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鸦片战争、公行制度与工业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07 次 更新时间:2008-03-26 23:5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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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  

  而是印度和孟加拉殖民地的产品――而那恰恰又是一项英国军事暴力和霸权的产物,我想关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也大概不必再多说了。

  是英属印度的产品,而不是英国商品打开了中国市场。其中主要的产品一个棉花,这是中国本身也生产的(但也许是因为在中国植桑、种水稻比种棉更有市场效益,这恰恰是因为Pomeranz所说的棉田对于土地资源的过度占用,中国的棉花市场就因此时而会出现空隙),另一个则是鸦片――这则是中国政府禁止的。但无论如何,随着印度产品的加入,天平终于开始倒转,从1804年以后,东印度公司运往中国的现银就开始大规模减少,而自1806年开始到1809年,约有700万两高成色的纹银块(而不是银圆)从广州运往印度。从表1可以清晰看出,在70年的贸易中,中国唯一出现逆差的,恰恰也就是1805-1806这一次,这乃是一个新的界标――而这里的原因其实就是:由于印度产品对原有中英贸易的加入。

  这个新界标意味着,1804年之后的中英贸易,其实是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展开的:英国向中国购买茶叶、生丝、黄金,而却用印度殖民地输入中国的产品赚来的白银结帐,从而东印度公司不必再直接从英国乃至美洲运载银圆。更具体说就是:印度殖民商人通过东印度公司开具的汇票,将从中国赚来的款子汇到英国老家去,而这就是中国/印度贸易对于英国资本积累的贡献,从帐面上也可以查阅的开始。我们从表1可以看到:从1804年起,广州对于英美(除了美国棉花之外,英国对中国的进口部分,实际上都是由英属印度完成的)的贸易总值一下子就突破了2千3百多万两白银,此后一直到1833年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被废除,这个数字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说:如此规模对于英国资本积累的支持,即使从帐面上看也是一目了然的。

  显然,18世纪后期以降,英国的经济是建立在如下条件基础上的:美洲大陆的遗民空间、奴隶制庄园的农业产出、银矿的开采;印度殖民地农奴制度下的棉花和鸦片生产;中国的茶叶、黄金、生丝――特别是1804年之后中印贸易的货币盈余。而这个时期,也就是Pomeranz所说的以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的“世界经济”,与亚洲“死胡同”发生“大分流”的时期。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说,所谓英国工业革命其实是这几个大项的产物,然而――如果将这些基本因素都考虑在内的话,我们又怎能说:英国的工业革命,标志着解决人类生态资源困境、人口压力和市场扩张的“现代经济”的创生?――我们又怎能说:这种所谓“现代经济”可以彻底摆脱资源和土地的制约而独立存在?

  真正使英国处于有利地位的,不是工业革命。(这种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力图武力统治世界的霸权政治的产物。因为如果没有野蛮的军事暴力支持,没有“高压统治”,不但所谓“工业革命”会因为其“奇技淫巧”(1804年之前,英国可以勉强出口中国的商品,无非是坚硬的呢绒和“打簧器”,后者的大部分今天依旧陈列在故宫的所谓“珍宝馆”里供人欣赏)之类的产品找不到市场而胎死腹中,而且,如果没有军事暴力,英国要想让美洲、印度都俯首帖耳,那根本就办不到。所以说,英国指责中国的“朝贡体制”垄断,那么它代表的也不是自由贸易,而是力图剥削全人类的炮舰资本主义。英国进而指责“怀柔远仁”虚伪而且古老,那么,它就也因为其赤裸裸,而不可能长久和可持续。

  长期以来,与“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工业革命”相伴随的,就是对中国为什么缺乏“富国强兵”的霸权思想的质疑。鸦片战争后,当近代中国的政治家冯桂芬等人提出“商战”理念的时候,其中就包含着对中国应该从争夺世界霸权的角度,去构筑商业和贸易的呼吁。在他们看来,大清建立在“我国家经费有常,不资商榷,不贪为宝,无取奇珍,惟推柔远之怀,为便民之举”的“王道”理念,尽管长期维持着巨大的贸易量,但却缺乏通过贸易控制世界的战略视野(“霸道”)。

  当然,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欧洲的霸权思想,不仅仅是由于大清周边缺乏战略竞争对手,从而导致中国在军事上的衰落,而且更是由于中国政治传统、特别是其权利观念与欧洲相差甚大。所谓“仁道”(“王道”和“公道”)与“霸道”的区分,当然过于简单,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沟口雄三在比较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家戴震的权利观与西方近代权利观时所作的如下分析,或许多少能让我们简明地看到这两种政治思想、权利理论的根本差别。

  沟口氏早期研究中著名的一项,就是通过顾炎武、黄宗羲、戴震与近代欧洲权利理论家的比较,指出1500年以降,中国和欧洲在面对市场压力和资源有限时,所产生的完全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权利构想。他认为:前者(戴震等人)的思想植根于因资源有限,而不得不互相分享与扶助的中国社会中,因而戴震这一思想对清代的土地和改革制度、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都造成了重要影响,而后者(欧洲的市民社会)尽管同样植根于资源有限的假设,却导致了通过殖民扩张和“圈地运动”,从而将市民社会之外的世界,降为“自由经济”的肥料和资源:

  ――产生霍布士、卢梭、史密斯等的欧洲市民社会,不仅是把欧洲以外的斯拉夫社会和亚洲社会,或者欧洲之内的贱民和下等人排除在他们的市民社会之外,不仅如此――而且它又是把上述那些作为自己之自由领域的“经济”的肥料而成立的。与此相对,不可忘却的是,戴震的“仁”,则是在亚洲社会中,将贱民和下人一起当作有生存之欲的它者,视为生活在同一地平线上的人而平等对待。就这一点上说,它超出了那种市民间的――也仅限于市民间的――“怜悯”与“共感”的规范。孙文、李大钊之所以从共和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与这种把全体贱民和下等人作为共同分享天下而生存的“人人”,包容在同一地平线上,不是无缘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戴震的无个体的“天下一体”性,就应该从其异于欧洲式的(东亚社会)的特点给予评价。

  在维持现有的资源的基础上追求和谐、平均乃至有限的发展,这与因为资源的短缺,而顺势将世界当成了自己发展的“肥料”从而追求所谓“无限的发展”――上述两种方式,尽管前者一向被称为落后的,而后者则被称为先进的,但是沟口却并不这么认为。他的理由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在他看来,所谓“资源有限”不但是我们的过去,也是现实,更是我们的未来,因此倘若假定说某种“革命”(例如工业革命)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这种假定本身就是一种欺骗,因此是危险的。故他说:

  无论怎么样,至此所看到的中国式的自然法,它是在现代形态中又包含着未来形态,不,就其从未来来理解现在,又从现在这样一种现在中展望未来,在这个意义上说,现在即是未来,因而,这也是具有变革性的。(沟口雄三,1982年)

  而中国从1840年的持续衰败到1949年的崛起,或许印证了沟口的见解。因为使得中国由衰败走向兴起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维持了从大清手中继承下来的人口构成、领土面积,而“现代中国”,特别是现代中国经济,就是建立在这两个最基本的元素上的。如果放开视野进一步说,“现代中国”,也许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没有通过领土和版图的分裂,而渡过了近200年世界体系的剧烈调整的“帝国”。而这意味着:在漫长的20世纪中,中国并没有将“极其落后的”西部、北方和西南的人口和土地,作为“包袱”和“负担”而甩掉。特别是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时代,发展的不平衡在“十大关系”的框架中得到有意识的纠正,毛拒绝将这些地区及其人口当作他的“工业化”的“肥料”,――如Meisner所说,这恰恰构成了毛的工业化的重要特色。因此,使得这一遗产得以继承下来的,也就是中国政治传统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自然权利观,其中当然也包括大清前期和中期一系列政治改革的重要遗产。因为只有这一面向“公道”的政治传统,才能不断使得上述有限、但也是庞大的遗产和资源,从内部达到和谐与均等,从而焕发活力。

  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邓小平这样的现代化乐观主义者,也清楚而谨慎地将中国的最高发展目标定为“小康”――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中国的“三世说”中,所谓“小康”不过是“大同”的一个阶段,它的前提和限制就是“大同”――后者意味着高度平均和平等。而这一学说的核心就是拒绝无限度的发展,从而包含着强烈地对失控的发展加以限制的内容。

  尽管当代中国资本主义,正在越来越造成社会的不平等趋势,但是,真正给今天中国经济带来动力和可持续性的(当然也造成了限度),还是人口(劳动力)和领土所标志的重要经济指标,这一点是无疑的。正如阿瑞吉中肯地指出的,即使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力量,也不仅仅依靠资本,因为领土和人口依旧是其另一个重要指标。(Giovanni Arrighi,1994)

  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中国关于平均、和谐的“大同”政治乐观主义,恰恰是建立在资源和发展必定是有限的这一“深刻的悲观意识”的基础上的话,那么它在哲学上就必然是循环论的。但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性”的历史进步观却恰好不是如此。因此我们不妨作一个假定――在“漫长的20世纪”,如果顺着 阿瑞吉如所谓:“工业与帝国”,“资本主义与地主阶级的辨正关系”,走进了“死胡同”的,看起来更象是英国的话――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是否应该有一个另外视野的“大分流”?――它不是进步论、革命论而是循环论的?

  而我认为,这或许是Pomeranz创造性的著作,所能引发的更为有趣的问题。

  

  二,1840年之前中国面临金融危机吗?

  

  对帝国主义侵略造成清朝衰落这个根本原因轻描淡写的最好办法,就是将这种衰落归之为它自己的原因。在这些原因中,除了上述所谓人口、资源的压力无法解决这一条外(因为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所以也就根本上无法解决),另外极其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断言中国在1840年之前就已经处于严重的金融危机中。而币制的混乱、官员的腐败和商人的软弱,则是危机的原因,而且同时使得中国必然无法经受这种经济危机――于是无可避免地导致崩溃。

  我认为,对于大清这样经历了近1个世纪高速增长世界上最庞大的经济而言,说它不会面对通货膨胀与紧缩的风险那不可能,也是不正常的。但是,也正因为这个经济的庞大(吸收了国际货币市场一半以上的白银通货),所以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也都只能是缓慢的,因而也都是可以控制的,除非发生极其特殊的状况,而且是某些状况凑在一起,才能造成导致其崩溃的金融大危机。

  因此,真正导致中国面临金融危机的,不是上述原因的任何一个,而是某个更特殊的东西,而为了能够抓住这个东西,首先我们就必须尽可能对以上原因逐一加以分析。

  首先,清的确是存在铜/银双币制,而且在与西方贸易之后,西班牙银圆又大量流入中国――但是,如果因此说中国币制混乱,政府放松了对于货币的管制那就错了。中国的货币价值,严格根据其重量和“成色”来度量,而按照政府的严格规定,银、铜、西班牙银圆与英镑的比价是:1两=10钱=1.33(西班牙)圆=6先令8便士,这就充分表明它是严格、准确和细致的。这里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就是:如果中国的货币管理不是如此准确而是混乱,那么大规模的广州贸易如何能够进行?

  而且中国政府严格管理币制的一个生动的实例,就是18世纪末期,乾隆与尼泊尔廓尔喀部落之间,围绕着西藏货币发生的两次战争(分别发生在1788和1791年)。这两场战争绝对并非是费正清所谓“毫无意义的炫耀武功”,战争的实际上的起因,就是因为廓尔喀为西藏铸造的银币(1银币=白银1钱5分)大量掺铜,成色严重不纯,从而导致大清白银外流,西藏通货膨胀。这两次战争的结果,乃是导致了西藏货币的统一。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大清不惜以战争的方式来应对西藏货币的贬值,并且于1791年动用大量白银为西藏铸币,更表明政府的货币贮备是充足的。因此,说清货币管理混乱,因而没有应对货币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是缺乏根据的(赵志忠,2000年)。而且还有,――我们从清政府高度重视行商“商欠”问题,每次都由皇帝亲自迅速处理这一点,也特别能够看出其对于货币流动问题的高度重视。

  而腐败问题是个最常见,也最难以论述的问题。总起来说,由于中国政府并不依靠商业税收来维持自己,并严厉禁止官爵拍卖,这一点恰好与英国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区别。英国政府经常向商人借钱(而且经常不还),所以商人要求自己权利的呼声自然就高。而中国商人不必经常被迫借钱给政府,故政府对其比较淡漠本可以理解――例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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