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发云:周文之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51 次 更新时间:2008-08-31 21: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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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发云 (进入专栏)  

  刘元士不在这六十一人之列,但他与杨献珍、安子文等人在草岚子监狱共同度过一段艰难的岁月。

  而杨献珍被捕,是因为此前中共顺直省委交通科科长周斌(周仲英)和秘书长徐子文(安子文),以及由组织安排刚从上海到天津的陈伯达(被捕后化名王通),在天津英租界集贤里中共顺直省委招待处被捕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指派胡鄂公、杨献珍乘船从上海到天津,‘设法通过一切关系,尽一切可能营救天津被捕的同志出狱’。他们积极活动,四处奔走,始料不及的是,1931年7月24日杨献珍在北平虎坊桥刘少白家被捕。

  这一段极其复杂曲折的革命斗争经历,使得刘元士、杨献珍、陈伯达、安子文、薄一波、刘少奇之间,结下了非同寻常的情谊。”[15]

  也是这样一段非同寻常的情谊,让上述各位在文革中陷于灭顶之灾,那就是当年轰动全国的“61人叛徒集团”案——不过这已是后话。

  三反甄别开始之后,“杨献珍便向刘少奇、安子文汇报了他个人的看法:他不相信刘元士是‘老虎’。安子文等来重新审查,结果证明刘元士没有贪污行为,遂取消了扣给刘元士的‘大老虎’的帽子。”(孙春山《无悔人生•杨献珍》)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方面并没有给出有力的甄别平反材料,也没有查出任何逼供信捏造罪名的事实。对此,朱鸿昭诘问:“如此严肃的组织行为,如此认真的内调外查,如此负责的政治态度,如此确凿的经济数据,为什么很快就被全部推翻了呢?甚至连刘元士自己本人已坦白承认的事实都置之不顾?原因很简单,正是因为这份材料的确凿可靠,才有那么大的份量,足以动摇与刘元士有利益关系者的地位,于是,招致政党政治体制中某些利益群体的迅速反击。”

  5月,继刘少奇来到马列学院之后,安子文也到马列学院作报告,将问题引向周文的政治野心:“周文在此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三反一开始就对准献珍的,那就很不应该的。马列学院在三反中有一股歪风,周文要负很大责任的。犯了这个错误,应受适当处分。”

  这样,1952年5月以后,虽然马列学院开展的仍然叫“三反运动”,但内容已经转变为周文的清算。

  其后近两个月,周文陷于无休无止的批判,检讨,再批判,再检讨却无法过关无法解脱的屈辱与苦难之中。他甚至需要拿了检讨书,到一个一个学员班去念去征求意见……

  在最后的时刻,他去找副院长陈伯达申诉。在1952年5月19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晚上和伯达同志谈我最近对学校工作的意见,我谈话时很激动,哭了,但我又忍耐着。我希望他最近多注意学校的问题,帮助加以解决。我也谈到我近来的痛苦,这痛苦是这两年就积压下来了的。”[16]

  陈伯达的冷漠与偏向,给了周文最后一击。

  早年失怙,家族倾轧,母亲专断,婚姻不幸,周边世界又是那么残酷污秽,这些在周文性格中烙下了深深印记。他内心敏感而丰富,却喜怒不形于色,连他那些写生死搏杀的文字也是冷峻克制的。不似许多五四以来的作家诗人那般多情浪漫。在我读到的所有文字中,第一次见到他说自己哭了。并说到自己的痛苦已有两年之久。

  周文青年时代就职多次,一旦不适便会拂袖而去——包括一些在人看来安稳舒适的肥差。但此刻,他只能痛苦,只能饮泪,只能任由一张无形的罗网将自己紧紧缠住而不得脱身。

  6月29日晚,安子文在中组部亲自主持会议,马列学院党委会全体同志和各班班主任参加,对周文进行批判。会议从晚上7点开到次日凌晨5点,周文的检讨仍然没有获准通过。

  周文是一个过于自尊的人,在这危难的时刻,在这绝境之中,他没有求助于将他调来北京的周恩来,也没有诉诸于将他的报告转发全国的毛泽东。他宁愿自己独自承担这一切。

  周文将母亲接来之后,努力竭尽人子之孝,每晚都要去母亲卧室请安,然后回自己房间,再工作到夜深。6月30日午后,也就是经历了通宵批判之后,周文从城里回到西郊的马列学院,他对母亲说,许多天没有睡好,今晚就不来了。母亲不知道,这是儿子最后的诀别。

  周文回到房间,在外间桌子上放置一张纸条,然后将卧室门闩插上了。

  第二天午后,母亲来叫周文,叫了三次,都没有动静,老人捅破窗纸,从窗棂中看去,他躺在床上,满嘴白沫,一动不动。母亲叫来人破门而入,周文已经死去。

  外屋桌上,有周文放着的一张纸条。笔耕一辈子的周文,最后留下两句非常朴素的话: “我要好好睡睡,请不要叫醒我。”

  后来,在周文口袋里发现了一封给安子文的短信:“我的错误是很严重的,我是诚恳接受党的任何处分的。我在近月来对自己作了痛苦的斗争,决心彻底检讨自己的思想。我在前天晚上的检讨,在我自己觉得是把我自己的思想毛病都检讨出来了,我是下了很大决心来说出我这些毛病,并决心来改正这些毛病的。但是昨天晚上有些同志又对我提出许多疑问。当然也由于我有这样的错误,所以才引起别的同志的种种猜想。我自己的毛病是严重的,但我绝对没有害人的思想。但我自己觉得像在这样形势,我已无法说清楚了。我实在很对不起党,实在是很难受的。”[17]

  当时常住城内全国妇联机关的郑育之赶回来,悲恸之中,对周文死因有疑。因为几天前她与周文分别前,周文还说起想通过丁玲,冯雪峰重返文坛。

  马列学院迅速宣布周文为自杀。

  数十年来,关于周文的死,在不同语境、不同政治气候下,一直有着不同的解说——自杀,病逝,药物过量,便是对那一份结论模糊的尸检报告,也做出着不同解说。

  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死因常常比死本身更为重要。

  当“自杀”成为对一个人最后一击的锐器时,杨献珍们选择了“自杀”说。

  当杨献珍们又成为毛泽东的政治对手时,毛泽东说:“周文同志之死是被迫死的,如不受压迫,他不会死,此点我看没有疑义。”晚年毛泽东,依然是一个语言大师,他没有说自杀,也没有说不是自杀,只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被迫死的”。

  而郑育之和周文的大多亲属,多年以来一直坚持“药物过量”说。除了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之外,“自杀”在中国的政治词典中的特殊含义以及紧接而来的严重后果,也许是重要原因。死,成为一种最后的不自由。

  看了周文最后岁月的一些文字,我忽然觉得,他已经心死。

  其实,与他之后罹难的57年人和66年人相比,他在52年的遭遇,已经是非常温良恭俭让了。

  他是文静的,又是刚烈的。他是坚韧的,又是脆弱的。如一团泥,烤着烤着,最后突然迸裂。

  周文的一生,是一个艰苦卓绝自我奋斗的底层知识分子与一个严于律己无私无我的革命党人组合的宿命。他的前期,充满着追求光明,追求自由,追求有个人价值之人生的热情与意志。他的后期,在一个严峻的环境中,一直担承着沉重浩繁的事务工作,成为一架革命机器中超负荷运行的部件,并直接为当时铁的规律所左右。这种由自由知识分子向革命意识形态工作者的转换,是“五四”以后,许多文化人的道路。

  混浊社会中的青年知识分子与革命有着天然的联系,被文学之光照耀着的周文,心怀对黑暗时代深恶痛绝的周文,走上社会革命道路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尽管他没有在文学写作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但就是那短短几年中的创作,也足以能奠定他在现代文学中的地位。这也是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之后,周文依然能以他的文字而存在的原因。

  从一个自由写作的左翼作家,到一个严酷环境中党的工作者,是周文一生重大的转折。这个转折,似乎在冥冥之中,也决定了他的命运。

  周文死在建国初期,是幸耶?还是不幸?说不幸,可以说,周文为一个崇高的理想,跋涉山山水水,历尽风风雨雨,甚至放弃自己一生所爱的文学事业,终于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伟大变化,并在这变化中获得了自己该有的地位与声望,却在这花团锦簇时刻绝望离世,并给家人后代带来长久的阴影和苦痛。说是幸运,往后看一看其后数十年中,一轮又一轮的政治动荡,他能够一次又一次的躲避过去吗?如果万幸能躲避过去,又能保全自己不被一次又一次的污染与亵渎吗?看看在他之前已经历尽坎坷但活得比他更长久的那些人:胡风,丁玲,冯雪峰,夏衍,田汉,艾思奇,靳以,以群,吴奚如,聂绀弩……有谁能够平安渡过一轮又一轮的汹涌劫波呢?甚至包括当时与周文发生龃龉并给了他许多压力的人们,后来也河东河西,或久羁牢狱,或死于非命。

  这些人大多是周文的挚友、师长甚至生死之交,即便他有幸没有被列入另类,他又能逃脱装作一脸凛然向这些人大吐口水的窘境吗?又能逃脱刚刚吐了人家口水又被人家的口水淹没的羞辱吗?周文去世三年,胡风落难,他当年那些至交好友瞬间变脸,用最锐利最恶毒的语言砸向他,最惨的当算丁玲,胡风案尚未落幕,她就落入“丁陈集团”陷阱,整个抗战时期与胡风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的老舍,闭眼就说他是美蒋特务,十一年后,1966年酷夏,老舍遭受更加猛烈的折磨之后悄然投湖自杀……周文如果活下来,会如何对胡风?对丁玲,对冯雪峰?对那些曾经敬重或喜爱的文友?这真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文的早逝,让他避免了更多的不堪,煎熬和凌辱,让他保留了些许人格的清白与单纯。

  周文后半生撰写公文无数浩如烟海,大多还可以看成职务之为,检读他的各类文字,有两篇以个人名义写的杂文让我印象深刻。一篇是批判王实味的《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18],写于延安讨伐王实味的高潮之中。文字当然是那种充满教条主义挞伐之气的,有许多看似说理其实蛮横的东西,和他原来的文风相去甚远,但和当时许多谩骂之作相比,还是多了一份克制,特别是他还称了一声“实味”。另一篇是《关于武训“苦行”和“兴学”》,也是干涩空洞,既无见解也无性情,但是,周文内心的一丝温情总是掩藏不住,到得后来,还是说了一句很不合时宜的话:“当然,陶先生是热心民主主义教育事业的,他后来在政治上有很大的进步。武训算什么东西呢?那是根本不能和陶先生相提并论的……” [19]不过,我心里总有一种后怕。如果周文一直这样勉为其难地活下去,会不会也像他当年在左联党团的同仁周扬一样,终于炼成了一根无往不胜的金箍棒呢?

  与周文同代的人们,在其后的五十多年中,几乎都已相继离世。时至今日,周文又被人们记起,我想是因为他的为人——有时候,一个人的人格品性,比他一时的对错正误,存在得更长久。况且,周文还留下了他的作品——特别是他早年的作品,因为他对生活独特的感受和记录,因为他尚在一种自由的表达之中,那些作品将具有更加长久的生命力。”

  周文的第一次出川,是对旧式家族桎梏与黑暗社会网络的一次勇敢冲决。

  周文的第二次出川,是进入了一架更加严密更加强大的革命机器。这一次,他再也无力冲决,几乎所有进入的人都无力冲决。

  而周文之死,似乎是一代左倾知识分子命运的先兆。

  1994年,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了“周文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从那开始,十多年来,关于周文的各类学术,纪念活动已有十多次。关于周文的书也出了不少。今年是周文百年诞辰,北京,上海,四川荥经分别开了三个会。周文夫人郑育之数年前以九十高龄谢世,他的儿女们也进入了老年。活动完了,他们多少都有些伤感,说:怕是最后一次了。

  也许是。

  但是,关于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命运的话题,还远远没有说完。

  

  2007年6月8日 初稿于武昌关东

  2007年11月9日改定于武昌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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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周文自传》,周文手稿影印件,1940年2月。

  [2] 《周文自传》,周文手稿影印件,1940年2月。

  [3] 《周文自传》,周文手稿影印件,1940年2月。

  [4] 郑育之:《多年的心愿》,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4月。

  [5] 郑育之:《掩护召开世界反帝大同盟远东会议的经过》,《鲁迅研究资料》第5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

  [6] 《周文自传》,周文手稿影印件,1940年2月。

  [7] 郑育之:《王稼祥同志在上海养伤的日子里》,载《回忆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85年。

  [8] 《周文自传》,周文手稿影印件,1940年2月。

  [9] 《周文自传》,周文手稿影印件,1940年2月。

  [10] 《周文自传》,周文手稿影印件,1940年2月。

  [11] 《中央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1951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548-549页。

  [12] 周文:《打刘元士“大老虎”的经验》,油印稿,第2-3页,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印(1952年2月20日)。

  [13] 周文:《周文的检讨》,油印稿,第16~17页、第14页。

  [14]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将他们称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经中组部调查证实,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是一个重大错案,给予彻底平反。1950年2月16日、1960年4月12日,在京部分原被捕同志聚集草岚子合影照相中,刘元士都参加。转引自朱鸿昭:《周文,走出延安的第一桩文人案》(周文研讨会会议稿)

  [15] 朱鸿昭:《周文,走出延安的第一桩文人案》(周文研讨会会议稿)。

  [16] 《周文日记》,手稿(1952年5月19日)。

  [17] 《周文致安子文信》,手稿。

  [18] 周文:《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解放日报》,1942年6月16日;《群众》第7卷第16期(1942年8月31日),第392~394、402。但是不知为何,在1980年5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周文选集》中,将此篇改名为《从鲁迅的杂文谈到王实味》。

  [19] 周文:《关于武训“苦行”与“兴学”》,《学习》第4卷(1951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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