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发云:周文之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51 次 更新时间:2008-08-31 21: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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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发云 (进入专栏)  

  都随了他们的主人永远埋入地下。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周文在第一时间里从冯雪峰那里得到消息,立即参与先生的一应后事,治丧,守灵,下葬。是为鲁迅抬棺的16位青年之一。当许广平母子处境危险的时候,又安排他们与郑育之父母一家同住数年,尽力保护她的安全。其后鲁迅的每一个忌日,在上海,在成都,在延安,周文都是纪念活动的重要发起者或组织者,写了许多关于鲁迅先生的文章。

  这一切,周文都很少说起,也很少见诸于他的文字,连到了延安之后的那份向党中央交心的万字自传里,也一字未提他与鲁迅那些足以耀人的私交和地下党时那些重要活动。周文是一个自尊的,内敛的,甚至是慎独的人。

  

  4·大风起兮云飞扬:在抗战的成都

  

  1937年抗战爆发。同年8月13日沪淞会战开始。周文放下了小说创作,写了一系列抗日救国的杂文、评论,诗歌。此时,因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在共产国际授意下,左联已经解散一年多了,上海的危势,也不可能再开展更大的文化活动。周文主动要求到四川去做统一战线的工作。他说:“我己懂得了许多,对于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工作的方式和方法,我更觉有了很多把握。潘汉年同志和冯雪峰同志都愿意我去,由潘汉年同志给我写一封介绍信到成都去找李一氓同志,并带一份关于成都救亡活动分子的秘密调查报告给李一氓去。”[8]

  1937年9月,周文经南京到武汉,找到胡风与董纯才,稍事停留后,又乘船入川经重庆到达成都。这是他7年前乘风破浪下江南时的同一条路线,只不过这一次是逆流而上。

  离家七载,周文返川。船入夔门的时候,不知他还记得当年永不还乡的誓言否?

  曾给周文许多关怀与帮助的恩师刘伯量先生,此时也在成都,任四川省政府设计委员会委员。周文一到成都,就去了文庙前街15号的刘伯量先生家,还在他家吃住了一段时间。周文说:“他这人是一个学者,爱好文艺,他知道我离开他以后的几年来,不断的努力创作,出过好几本书,在他看来在创作上是算得有了点成就,在社会上己小有地位,对我过去的对他断绝关系并不介意,而且对我更好些。我到成都就住在他的家里,从他那里认识了许多他的同事和教授之类,渐渐扩大我的社会范围,我到的第二天,正是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开成立大会的一天,他约我一同去参加,他还要我作一番演说。”[9]

  潘汉年要周文去接头的李一氓却没有找到,他已经到南昌新四军去了。周文立刻写信与潘汉年、冯雪峰说明情况。决定自己独立开展工作。

  7年前,周文以一个彷徨苦闷的文学青年之身出川,7年后,他重返故里,已是一个知名作家,文学组织者,坚定的革命者和成熟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者了。

  在这块当年被诅咒的土地上,周文如鱼得水,纵横捭阖。

  成都文艺界得知周文回来,为他举行茶话会欢迎会。他们希望周文帮助他们,领导他们。他为文艺工作者协会的朋友写稿,看稿,编刊物,和他们个别接近,去认识他们。周文还结识了川大的一些老作家老教授,如朱光潜,罗念生,谢文炳,陈翔鹤等。周文将二十余位知名作家教授上层知识文化界人士,组成成都文艺界联谊会,推动他们出版文艺刊物,又将七八十位文艺界青年组织为成都文艺工作团,周文参加了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在艺术委员会负责文艺组,又结识了成都的许多救亡活动分子,很快在成都打开了工作局面。胡风等人在汉口筹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周文与他常有联系,借冯玉祥,老舍来蓉之机,成立了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一时间,这座悠闲的古城热闹起来,雨后春笋般涌现出近百个文艺刊物。

  直到此时,周文依然是一个自食其力的自由职业者。经刘伯量介绍,他到设计委员会文化委员会任助理员。后又到成都市政府任科员,有了每月八十元的薪金。成都市长杨全宇是刘伯量的同学,对周文很好,使周文有更多机会来做他的工作。后来,在南京曾与周文一起做过创办文艺刊物梦的刘盛亚从德国回来,终于通过父亲筹到款项,与周文一起创办了《文艺后防》。

  到成都之后,周文才知道,老家的元配在失去周文音讯多年又听说他已经死亡的传言之后,改嫁他乡,不知去向。周文从荥经接来了母亲、七年未见的大女儿和出走后才出生的小女儿,郑育之也取道香港来到成都。周文一边做着自己的文化活动,一边过起了老少三代天伦之乐的家庭生活。在日后远赴陕北的时候,带上了一直未尽为父之责的两个女儿,于是,数十年后,才有了我的妻子李虹和我的岳母何靖康。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不可捉摸。

  许多年后,我和周文的成都老乡谢韬先生聊天,谈到周文为了工作方便,买了一辆自行车,还请了保姆,每月给工薪5元。谢韬先生说,5元?很高的工薪啊,那时候,请一个保姆2元就很高了,自行车更是稀罕物,比现在小车还时髦。

  周文并无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轻佻,也没有乱用自己在党内的身份与人脉,他将自己的使命深藏起来,以一个文化人本份踏踏实实做一些他热爱的工作。以至于一些左倾青年私底下说他很灰色。

  2007年7月,在成都,我寻访了许多周文当年活动过的遗迹旧址,秘密接头的努力餐馆,碰头聚会的望江楼,居住过的桂花巷,举行集会的人民公园,办过鲁迅纪念展的图书馆,还有他当年来来回回走过无数次的大街小巷……有些建筑还在,有些连一整条街巷都消失了,满大街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还有人记得当年那些个激越又紧张的日子吗?努力餐馆已经重新改建装饰一新,要不是招牌上那几个字,便是周文再世,也不会认出它来。他的老板车耀先是我少年时读《红岩》就铭记在心的人物,还有罗世文,朱亚文,这些周文当年的战友,都死在他们的梦想即将实现的时刻。

  1939的一件事情,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

  设于抗战前线二战区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聘任周文去做教授。周文后来说:“一个从事文艺工作的,在这抗战期间不到前方或其他地方走走是不会写出有力作品来的。我很想到延安来走走,再到前方去。我把这事提特委讨论,特委同意我来延安。恰巧林老(林伯渠)、吴老(吴玉章)、王明同志到成都,他们向我说,还是到民大去的好,到那里可以埋藏下来在那里工作。我便决定往民大去。”[10]

  

  5·擎火出剑阁:向延安

  

  1939年12月10日,周文带了妻女和一百多名在川招收的民大新生,从成都出发,开始了五十多天,三千多里的长途跋涉,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1940年初,周文第二次出川了——出剑阁,翻秦岭,下咸阳,走到西安附近,传来民大生变,阎锡山和共产党闹磨擦了。于是带上队伍直奔延安。

  1940年2月2日,周文和他的队伍到达延安。

  生活就在那一瞬间改变了样式——那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是以一种庄严,热烈,严谨,朴素并不可变更的方式呈现在他的面前的,几乎所有的人一进入这样的新生活,都会热血沸腾。

  一踏上延安的土地,首先前来迎接他们的是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和他的团员们。柯仲平与周文紧紧拥抱,然后将他们送到青干校落脚,召开欢迎大会,冯文彬致欢迎词。周文一家先被安排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下榻。第二天,丁玲接周文一家到延安文协的窑洞住下,那是他们的新家,再也不需要自己东搬西迁找住处了。一天三餐都由组织供给,再也不需要奔波一天回来还要用汽油炉子煮泡饭了,这里没有工资,但是一应物品都由组织上供给,还有免费的医院,卫生所,和上门服务的医生和护士,再也不需要用稿费养家糊口治肺病了……

  周文到延安的第三天,在延河边遇见毛泽东。这位日理万机的领袖似乎对周文并不陌生,当即就约了周文去他那儿谈话。毛与周文的谈话连续进行了数日,关于周文三十年代的工作情况。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二个口号的论争。关于白话文、文言文、大众语的论争。关于第三种人。关于鲁迅先生的逝世,及鲁迅先生对他的培养。然后伟大领袖给他安排了工作——办一个大众读物社,以提高边区军民的政治文化水平。

  本想到延安后,安安心心坐下来写作的周文,几乎没有任何犹疑地遵从了毛泽东的安排,迅即到边区党委报到,研究社址经费、物色编辑人员,通过中组部调进胡绩伟任《边区群众报》主编,张思俊、白彦博任通讯科正副科长,林今朋、庄启栋任丛书木刻科科长,赵守一任编辑科科长,还调入了胡采、方之中、高茜规、朱明、杨蜚生各类工作人员。很快,连报社的办公窑洞也打好——是丁玲主持设计的,窑洞内有土沙发、土床架、土书架、土食品架等。一切都是这样高效,快速,井井有条,和上海滩的那种自由散漫各执一词判若天壤。那时候,可以不辞而别,可以请假养病,可以争辩,可以抗拒,可以把论战打到各种报刊媒体上去,也可以随意就不参加活动了。

  这里的一切都是全新的。都是周文从未经验过的。

  周文带着家小和一百多新生从成都出发的时候,曾向那位做了军官夫人的表姐借了200大洋,以备路途不时之需,到了延安,才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偿还能力了,也没有钱来赡养家中老人。他跟周恩来说起此事,周恩来在一次去成都时,带了周文的亲笔信,亲自登门偿还了这一笔债务,同时安排四川有关人员,照顾周文家人,一直到后来周文接母亲进京。

  周文从踏上延安这块土地的第一天起,便进入了他人生中的急速运转时期,开始了他长达12年的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及意识形态宣传的组织和领导工作。直到1952年7月1日嘎然而止。我手里一部长长的周文年表,这一段时间的各类活动,占去年表篇幅一大半,满满当当几乎都是以日记载的,一天紧跟一天。

  周文到延安的第一个职务是大众读物社社长,兼任《大众文艺》主编,同时还任职于中华全国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新文字协会、延安反侵略分会一些社团组织。此后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陕甘宁边区秘书长,晋绥分局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晋绥《抗战日报》社和《晋绥大众报》社长,中央马列学院秘书长兼中直常委纪检会委员……许多时候身兼数职。那是他一生中工作最繁重的时期。

  与周文年表中密集的工作记载相反,赴陕后的12年里,却再也见不到与他内心相关的文字了,也见不到他一生钟爱耿耿于怀的文学创作。

  有一个问题一直让我好奇,周文,这个被自由,民主,思想解放为标志的五四精神滋养的文化人,以他的出身,经历,个性气质,社会关系,文学背景及思想观念,是如何经历了踏上延安土地之后,那些疾风暴雨的岁月——特别是长达三年的延安整风?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想看看第二次出川,来到革命的摇篮新中国的发源地延安后,周文的内心世界。

  1942年,周文也参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刚刚结束,高层一声“特务如麻”,边区顿时坏人遍地,整风运动迅速升级,晋绥,晋察冀,太行根据地也一片风声鹤唳。大批党政文化干部,特别是那些白区来的大小知识分子顿时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人人自危。周文的师友同道也一个个陷落。《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第一个被送上祭坛,紧接着是周文的入党介绍人,被毛泽东誉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丁玲,然后是他们夫妇在上海地下党领导,直接在周恩来手下工作的吴奚如,还有艾青,肖军,艾思奇……数以万计的“国特”、“日特”、“CC”、“复兴”、“汉奸”、“叛徒”、“红旗党”被揪出。关押,批斗,肉刑,自杀,逃跑,痛哭流涕或乱说乱咬,成为这些知识分子拥抱新生活的第一份作业。

  从1927年江西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始,中共的党内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在偏安一隅的延安,开展如此漫长,如此浩大,如此残酷的运动,确实让人匪夷所思。这一切,都是周文从未经历过的——当那些师友同道历尽屈辱甚至丢了性命的时候,他内心又是何种状态呢。他这个出身旧式家庭,有过复杂经历,两次被捕,长期在白区工作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躲过劫难反而一步步升迁的?依他当年在上海滩与傅东华先生论战的脾性,他又是如何免却了口舌之灾的?

  我一直想看看他的日记,他的信件,和所有与他内心有关的文字,竟都没有。

  八十年代初期,我出差上海,在郑育之(当时我已随夫人李虹叫她姥姥了)家住了几天。第一次见到这位与中共许多重要人物打过交道的上海滩上传奇人物。让我很意外——她已经全然一副里弄老太的模样,一身灰暗的老式春秋装,短发花白凌乱,步履琐碎,家里乱得一塌糊涂,信函,文件,书刊一摞一摞堆得到处都是。郑育之极节俭,周文家的后代,都能说得出郑育之几件“抠门”的故事,旧信封要翻过来用,写东西常在字纸的背面,所有的废旧零碎都宝贝一样收藏着,买一只咸蟹切八瓣当一家人的下饭菜……我陪她去买菜,两只萝卜,一把小葱,几两肉。只有一样,为了周文的事儿,多少钱都舍得花出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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