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分化和对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25 次 更新时间:2008-06-01 11:4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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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 (进入专栏)  

  

  当前中国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急剧变化的时期,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矛盾也逐渐的积聚与凸显。面对一系列的这些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没有袖手旁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流派的兴起之后就一直在参与辩论,他们对当下中国的问题也都提出了自己的诊断和看法。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如何理解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徐友渔研究员为我们一一分析。

  

  1 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思想分化现状

  

  朋友们,很高兴有机会来到广州,和大家一道交流。我们都知道,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转型,知识界产生分化,同时产生了一些激烈的争论,作为参与思潮争论的活跃分子,我把有关情况和我的观点向大家作一些介绍。

  思想分化和对立的大致轮廓是这样的。(上世纪)90年代知识界争论的人大多数在80年代立场是一致的,都支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批判和清算以前的左倾路线,认同自由、民主、法治等价值,自认为继承了五四传统,在做启蒙工作。90年代之后的形势使知识界产生分化,一派坚持原来的基本价值,通过批判性反思作一些调整,并探讨如何把基本价值理念落实为制度安排,这样使原有的价值深化。另一派大体上是批判和否定原有的基本价值,要与西方社会的左派思潮接轨。总之,一派认为人类有普世价值,另一派认为以前的主张只不过是西方的话语霸权,要对第一次思想解放来一个拨乱反正,搞第二次思想解放。

  从90年代后期起,问题越来越明朗,从“要不要改革”变成了“要什么样的改革”,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越来越严重。一派认为问题根源主要是内因,解决问题应该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要与政治体制改革配套,市场必须规范,权力制衡机制应该建立。另一派认为主要是外因,来源于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来源于市场经济,要重新评价和肯定被当成左倾路线而批判的东西,他们称之为“社会主义遗产”。

  到了新世纪,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再次崛起而且发展势头很猛,格局从二元对立变为三足鼎立,交叉、联合的情况时有出现。比如,自由主义派中有偏爱保守主义的,而保守主义阵营中也有自称自由主义的,阵线变得不那么分明。

  当然,这种说明,不论是二元对立还是三足鼎立,都是非常概括和简单化的,远远不能反映中国社会思想分化和对立的丰富和复杂性。比如,原来的左倾思潮从来没有消失,而且近来非常活跃;又如女性主义、环保主义等,算得上是社会思潮的后起之秀。

  现在谈“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对立。首先要说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这样的称呼来源于西方,它们在中国的含义和在西方并不完全一样,就像“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在欧美的含义有所不同一样。欧洲的自由派相当于美国的保守派,美国的自由派则相当于欧洲的左派,其中有许多错位的地方。

  基于以下理由,我认为“新左派”一词是恰当的。一、他们的思想理论资源完全来自当代西方新左派,如萨米尔?阿明、沃伦斯坦、贡德?弗兰克、爱德华?萨依德、多斯桑托斯和乔姆斯基,等等,他们的文章和言论常常发表在西方新左派刊物上;二、他们和中国老左派一样,只反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反专制主义;三、与老左派一样,他们肯定毛泽东的做法,号称要“继承社会主义遗产”。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派喜爱引证或介绍洛克、休谟、孟德斯鸠、亚当?斯密、伯克、哈耶克,以及中国的胡适、储安平等。它的基本主张简单说来就是:一、市场经济,自由、公正的竞争;二、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比如言论自由和财产权;三、宪政与法治,政府权力应该受到监督与制衡。

  

  2 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在七个问题上的对立与争论

  

  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在今日中国几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上都有不同的、对立的看法,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立和争论更加明显。

  问题一:市场经济和社会不公。转轨期触目惊心的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引起知识分子的关注和议论。分歧之点不在于承认还是不承认我们的社会存在着腐败和社会不公,是反对还是辩护。在承认事实方面,在道义上反对方面,大家是一致的,分歧之点主要在于,认为问题出在市场经济本身,从而要对其批判和抵制,还是认为原因在于市场没有摆脱旧权力体制的控制,不成熟、不规范,因此出路在于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

  问题二: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自由主义者的基本立场是:中国应以积极的态度来迎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然。而新左派反对中国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认为这样就是把中国纳入不公正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人说,第三世界国家现在的唯一任务,就是开展全球范围内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等有了一种新的、公平的经济体系之后再参与全球化。

  问题三:关于中国国情。有人断言,中国社会现在已经是资本主义或市场社会,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我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我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把中国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把中国的问题说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其结果是把批判的视线从中国社会内部引开。

  问题四:如何看待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等等。崔之元对于批判“文革”中和“文革”前的极左路线不满,赞扬人民公社,他说,1958年后建立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为今天的村民民主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础。他还鼓吹“大寨经验”,说“鞍钢宪法”和目前西方最先进的“后福特主义”一脉相传,是西方人从毛泽东那里学去的。他甚至提倡要“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公然歌颂“‘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

  问题五:如何看待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人要否定和清算80年代的批判和启蒙话语,说是“在启蒙话语中沉湎的知识分子对西方话语无条件的‘臣属’位置和对于‘现代性’的狂热迷恋”,有人把当代对启蒙、理性、民主、自由的提倡和追求追溯到五四而加以否定。与之相对的立场则捍卫启蒙,捍卫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

  问题六:关于现代化本身。西方自近代以来一直有对于现代化的批判,在当代这种批判更猛烈、更系统,中国知识分子把西方质疑和反对现代化的思潮运用于本国者不乏其人。有人认为,中国现代化受阻和受挫的问题不存在,中国面临的危险是重新变成殖民地。对立的观点认为,我们应当警惕西方理论在中国发生错位,西方的理论产生于与中国大不相同的条件下。

  问题七: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对立。新左派立场和极端民族主义立场有部分重合,他们用“美国搞霸权主义”来解释国际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新左派强调的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在中东的政策是恐怖主义产生和蔓延的原因,有人认为,恐怖主义是弱小民族或集团对强权的绝望反抗,因此有某种意义的正义性。而自由主义者一直主张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有人认为,盲目的民族主义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

  

  3 自由主义思潮为何会在90年代出现?

  

  现在来谈谈自由主义思潮为什么会在90年代正式出现。

  首先,最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得到承认。在某种程度上,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话语系统中取得了合法地位,经济学家可以大谈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大谈“看不见的手”的积极作用。

  第二,中国在20世纪30-40年代曾经有过兴盛的自由主义运动,这笔遗产在90年代被重新注意,深入研究,发扬光大。一本名为《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的书说,胡适”一生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建设,捍卫人权、法治、思想自由等基本原则“,”随着中国现代化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胡适的历史地位逐渐确立,胡适思想内涵的现代化意识必将为人们所承认。

  第三,从90年代中期起,大陆出现了又一轮翻译出版热潮,而自由主义著作受到极大重视,引起很大反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秩序原理》,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另外,下列思想家的著作也被翻译出版,并受到广泛评论:爱德蒙?伯克、托克维尔、以赛亚?伯林、罗尔斯、诺齐克等等。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中国新左派在90年代出现的原因。

  首先,最重要的是从90年代中期起,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在中国,除了极左余毒和不受限制的权力的压制外,又出现了另一种恶,另一种压迫形式,另一种社会不公正的原因,这就是金钱、资本的力量。旧的弊病和压制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对许多人来说,这是生来就存在的现实,已经熟视无睹。除了少数人,大多数人都同样地享受有限的自由,忍受着多数情况下的不自由。而金钱造成的不平等对人们心理上形成的冲击要大得多,你的左邻右舍、同事、朋友、亲戚只要有人买小车、迁新居,都会刺激你的神经,使你在心理上不平衡。

  以上看法还可以从分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得到支持。中国的传统中缺乏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因素,中国社会虽然历来并不平等,但平等的思想却十分强烈,从古至今以来中国人就信奉圣贤所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在现代,倾向社会主义的新传统一直是占支配地位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不应该批判金钱和资本的罪恶。恰恰相反,我认为,看到另一种形式的压迫和不平等正在出现,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新形式的压迫和不平等是不是已经取代了原先的那一种,或者与原先那一种无关。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政治体制需要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成了主要问题?我认为主要还是前者,而且后者依附于前者。

  中国从90年代起出现了急剧的社会转型,政治和社会问题变得复杂、交错,这就要求人们在讨论中国问题时有一种健全的现实感。我指的是,我们不但应该看到某方面的问题,而且要恰如其分地权衡它的分量。人们早已注意到,中国大陆的新左派中,不少人的专业是文学,他们观察中国问题的方式带有文学特征,这样的人敏感,善于捕捉某些新的动向和症候,但不能从数量和统计的角度分析问题。资本和金钱的压迫确实出现了,但这远不能说明,中国社会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中国的问题已经是资本主义剥削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问题。

  有趣而又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并在美国任教的中国人成了新左派的生力军。他们在美国的大学中学的就是种种新左派、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他们的导师用这些理论批判西方社会和资本主义,他们则把这套理论运用于中国的现实,为此目的,他们把中国说成是适合他们理论的资本主义社会。

  

  4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新论战

  

  现在,我再谈谈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的情况,也就是最新的发展情况。有人说,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时兴了一阵子之后,早已经不时兴了,我认为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从2004年6月起,郎咸平公开批评海尔、TCL和格林柯尔三家公司利用产权改革侵吞国有资产,引起媒体和民众广泛关注、经济学界的各种反应和企业界的强烈反弹,引发了又一轮关于国企改革的争论。

  从媒体(包括网络)反映的民意看,支持郎咸平的意见是一面倒,那些批评郎咸平的学者受到很大责难。总体上说,新左派是大力支持郎咸平的意见,而主张市场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站在郎的对立面。但细致观察和深入分析之后可以发现,不能把事情简单地说成是支持还是反对国企的产权改革,说成是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对立。

  经济学家张维迎的反应被视为自由派的典型立场,他强调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他说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认为“只要有人赚钱,就一定有人吃亏”的观点,是极具误导性的。不能看到买的人赚钱了,就说国有资产流失了。他认为更严重的问题,反而是国家政府部门对私人资产的侵吞,不能因为会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可能,就终止国有企业的改革。

  在8月底举行的“国资流失与国有资产改革”研讨会上,新左派经济学家左大培、杨帆等与郎咸平一同出现,并且在郎咸平发言之后,相继发表了言词激烈的“挺郎”观点。9月底10月初,“挺郎”派通过网站作出一系列强烈表态,被形容为国内本土派、实践派、非主流经济学家出面集体支持郎咸平。

  郎咸平的问题是,他主张不搞产权改革,不承认国企存在的问题,认为国企经营得很好,效益不比民企差,他为了证明这一点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国有垄断性行业在香港的上市公司,这就没有什么说服力。他的观点似乎前后有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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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岭南大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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