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与怀: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悼念中国一代文学巨匠巴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66 次 更新时间:2008-03-02 00:2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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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鞭一条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不久前的民族劫难。这种对世人的爱心与对自己的苛刻情绪近似宗教信仰,不能不令人为之动容。

  离写完《随想录》又过了几乎十年。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巴金在杭州的疗养住所为《十年一梦》增订本新写了一篇简短的序:

  十年一梦!我给赶入了梦乡,我给骗入了梦乡。

  我受尽了折磨,滴著血挨著不眠的长夜。多么沉的梦,多么难挨的日子,我不断地看见带著血的手掌,我想念我失去的萧珊。梦露出吃人的白牙向我扑来。

  在痛苦难熬的时候,我接连听到一些友人的噩耗,他们都是用自己的手结束生命的。梦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我不是战士!我能够活到今天,并非由于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个真理:

  任何梦都是会醒的。

  这是年过九旬的老人再次发出的声音。这一年,“文革”爆发即将三十周年,多少人沉默著,而“新左派”开始成了气候,他们在用所谓新的时髦的理论来寻找、论证“文革”的“史无前例”的“贡献”,甚至美化“文革”发起者的历史错误与罪责。但巴金依旧在痛苦地反思,在恳切地呼吁,在提醒人们切勿忘记历史血的教训!

  也许人们不必一定要把巴金称之为“时代的良心”,也许巴金因为未能直接指出“由人变兽”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制度方面而让人感到遗憾,但晚年的巴金,以其求真精神和ڏ忏悔意识,的确感动了整个社会,具有不可磨灭的永恒的意义。

  

  对巴金最好的纪念:建立“文革”博物馆

  

  而今又是另一个十年。巴金这盏微弱的、然而顽强的灯终于熄灭了。

  这位深深自责几十年忏悔几十年的世纪老人,终得大解脱。

  凡以著述中人自许,自觉是以文学为使命者,应该如何面对逝去的中国一代文学巨匠?十月二十日,北京的《中国青年报》严肃地探涉这个问题。

  正如巴金的活着,已经是超出个体生命意义的符号象征;他的逝去,也同样超越一般的生死,成为一场蕴涵丰富的公共事件。巴金得到了无上的赞誉。但是,该报文章指出,赞颂别人的忏悔,决不能等同于自身的忏悔。文学的良心和勇气,决定着一个时代的历史标高。没有自嘲勇气的文学,不仅无法拯救更多的心灵,甚至有可能将一些心灵引向肤浅和堕落。真正的文学家,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最应该的姿态只能是批判、揭示和自省。他们都应该以巴老为鉴,对自己的作品和良心进行一番回视内省。比如,在当前这个商业文化泛滥的时代,自己是否坚守住了文学的贞操?是否如巴金一样务求“蘸着心血写作”?对世人世事,是否抱着一种大悲悯的态度观察,像巴金一样“以人类之悲为自己之悲”,勇作“人类苦难的歌人”?

  这样的充满理性色彩的反躬自省,才是对巴金老人最好的缅怀。

  那么,对于整个中华民族而言,什么是对巴金最好的纪念?是建立文革博物馆!这是许多国人共同的希望。

  晚年巴金有两大心愿。一个是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他多次给不同时期的中央领导写信,终于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世界上最现代化、最宏丽的文学纪念馆——于一九八五年在北京建成。巴金还有另一个心愿。他曾经多次呼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让中国人永远记住“文革”的疯狂与荒谬,不再重演类似的历史悲剧。

  巴金是以他深刻的世界意识,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文革ڇ”的。一九八零年四月,在重返法国一年之后,巴金又到日本访问,出席世界笔会大会。在向大会所做的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里,他这样明确地指出:

  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

  后来,在一九八六年〈“文革”博物馆〉一文中,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他说: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时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文学评论家陈丹晨回忆巴金曾对他说:不忏悔,这是我们民族的弱点。这一点我们确实应该向德国人学习。他们不认为法西斯是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全德国民族的耻辱,而我们却把一场民族的悲剧推到林彪、四人帮几个人身上。对“文革”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对民族信仰丧失的情形,巴金内心很痛苦,说“文革”以后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他觉得他“走的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

  一九九五年,编写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的杨克林随翻译家草婴来看望巴金。巴金坐在轮椅上认真地浏览杨克林带来他收集的一部分“文革”资料图片。杨克林在这本图录的后记里写到,巴金对他说:“这件事应该做,‘文革’博物馆每一个地区都应该建立。”巴金不仅答应将自己写于一九八六年的〈“文革”博物馆〉一文放在书首,还用颤抖的手为画册题词:“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杨克林后来感慨地说:“这是一位伟大的哲人发自心底的声音,是我们民族自信的表现。”

  然而,过了这么多年,巴金这个心愿还没有实现。现在在中国,各种博物馆拔地而起,惟独“文革博物馆”迟迟不见踪影。“文革博物馆是爸爸唯一未了的心愿。”巴金的女儿李小林说。

  十月二十日,广州《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文章说,十年“文化大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罄竹难书,可现在对于这段历史却是能掩则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回事。人们担心,按照目前经济建设的速度和破坏古迹文物的速度,要是再拖上个三、四十年,随着这一代最后的“文革”经历者的去世,寻找“文革”的物证和史料将更加困难,到时即使建起“文革”博物馆,由于史料不足,以史为鉴的作用也将大大降低。

  巴金晚年的梦想未能实现,这不仅是巴金个人的遗憾,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遗憾。前者已经永远无法消除,后者尚可补救。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不让后人知道过去则是双重背叛,如果还是把巴金生前的警告视为不过一种杞人之忧,不啻是对这位逝去的世纪老人的亵渎!

  作为中国一代文学巨匠,巴金早年是一个勇敢的寻梦者,晚年是一个痛苦的觉醒者。由于个人的、时代的局限,他的反思、批判也许没有达到时下世人所希望的更高更深的程度。他的善良,也伴随软弱。但这位世纪老人毕竟已经走完他所能走的艰难的道路,后人就不必对前人太过苛求,后人还是应该尽量赞扬前人值得赞扬的地方吧。

  笔者仅以此文奇托对这位逝去者的悼念之情。

  

  (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于悉尼。发表于《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第191期“沉痛悼念中国一代文学巨匠巴金”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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