本能力的需求的解释。这种对需求和利益的解释常常隐含在对平等的要求之中。我将把这种平等称之为“基本能力平等(basic capabilities equality)”。

  

   可以这样理解,基本能力的关注点,乃是罗尔斯对基本善之关心的自然扩展,即把注意力从有益事物转向了有益的事物对人类会有什么影响。罗尔斯本人还是参照能力来对基本善方面的优势进行判断的,尽管他最终对有益事物的关注是这样的:关注收入而不是收入对人的影响,关注“自尊的社会基础”而不是自尊本身,等等。如果人类彼此的状况非常相近,这不会造成多大问题,但是有证据表明,在人与人之间,从善到能力的变化是实质性的,前者的平等与后者的平等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

  

当然,“基本能力千等”这个概念也有许多困难。尤其是,编排诸多基本能力的索引就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在许多方面,它很像是在罗尔斯式平等范围内编排诸多基本善的索引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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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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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哲学》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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