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冬虎:北京地名的伪俗词源举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03 次 更新时间:2008-10-05 21: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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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冬虎  

  ”②这里的“彰义门”,就是采用了民间对“广宁门”约定俗成的别称。那么,“广宁门”是何时何故改称“广安门”的?在这个问题上,今人制造了许多想当然的伪词源,并经多种书刊的递相转述而传播开来。坊问最为流行的说法是,清代为避讳道光皇帝的名字“曼宁”,把“广宁门”改为语义并无多少差别的“广安门”。比如:

   1、“广安门在外城之西,清因明旧。原名广宁,清以避帝讳,而改宁为安”③。

   2、“道光年间为避宣宗(曼宁)讳,改广宁门为广安门”;“清道光元年(1821年),为避宣宗曼宁之讳,改称广安门”④。

   3、“1821年清宣宗爱新觉罗曼宁(年号道光)即位,为了避讳,把广宁门改为广安门,至今沿用下来”⑤。

   4、“西便门的西南是广宁门,清时为避道光皇帝曼宁讳,改‘宁’为‘安’,称广安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清宣宗曼宁即位,曼宁之‘宁’与其时外城的广宁门之‘宁’相同,在帝制时代,这是不允许的,于是将广宁门改为广安门”⑥。

  暂且举这几例。为避讳帝王及其祖上的名字而更改地名,是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的一种社会现象,清代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已进行了详细阐述,这里不再赘言。上述著作都认为广宁门是因避讳道光皇帝的名字而更名,或含糊地表示发生于道光即位之后,或明确指出是在道光元年(《清实录》记载,曼宁于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即公元1820年10月3日在太和殿即位,次年改元。上举第3条说他在1821年即位显然是错误的)。虽然言之凿凿几近异口同声,但没有一人说明自己的结论是依据何种史料得出的,这显然不足以打消读者的疑虑。与此相反,道光以后的文献却提出了大量反证,请看:

  1、《清宣宗实录》:道光元年七月戊辰(1821年8月17日)谕内阁:“本日朕已行至西安门。先据方寿畴奏报,前途桥道多已冲毁。复据英和奏,亲至广宁门外查看,大道水深四五尺,人马断难行走,不得已暂行还宫。”⑦

  2、《清宣宗实录》:道光元年九月乙亥(1821年10月23日),“赏广宁门外普济堂煮赈小米三百石”⑧。

  3、《清宣宗实录》:道光二年九月乙未(1822年11月7日),“赏广宁门外普济堂煮赈小米三百石”⑨。

  4、光绪十二年(1886年)成书的《光绪顺天府志》:“外城环京城南面,……西为广宁门”;“广宁门大街,俗称彰义门大街。义或讹仪”⑩。

  5、初版于1931年的陈宗蕃《燕都丛考》第3编:“广宁门大街以南,其西地多空旷。”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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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91《郊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②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8页。

   ③余綮昌:《故都变迁记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113页。此书于1941年写成。

   ④宣武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北京市宣武区地名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21、36页。

   ⑤张清常:《北京街巷名称史话》,(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1页。

   ⑥王彬、徐秀珊:《北京街巷图志》,(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年,第153、194页。

   ⑦《清宣宗实录》卷21《清实录》.(第3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85页。

   ⑧《清宣宗实录》卷23《清实录》(第3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25页。

   ⑨《清宣宗实录》卷41《清实录》(第3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42页。

   ⑩[清]周家楣、缪荃孙等:《光绪顺天府志》之《京师志一·城池》、《京师志十四·坊巷下》,(fie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409页。

  ⑾陈宗蕃:《燕都丛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98页。

  

  《清实录》与《光绪顺天府志》都是官修的文献,纂修者绝无故意漠视国家法律乃至太岁头上动土的必要。如果“广宁门”确实在道光即位后被朝廷明令改为“广安门”,那么,实录所记载的大臣奏折,断不敢冒着“大不敬”的风险继续使用“广宁门”一名,皇帝的谕旨也不会带头出尔反尔;编纂《光绪顺天府志》的缪荃孙、朱一新等饱学之士,记录了“广宁门”以及由它派生的“广宁门大街”,却没有谈到因为避讳而改“宁”为“安”之事,也足以证实朝廷不曾发布改名的法令。即使是民国时期的《燕都丛考》,所列的外四区街市仍然包括“广宁门大街”。如此看来,所谓清代道光年间(或以后的某个时候)为避讳而改“广宁门”为“广安门”的种种说法,实属缺乏文献依据的向壁虚构,不论他们的写作背景如何,都有意无意地提供了关于“广安门”语词来历的伪词源。澄清这些辗转抄录的道听途说在公众中造成的混乱,正是宣传科学的地方文化所必需的步骤。

  既然如此,“广安门”一名是如何产生并逐渐取代了“广宁门”的呢?《光绪顺天府志》在记载粥厂、水局时,根据《大清会典事例》摘录的“增寿寺饭厂,顺治七年设,在广宁门大街”,采用的是当时法定的地名;而记录实地调查情况的《采访册》,如“勉善善堂,嘉庆初年设,在广安门内王子坟口内”、“广仁善堂,光绪六年设,在广安门内烂面胡同”、“资善水局,……在广安门内大街”之类,则采用了“广安门”这个后起的名称。甚至光绪八年九月二十五日(1882年11月5日)的上谕,也有“广安门内广仁堂,收养无依童幼,并分助守节妇女”之语①。光绪九年(1883年)大学士宝望等人的奏疏,则称“拟请嗣后安定、东直……广安、右安十三门,均由监督拣派廉勤人员”②。同地异名的两个称谓在一卷书中同时出现,既显示了光绪年间“广宁门”的官方地位,也反映出“广安门”已扩展到朝廷公文之中的事实。“安”与“宁”的语义一致,北京有许多带“安”字的城门和道路名称,这样的改名应当出于地名使用中的渐变。刊行于1930年的《燕都丛考》第1编,记载外城各区的界线时已多次使用“广安门大街”之名,而在叙述街市分布时则与“广宁门大街”交替使用③。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与“广宁门”含义无差的“广安门”,不可能是清代官方为避道光皇帝之讳而更名的产物,而应当属于百姓日常使用中约定俗成的异称;它们最晚在光绪年间并行于朝廷公文与官修文献中,到民国时期逐渐由“广安门”取代了“广宁门”的官方地位;关于“广安门”因避讳而得名的种种解释,都应归人与史实不符的伪词源之列。

  

  三 四川营与棉花胡同

  ——古今伪词源的讹传

  

  文学作品对地名及其语源的虚构,是艺术的需要;民间口碑资料中的演义成分,是口耳相传的自然积淀。属于学术范畴的地名史源探讨,却必须把伪俗词源与历史事实区分开来,否则势必造成地名语源的本末倒置,附系于地名的其它内容也将失去根基。如果类似的论述出现在学术出版物中而被读者信以为真或继续转引,其误导的范围就越来越大了。北京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路北,有一条胡同称为“四川营”,附近又有“棉花头条”等十多个从“棉花胡同”派生命名的街巷。古今文献对它们命名缘由的记载,既有传播于民间的俗词源,更有一些需要辨正的伪词源。

  这里且以刊登在不定期学术论文集《北京史苑》中的《四川营与秦良玉》④一文为例。该文写道:

  这条胡同为什么叫四川营呢?原来这个地名和明末著名民族女英雄秦良玉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光绪《顺天府志》载,“四川营,有延安、四川诸会馆”。这个四川会馆,据《藤阴杂记》讲,似是“秦良玉勤王至京,驻师于此。后改石芝庵,旋做会馆”。《宸垣识略》载,“四川营在虎坊桥路西迤北,为四川石砫女帅秦良玉屯兵之所,因名”。张次溪的《燕京访古录》也说,“秦少保良玉,曾率白杆军来燕勤王。驻兵于宣武门外四川营。其遗址,川人乃筑会馆以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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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清]周家楣、缪荃孙等:《光绪顺天府志》之《京师志十二·厂局》,第316—329页。

   ②[清]周家楣、缪荃孙等:《光绪顺天府志》之《京师志十一·关榷》,第307页。

   ③陈宗蕃:《燕都丛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9、589、598页。

  ④马书田:《四川营与秦良玉》,《北京史苑》(第1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年,第352—354页。

  

  文章在介绍了旧时会馆中的秦良玉神位、横匾等之后,又根据《明史·秦良玉传》,叙述了她在家乡四川组织“白杆军”的经历、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与崇祯三年(1630年)两次率兵北上解救京城危急的简况(按:《明史·秦良玉传》载“泰昌时征其兵援辽”,则第一次北上不是在万历四十七年,而应在下一个年份——泰昌元年,即公元1620年),并引用了《宸垣识略》关于崇祯皇帝写诗褒奖秦良玉的文字。该文作者接着写道:

  秦良玉北上勤王时,她率领的四川军队曾驻扎在宣武门外“虎坊桥路西迤北”的胡同里,后来,这条胡同就叫做“四川营”了。在驻扎四川营的空闲时间,秦良玉曾叫部下和女眷们纺棉织布,因此附近的一些胡同就被叫做“棉花胡同”,有棉花头条、上二条、下二条等十几条棉花胡同。

  但是,该文引用的几则史料,却不能完全支持作者试图证明的观点。乾隆时人戴璐《藤阴杂记》的记载,原文是“四川营四川会馆,相传秦良玉勤王至京,驻师于此。……”①。这里的“相传”二字最为关键,表明有此传说但未得实据,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行文态度。与戴璐同一时代的吴长元《宸垣识略》,则明确肯定四川营是由于曾为秦良玉屯兵之所而得名。《光绪顺天府志》只谈到四川营有四川会馆而未及其它。民国时人张次溪《燕京访古录》的那段话,不见于该书1934年中华印书局版,从《四川营与秦良玉》排列上述几条史料的前后顺序看,应是转引自陈宗蕃《燕都丛考》对“四川营”一名的注释文字,接下来的几句是:“邻巷棉花胡同,闻系少保当年曾在此地施屯田政策,令其军士纺织棉花,地以人传,后人遂以此名之。”②这也正是《四川营与秦良玉》末段解释“棉花胡同”得名缘由的资料依据,但张次溪“闻系……”的推测语气在这里已被变成明确肯定的叙述,而把“令其军士纺织棉花”增益为“曾叫部下和女眷们纺棉织布”,更是于理不合的想当然。即使是杜甫《新婚别》诗中描写的新媳妇,也懂得“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的道理,而从三千多里外的四川石硅火速进京准备与敌交战而不是游山玩水的秦良玉所部,竟然还带着一批“女眷们”,这位军队统帅的见识也太令人匪夷所思了吧?

  从戴璐到张次溪,都不曾否定秦良玉北上勤王的史实,但也大致以民间传说来看待四川营的得名与秦良玉的关系,而没有像《四川营与秦良玉》那样完全混淆了传说与史实的界限。实际上,作为胡同名称的“四川营”,早在秦良玉之前就已存在并被记录下来。明代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载,南城宣北坊有“四川营”,附近有“麻线胡同”、“魏染胡同”、“山西营”、“骡马市街北草场胡同”等胡同③。这个“四川营”的所在地即今“四川营胡同”,周围的几条胡同依次相当于今天的红线胡同、魏染胡同、山西街、西草厂街。张爵之书作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四川营”一名的产生无疑应当更早。即使以这个年份算起,秦良玉北上的泰昌元年(1620年)与崇祯三年(1630年),也已分别在此后的50至70年了。至于《宸垣识略》关于四川营与秦良玉的记载,并不见于该书依据的蓝本《日下旧闻考》,显然是吴长元辑录时增补的结果,该书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初刻,已比张爵晚了将近230年。由此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四川营”的产生年代远在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之前,其命名原因可能与此前来自四川的一支军队有关;明泰昌与崇祯年间四川女将秦良玉两次北上勤王之事见于《明史》,但关于第一次驰援辽东的那些文字与她是否到过北京无涉,第二次北上期间受到崇祯召见并有“良玉自京师还……”的记载,却也不能证实她率领的那支军队也随之到过京城;退一步讲,即使秦良玉的川军有可能驻扎在北京南城,也与几十年前早已载入地方文献的“四川营”的起源毫不相干,由此派生的关于“棉花胡同”的词源更属主观臆测。从《宸垣识略》把秦良玉的事迹作为“四川营”得名的依据开始,尽管戴璐、张次溪等人已正确地把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为民间传说来对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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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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