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锐捷:国家政策调整对中国农民收入与消费影响的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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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57%的农户担心工资难兑现,48%的农户认为政府缺乏有力组织和领导,25%的农户担心外出务工安全及生活不适应,8%的农户认为外出务工费用高。

  当问及“您上年外出今年没有外出,或者您不愿意外出打工的原因是什么?”在所有的调查户中,第一个原因选择“找工作难”的占48.0%,19.8%的人选择“缺少技术”;在第二个原因中,24.1%的人选择“找工作难”,17.9%的人选择“拿不到工资”,选择缺少各种信息的人也占到14.0%。

  (五)现行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适应农民对资金的需求,限制了农民增收的来源

  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万多农户的常规调查,2003年,有借款的农户占调查农户总数的19.5 %,与1995年持平;每户年内累计借款金额为10875.8元,比1995年增加了近2倍。在农户借款中,银行和信用社贷款占31.8%,比重有所上升;私人借款占63.9%,比重稍有下降。农户借款用于生产经营的部分占52.2%,用于生活消费的部分占47.8%。与没有借款的农户相比,借款农户的家庭生活负担很重,生活消费支出相当于家庭纯收入的86.2%。

  由于中国绝大多数农民的家庭经济规模很小,其消费模式还保持着传统特色:省吃俭用,集中用于建房、婚嫁和子女教育上。特别是近些年,陈规陋习的影响越来越大,逼得许多农民不得不借债来“办事”,在农户的借款构成中表现为生活性借款比重增加,在农户的消费支出构成中则表现为举债消费增加。过多的借债给农户带来沉重的生活压力。

  (六)现行的农村卫生和教育体制不能适应农村发展的需要,制约了农民增收的潜力

  我们利用全国农村观察点314个村2003年的抽样调查资料,对东、中、西部不同地区农村的社会发展程度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基础教育和基本健康水平是体现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和发展程度之间差距的主要方面,人力资本的状况预示着今后的发展潜力和农民的增收潜力。根据本研究的需要,主要选取农村卫生、教育的状况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现行的农村卫生和教育体制不能适应农村发展的需要,限制了农民增收潜力的发挥。

  1、农村教育和健康的保障水平存在地区差异

  

  如附表所示,三个不同地区的小学入学率基本是持平的,差距主要存在于初中的入学率,东部地区农村的儿童可以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但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离开国家规定的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指标还有不小的距离,这里所表现的是仅仅是学童接受教育年份之间的不同,不能反映出教育质量上的差距,如果考虑到教育水平,东部无疑要更胜出一筹。在健康水平上,儿童疫苗的接种、妇女的生育检查和村民健康教育这三个公共医疗服务领域中,三个地区的差距很小,反映出在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上(是指农民能够方便地得到医疗服务)各地趋于一致;村均医务室的数量也大致相同,但统计指标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村医务室之间装备水平上的差距;差别明显的是婴儿的死亡率,西部地区要远远高于种东部地区。在新型合作医疗的人群覆盖率上这三个地区的差距明显,因此在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得性上(是指农民能否支付得起医疗服务的费用)西部地区的保障水平是较低的。

  2、农民的大病对农民的收入和消费都有较大的影响

  从大病的患病率变化情况来看,大病的患病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12]。从198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2.84%。对可比的大病冲击当年和前一年的家庭消费支出同比增长率变化情况进行对比可以看出,高收入组农户的消费基本不受大病冲击的影响,大病冲击过后仅仅是提高幅度减缓;而低收入组农户的消费支出将近到第五年才恢复到初始水平,经过计算,低收入组大病还款的持续时间大约为4年,并且低收入组大病的全部治疗花费中有70%以上通过借款支付。对于低收入组而言,因为收入有限,所以压缩消费应付大病冲击几乎是必须的,这实际上是一种事后的储蓄行为。中等收入组还款的期限大约为两年,因为中等收入人群不一定需要削减太多消费就可以还款。

  (七)现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适应农村市场多样化的需要,阻碍了农村市场的开拓

  在信息手段的拥有量方面,地区差异很明显,特别是农户拥有电话和计算机的数量东、中、西部有明显的差距。东部地区农户安装电话的比重达59%,中部为35.6%,西部只有26.3%。东部地区每一千户有16台计算机,而中部和西部地区每一千户有3台计算机。东部地区农户订阅报刊杂志的数量和费用明显比中西部地区高,但在农业技术书籍的花费上则是西部地区最高。

  农户对各种媒体的认知程度更向大众媒体集中,电视农业频道的收视率进一步提高。对于目前的农村信息传播方式,农民对不同媒体的满意度差别较大,但满意度多数有所提高。在选择“知道”的农户中,满意度最高的是县乡农技人员授课达79.5%,其次是电视农业频道75.5%,第三是农民日报67.0%。对农民文摘满意的占63.3%,对农村工作通讯满意的占58.5%,对农广校满意的农户占45.6%,对农业信息网(计算机网络)满意的占22.7%。

  (八)较低的农民组织化水平不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影响农技术推广和农产品的流通

  中国现有的农业组织结构,主要以分散的农户家庭经营为主体,目前全国有2.38亿个农户,而且规模小,户均耕地仅7亩左右。这种农业组织结构所带来的后果,一是小规模农户之间的同步调整行为,极易产生对市场波动的放大效应,导致市场的同步震荡、大起大落,并由此引起资源利用的浪费;二是由于每个农户生产规模太小,无法实现规模经营,农产品生产成本难以降低;三是为数众多的分散农户直接进入市场,不仅难以回避农业交易成本高的问题,也难以协调农户与市场的矛盾,增加市场风险;四是由于农户众多分散,生产规模小,农民无法在市场流通中占据主导地位,如加强农产品品牌建设、促进农产品的加工增值、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竞争力等;五是由于农业经营和纳税主体高度分散,导致农村税费的收取和监督难度增加;六是由于农户众多分散,生产规模小,难以有效地组织起来,与其他产业和企业相比,处于极为不利的融资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的竞争力强弱与组织化程度的高低成正比。农民的这种组织结构特征,加剧了农民的弱势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于不平等竞争状况。

  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2003年的专项调查可以发现,在安排农作物种植计划中,由农户自主安排的占88.4%,村集体统一安排的占2.3%,村集体与农户协商安排的占4.4%,乡里统一安排的占0.9%,其他占0.6%。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依然十分薄弱;在农户如何获取生产信息问题上,农户从媒体和市场获取信息占60.3%,农户互相学习或传播信息占41.6%,乡村政府以及所属部门发布信息占27.8%,行业协会仅占1.4%;在解决农作物种植所需的生产资金方面,86.2%的农户是依靠自己,通过亲戚朋友或私人产生借贷行为的占14%,而向乡村政府组织或农行和信用社贷款的比例仅占13%;在解决农作物种植所需的生产技术方面,有71%的农户是依靠自己,依靠农技机构解决的占30.6%,而依靠专业农协解决的仅为1.6%;在解决农作物种植所需的良种和化肥方面,大多数农户是从市场购买,比例分别为71.1%和75.7%,而由村集体安排、代购或联系所占的比例分别为25.8%和13.3%。在解决农作物种植所需的机耕问题方面,仍然依靠自家人和畜力耕地占37.0%,依靠村集体安排的仅占7.9%;在植保和病虫害防治方面,86.4%的农户是自行解决农作物种植所需的植保问题,5.7%的农户雇请他人喷施农药;在农产品销售中,大部分农户自行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或是农户自家市场销售,或是雇请他人代销,或是几家合作销售,三项的比例之和为83.1%。而由国家统一收购的比例占10.6%,由村集体统一收购或联系销售渠道的比例占10.0%。

  (九)分散的农地经营制度不适应大规模生产的需要,影响农民收入稳步提高

  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2003年对小麦、水稻、玉米、大豆、棉花等五种作物种植成本分析,如果总收入中扣除副产品价值,成本中考虑税金和雇工费用,小麦的成本占总收入比重达83.4%,水稻66.6%,玉米59.5%,大豆35.5%,棉花29.2%。除大豆和棉花外,三种主要粮食作物每亩作物的成本占总收入的比例都超过50%,不利于先进技术的使用。

  中国耕地除了总量少、使用分散、规模效益低等原因外,每年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各种违法侵占耕地的现象时有发生。据统计,2003年全国耕地净减少3806.1万亩,目前全国有4000万左右的失地农民。有关专家测算,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各种形式征用农地的价格剪刀差,从农民身上拿走2万多亿元。农民作为集体所有者拥有的最重要的资产(农村土地)的问题一直是利益相关者关注的重点,无论是农用土地搞规模经营、连片开发,还是农地转为非农用地,侵犯农民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行为都时有发生。在当前条件下侵犯农民的公民权益往往是通过侵犯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表现出来的,因而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不受侵犯是维护农民经济和政治权益的一个重要“底线”。农民的土地权益得不到保障,严重影响农民收入的提高。

  (十)持续的粮食产量下降和农户存粮减少,使国家粮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2000年以来,由于粮食购销政策和对中国粮食形势判断的某些失误,中国粮食生产持续出现播面、总产、单产、综合生产能力四个下降。2003年,是粮食连续滑坡的第4年。平均每户农作物总播种面积9.24亩,比上年减少0.63亩,减少6.4%。其中,粮食播种面积为6.99亩,比上年减少0.55亩,减少幅度为7.3%,据此推算全国减少粮食播面1.2亿亩(大大高于国家统计公布的数据)。平均每户生产粮食2119公斤,比上年减少156公斤,减产幅度为6.9%;人均减38公斤,初步估算,全国粮食产量共减少343亿公斤。

  2001—2003农户粮食商品率数据表明:中国粮食产业带正在形成,主产区粮食商品率正以每年6.3个百分点的速率增加,至2003年已接近60%。全国平均粮食商品率较2001年提高了13.5个百分点,达55.1%。农户平均出售粮食1167公斤,较上年增加3.8%;每个农户平均购入粮食383公斤,增加25.0%。农户人均存粮降为289.1公斤,是1996年以来的最低点,人均存粮比上年减少近30公斤,推算全国农户家庭粮食结存减少了252亿公斤。近两年,粮食主产区平均每户每年存粮数量减少81公斤,年均减少4.7%;粮食主销区户均年减少80公斤,平均减幅为12.1%;产销平衡区农户存粮年平均减少28.0公斤,减幅为2.2%。农户口粮支出数量和比重分别由2001年的944公斤、39.2%,降为2003年的845公斤、32.0%;饲料消费量和比重分别由2001年的412公斤、17.1%,增加至490公斤和19%,说明农户养殖业呈上升趋势。

  中国的粮食总需求量在4900亿公斤左右,并且每年还随着人口的增长有一定增加,产不足需的矛盾已经出现,不得不大量动用国家粮食库存。如此以往,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一旦跌破安全线,很可能陷入粮食短缺危机,甚至引发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问题。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增加农民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发[2004]1号,第六个1个号文件)突出强调了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了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总体要求,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措施。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总体要求是: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2004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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