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60 次 更新时间:2008-03-20 09: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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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 (进入专栏)  

  

  一、民族主义和天下主义

  

  民族主义是指人类中的一部分人因生理或文化方面的特征而达成的一种身份的共识,而天下主义则是对整个人类的认同。从博弈论角度看,民族主义和天下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策略;从经济学角度看,民族主义和天下主义各会达成不同的经济效率。

  假定地球上只有两群人。他们之间既可以通过平等自由的贸易增进双方的福利,又可以通过谈判强力或暴力从对方手中获得财富。后一种形式,可以作非常广义的理解。暴力既是指直接使用暴力,又是指暴力的威胁;它既可以直接改变两群人之间的财富分配,又可以改变双方的贸易关系。对于采取什么方式,民族主义和天下主义有着不同的倾向。由于民族主义只是对一部分人的认同,所以民族主义情绪会使人们高估本民族的福利,而低估他民族的利益。一谈到民族主义,就自然包含着不同人群之间的对立因素,因而民族主义更倾向于用暴力或谈判强力来改变本民族与他民族之间的贸易关系和财富初始分配,使之有利于自己。由于天下主义是对全人类的认同,在它看来人与人是同等的、没有区别的,也没有民族之分,所以在天下主义文化中,或许有个人与个人的利益冲突,但不存在以民族文化划分的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的冲突。在天下主义文化看来,以损害另一群人为代价的福利是没有意义的,因而更倾向于用和平的、自由贸易的方式、而不是暴力或谈判强力的方式来获得财富。

  如果两群人都选择了自由贸易的方式,民族主义与天下主义就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贸易作为一种交往方式只需要当事人双边的同意就足以了,不需要任何结盟;自由贸易本身就意味着双方自愿,不含任何暴力因素。但如果采用后一种形式,民族主义与天下主义就很不相同了。因为民族主义是对一人群内的共同特征的认同,所以它作为一种文化策略,更容易使这一人群结盟或共谋;而天下主义因其没有对特定人群的认同,所以很难促进一人群的结盟或共谋。在两群人之间的贸易中,如果有一方结成同盟,即经济学中所说的卡特尔,显然会在谈判中占有优势(即所谓谈判强力),从而改变由自由贸易所决定的财富分配,使之变得有利于结盟的一方。如果想在两群人之间改变初始的财富分配或资源占有,就要借助于武力。显然,采用民族主义文化、从而更易结盟的一方会拥有更强大的武力,能更有效地使用武力。因为,在多人的社会中,武力的水平不仅取决于武力的技术水平,更取决于组织水平。更易结盟意味着更容易集中一人群中的资源用于战争,更容易组织起有效率的、包含对付其它民族的职能的政府,更容易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地将暴力施于另一群人。

  但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民族主义的施行降低了全球的总福利水平。首先,民族主义高估本民族的福利,而低估他民族的福利,就有可能导致对全球福利的错误估计。但这还并不会直接引起全球福利的下降,因为这种价值判断的倾向性,会在平等的讨价还价中得到纠正。只要真正实行自由贸易原则,民族主义不会带来明显的危害。不过,民族主义的价值倾向性使人们更愿意采用结盟的方式和暴力的方式。经济学可以证明,结盟即卡特尔,是一种垄断行为,一旦如此,就会带来全社会福利的下降。因为卡特尔通过控制供给量或需求量而操纵了价格,使之偏离了市场均衡价格。这直接导致消费者剩余或生产者剩余大幅度下降,又会给资源配置带来错误的信号。曼秋.奥尔森的研究对这种情况作了很好的概括,即结盟会使资源配置偏离帕累托最佳状态,换句话说,不结盟比结盟好(Olson, 1971)。采用暴力,则直接是一个负和博弈,因为不仅一方的所得是另一方的所失,而且动用武力还需耗费资源,战争还要流血。不仅如此,将资源用于暴力,就不能用于生产;如果证明使用暴力比生产或贸易更能有效地带来财富的话,人们就会竞相将更多的资源投入暴力用途。这导致全球财富的进一步减少。因此,从表面上看,民族主义代表了超出个人和家庭的联合和团结精神,但这种联合或团结的不言而喻的目的是对付另一群人。从全球角度看,其结果不如没有这样的联合或团结。而天下主义文化下,人们没有要与之抗争的另一民族国家,所以也无从联合或团结。但从全球角度看,这却给全人类带来了好处。所以按照梁漱溟先生的逻辑,民族主义看似为公,实是大私;天下主义看似为私,实是大公(梁漱溟,1992,第401-5页)。

  尽管从全球的经济效率角度看,天下主义优于民族主义,但当不同的民族将二者作为不同的文化策略加以运用时,在有限的历史时期内,对一个民族单位来说,民族主义却优于天下主义。在这时,天下主义文化面临着一个“囚徒困境”。具体请看下表:

  甲 天下主义  民族主义

  天下主义      5    5-10    5  

  乙 民族主义     5  -10  -5  -5

  从表中可以看出,当两群人都采取天下主义策略时,全球的总福利最大;当双方都采取民族主义策略时,全球的总福利最小。这符合上面的讨论。但是当一方采取天下主义,而另一方采取民族主义时,前者就会受到损失。这是因为,自由贸易交往方式很容易受到卡特尔、贸易保护主义(通过政府发生作用的卡特尔)和暴力(非政府的海盗,政府的炮舰政策)的干扰和损害,而后者却不会受到自由贸易的抑制;当采取结盟和暴力形式时,民族主义比天下主义更有效率。在这种情境下,就会给人一种感觉,如果以一时成败论英雄,似乎天下主义文化不如民族主义文化。由于这种囚徒困境,天下主义最终要退到民族主义那里去。双方都采取民族主义策略的情形,我们称之为民族主义的不合作均衡。

  

  最后应指出的是,民族主义和天下主义不仅对使用暴力的倾向性不同,而且它们实际上分别对应着具有不同内涵的制度安排。一种含有暴力,一种少有暴力。民族主义多是和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而国家不过是使用暴力的一种形式;强调民族的国家不仅强调对内使用暴力,更强调对外使用暴力。强调一个民族国家的存在,就暗含着其它民族国家与之对立。而天下主义则缺乏国家概念,所以它也较少暴力的内涵。因为既然没有民族和国家的划分,也就不会有以民族或国家为单位的利益冲突。天下主义的这一特点,用梁漱溟先生的话来说,“不是国家至上,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梁漱溟,1992,第330页)李慎之先生在总结前人的论述后指出,“国不过是指政权,而天下是指文化”,天下主义就是文化主义(李慎之,1994)。狭义一点讲,文化就是非强制的道德教化。

  

  二、从天下主义到民族主义

  

  李慎之先生近来著文说,“中国传统的理想是‘天下主义’而非‘民族主义’”(李慎之,1994)。汤因比教授也曾说过,中国自汉以后,就形成了天下主义的文化。梁漱溟先生在对比中、西文化时曾说,在个人、家庭、国家(或团体)和天下这四个层次上,西方人更重个人和国家,中国人更重家庭和天下(梁漱溟,1992,第331-2页)。所谓重国家,就是民族主义;所谓重天下,就是天下主义。而这种天下主义决不是无意识的。从古到今,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多次强调“天下兴亡”与“国家兴亡”的区别。梁漱溟先生在强调天下与国家的区分时,曾引顾亭林先生的原话,“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梁漱溟,1992,第330页)。可见,民族国家是一部分人的,而天下则是全人类的。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天下主义的内涵呢?这与中国独特的历史道路有关。在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对峙,天下主义显然还不可能被普遍接受。因为采取天下主义文化策略的国家会在战争中败北。当时通行的是“民族主义”。你是楚国人,我是齐国人。哪个国家越抱团,越会合谋和使用暴力,哪个国家就越占优势。秦灭六国,统一中国。结束了战国时代,建立了帝国。但仍实行战国时代的“民族主义”策略,结果二世而亡。在秦统一的基础上建立的汉朝,由于统一而不必采用“民族主义”策略,由于不是旧六国的复辟,不会有倾向于某国的“民族主义”,又吸收了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包含有天下主义的文化,孔孟与老庄等,并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过渡期,最终消除了“国”的概念。从此不再有齐国人、楚国人,天下主义诞生了。对于这段历史,汤因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战国时代和古代希腊以及近代欧洲一样,也有过分裂与抗争。然而到汉朝以后,就放弃了战国时代的好战精神”,在秦以后“出现了地方的国家主义(即民族主义,引者按)复辟这样的反动。汉朝刘邦把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平衡,从地方分权主义持久地引向了世界主义(即天下主义,引者按)”(汤因比和池田大作,1985,第294-5页)。为什么说只占世界一部分的中国实行的是天下主义文化呢?是因为在当时的交通通讯技术条件下,中国与其它高级文明,如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是相对隔绝的,没有国与国、民族与民族明显的对峙,所以梁漱溟先生说,“历史上中国的发展,是作为一个世界发展的,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这话大体是不错的”(梁漱溟,1992,第332页)。

  欧洲则走的另一条历史道路。只有在罗马帝国时期,欧洲才有过暂时的统一。在这之前和以后,欧洲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换句话说,欧洲一直到今天也没有结束战国时代,欧洲人在近代以来对世界所产生影响,主要是把战国规则带到了全世界。因此,欧洲的文化必然以民族主义为主导。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那样,“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的政治传统是民族主义的,而不是世界主义的”(汤因比与池田大作,1985,第288页)。

  就这样,一个天下主义的中国,一个民族主义的西方,在近代相遇了。历史的细节我就不再复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国“战”败了。人们可以对胜负进行各种评说,可以例举各种因素,如技术的、战略的、战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然而,更根本的原因是文化上的,即一个天下主义的文化必然要败在民族主义文化手下。其基本原因我在前面已经讨论过。具体来说,首先表现为中国当时并没有形成西方人所谓的“现代民族国家”。没有正式国名,没有明确边界,没有国旗,没有国徽,没有国歌。更为重要的是,没有一个“现代政府”。这种政府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付“外国”军事力量。当时中国的军事力量只能对付零星的海盗,却不能与西方的国家军事力量抗衡。鸦片战争的失败,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在战略上的失误,不如说是当时的政府根本没有打羸一场鸦片战争的功能。所以梁漱溟先生把当时的中国称为“无兵之国”,它“疏于国防”,“缺乏国际对抗性”(梁漱溟,1992,第328-9页)。其次,在民众中,也缺少民族意识,没有所谓的民族凝聚力,因而不可能以民族主义为旗帜进行全国性的动员,以抵抗外国的入侵。所以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常对中国民众一盘散沙的状况痛心疾首。顾准不同意范文澜对西方宗教的批评,说中国恰恰缺乏宗教狂热,以至连打仗都不像个样子(顾准,1994,第247页)。鲁迅之所以弃医从文,是因为他看到外国人残杀中国人,而其他中国人表情麻木地在旁边围观。在他看来,中国人灵魂中缺乏的,恰是民族主义的血性。他死后被誉为“民族魂”,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其实,缺乏民族主义的血性,正是天下主义在作怪。虽然从全球看天下主义是最佳的文化策略,但当其它民族采取民族主义时,它会给奉行天下主义的人群带来灾难性的结果。为了避免这种文化的囚徒困境,中国当时的选择只能是唤起民族主义的意识。所以,所谓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觉醒”,同时就是天下主义的衰落。但天下主义并不是可以单独被剔除的,因为它内涵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于是引起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因为这是一个导致失败的文化,因而按照当时开始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这必然就是一个较低级的、较劣势的文化,它理当被胜利的文化---西方文化来取代。这一结论导致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背弃(实际上就是对天下主义的背弃)。尽管不少知识分子痛心疾首,中国传统文化自近代以来,尤其是自五四以来的衰落是一个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为了唤起民族主义精神而付出的文化上的巨大代价。这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讽刺:为了民族的生存而抛弃民族的文化。无论如何,民族主义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成功地崛起了。以满清王朝的垮台为标志,中国出现了起码在外表上相象的“现代民族国家”。通过提出和推行三民主义,孙中山将民族主义纳入中国的正统文化之中。民族认同感,民族主义情绪在不断高涨,直到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最高峰。日本的入侵,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惨重的灾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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