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97 次 更新时间:2008-02-24 11: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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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进入专栏)  

  

  编者按: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如何解读这个“奇迹”,当下已经成了思想界的顶级课题。

  “中国奇迹”是突破传统观念、传统体制桎梏的结果,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下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循。在全球化背景下,世人眩目于“中国奇迹”。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恢弘历史长剧正在揭幕之际,无疑,我们需要一场关于改革30年的大讨论。总结三十年,反思三十年,甩掉历史包袱,开创改革新局,这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好的纪念,最好的继承,也是我们在历史新关头最重要的使命。

  为此,本报特刊发秦晖教授的文章,并将陆续刊发这方面的文章,力求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出有启发性的解读和总结,以飨有兴趣于中国道路、中国走向的广大读者,敬请垂注。

  

  ■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因此,邓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当时的社会基础空前广大,而且几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确实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处。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

  ■1992年开始第二波改革,邓小平谈到中国改革经验时就认为:现存体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  

  ■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似乎指日可待。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力,也使许多国人日益自信。如果说1989年的电视政论片《河殇》还在忧患中国的“球籍”,那么2006年又一部热门政论片则在预言“大国崛起”了。

  ■1992年后的十五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这十五年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十五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疲于应付的各阶层频繁博弈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

  ■这些年来,一方面规范化法治化的竞争规则正在形成,由此人们的自由得以增进;另一方面当代福利国家的种种进步也使中国的公共服务建设加快。可以说,文明世界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斯大林主义)都在全球化中对我们有所促进,这也就是我们支持改革开放的原因。  

  

  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的“中国之谜”,即所谓的“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经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而中国的“渐进转轨”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东欧转轨恰恰陷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误区,而中国的渐进转轨似乎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将来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

  显然,这种争论的背后包含某种共同前提,即中国“渐进”——更多凯恩斯或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增长,东欧“激进”——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场竞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衰退。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前提是大可质疑的。首先就转轨目标模式而言,中国明确地自认为是“摸着石头过河”,很难说她的目标是什么(尤其难说是“福利国家”),而多数东欧国家倒是明确以加入欧盟为目标,而欧盟多数国家长期是社会党执政,是当今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典型,东欧各国入盟谈判中的“福利门槛”、“劳工保护门槛”往往比“市场化门槛”还高。而现实就更不必说:恐怕没有人能证明如今的中国比东欧更像“福利国家”,而作相反的证明倒是轻而易举。(参见秦晖:《中国转轨之路的前景》,《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4-5页)

  “剧变”后的中东欧,经互会国家转轨战略各有特点,其中像白俄罗斯与爱沙尼亚这两个空间与历史都相近的“前苏联”国家,其转轨经济政策的相差之悬殊实难以用“东欧转轨”这个概念来包容:卢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罗斯基本上拒绝市场化,其经济面貌简直比我们的南街村还“南街村”;而爱沙尼亚以“面向外资全卖光”方式实行的私有化堪称东欧最激进之一。如果不考虑政治变革而仅从经济上讲,所谓中国与“东欧”转轨政策的差异恐怕远不及东欧内部(如上述的白、爱两国)之差异来得大。

  但是,不管是白俄罗斯还是爱沙尼亚,抑或中东欧的任何国家,剧变前后都出现了或长或短的经济衰退。随即它们先后几乎都(除几个发生战乱的国家外)恢复了或强或弱的经济增长,但与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增长相比似乎都显逊色。无论有多少水分,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就其增长速度而言,的确是个“奇迹”。于是,如今无论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的评论界,大都认为中东欧人犯了某种错误,而中国人则提供了正面的经验。

  的确,从事后分析的角度指出某些中东欧国家犯的错误并不难,但既然无论激进还是渐进、搞不搞所谓休克疗法、左派执政还是右派执政,都经历过衰退,整个中东欧从白俄罗斯到爱沙尼亚(更不用说从土库曼斯坦到前东德)都出现过衰退,那么它们与尚未经历过这种衰退的中国之间的比较,就很难以“休克疗法”是否错误之类的说法来解释。 

  

  【上篇】双重效率增益与走出“负帕累托”:中国奇迹1978-1989“走出‘文革’”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进程,如果按通常的说法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历整整30年。而邓小平曾经有个说法:其实,“改革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从个人角度讲,邓小平这样说有其道理。因为1975、1978这两个年份都是他复出掌舵之年。而从实际历史进程来讲,这个说法也有相当的逻辑根据,因为这两个年份都是摆脱“文革”的标志年:1975年是在毛泽东还在世但已渐失工作能力的情况下,邓小平利用实际主政之机“暗渡陈仓”式地试图摆脱“文革”,但被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政治铁腕所挫败。而1978年在毛去世后,邓小平在人心所向的气候下终于战胜坚持毛泽东路线的“凡是派”,使中国真正摆脱了“文革”。所谓改革在其原初意义上就是摆脱“文革”,因此无论以1975年还是以1978年划线,应当都没有什么问题。(http://www.cass.net.cn/chinese/y_party/yd/yd_l/yd_l_019.htm,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为中华之崛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但是“摆脱‘文革’”并不等于走向市场经济,尤其1975年的“整顿”实际上强调的是恢复计划秩序,向如今被认为是“苏联模式”而“文革”时期被谴责为“修正主义”的那一套靠拢,而根本与市场化背道而驰。人们应当记得,甚至在“四人帮”倒台后很长时间,像温州那样在“文革”的混乱中自发出现的市场化苗头,那时都是被当作“四人帮”统治的恶果而受到严厉谴责并成为“整顿”对象的。

  而另一方面,“摆脱文革”又决不仅仅是摆脱1966-1976那十年,因为按照薄一波回忆录的叙述,实际上早在1956年否定一长制、实行政工治厂后,“苏联那一套”就在中国吃不开了。改革前中国与苏联虽然都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其体制,尤其是经济体制还是颇有区别。在工业方面,这种区别从1956年中国批判“一长制”开始凸显,到大跃进时代出现与“马钢宪法”(当年中国人对以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为代表的工业体制的称呼)对立的“鞍钢宪法”,直到后来长期、全面的“反修”。实际上,“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的矛盾,除去纯个人因素的成分,如果说还有所谓路线的分歧的话,那几乎就是“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济”还是“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经济”,或者说是“鞍钢宪法模式”还是“马钢宪法模式”、只讲“政治经济学”还是多少讲点“计划科学”的区别。

  众所周知,在苏联,改革前曾长期坚持以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教条倾向。而在中国,那时并没有“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前20余年间不断的“反对修正主义”,与其说是以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毋宁说是以胡闹的命令经济来反对理性的计划经济倾向。当时经济上的“反修”举动,除了反对“三自一包”带有一点“反市场”色彩外,其他如反对“消极平衡”、反对“条条专政”、反对“托拉斯化”、反对“一长制”与“管卡压”、取消所谓“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推行消灭分工的“五七道路”和反优化配置的“五小工业”等等,都是反对理性计划机制的。刘少奇、薄一波这些所谓“修正主义者”那时并没有搞市场经济的念头,他们只是想要多一点理性计划经济,少一点大轰大嗡。但在那些年月中后者是优势是主流。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在改革前的30年里,除1956年以前局部(如东北)有较多理性计划的成分、1962-1964年间又有更弱的“恢复”尝试外,连“八大”到“反右”之间、“四清”到“文革”之间这些一般被认为尚属正常的年月,理性计划亦无力推行。更何况反右、大跃进与“文革”那些年月?(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961-982页)

  这一切造成了中国与东欧改革前体制的不同。虽然中苏旧体制都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发生革命的结果,带有希克斯称为前市场的传统时代“命令经济”的特征,但此前俄国受工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影响毕竟深一些,其体制较多具有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成分。从列宁欣赏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逐步发展了一套“科学计划”体制。该体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轰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苏联把“科学计划”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以致在这一方向上已无发展余地,而另寻出路则要付出打乱原有的“科学计划”的代价。

  中国则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体现的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毋宁说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与浪漫激情。中国的“鞍钢宪法”与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的党委负责制与苏联的一长制;中国的政工治厂与苏联的专家治厂;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苏联的科层管理;中国的政治挂帅与苏联的经济核算;中国直到改革前仍只知道“政治经济学”而不知数理经济学,而苏联改革前数理经济学或曰“计划科学”已经是主流;中国的“小而全”、山头经济和“三边工程”与苏联的强调优化分工、规模效应、科学布局……都反映了这种农业时代的“命令经济”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计划经济”。

  当然,再“理性”的计划经济,虽然可以做到运筹学与线性规划下投入产出函数的“最优化”,却无法适应每个人千变万化的消费偏好;虽然可以做到静态的“计划均衡”,在极端的“分配经济”中甚至可以消除市场试错过程中难免的过剩与不足交相波动,但却无法拥有动态均衡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创新激励;虽然在实物指标上它可以很有“效率”地生产出大量的产品,但在以可感知福利为基础的效用增益效率方面却远不如市场经济。而最根本的,正如布哈林当年所说:计划经济“必须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何止“劳动自由”,在无视个人偏好的情况下“消费者主权”不复存在,个人成为整体机器上的“螺丝钉”,劳动、消费乃至整个生活以至思想,在逻辑上都有被“计划”的趋势,在这一点上“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胡闹并无本质区别。而这后果远比科尔奈讲的“软预算约束”要严重。(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126页)  

  

  “乔厂长”比“普隆恰托夫经理”能干? 

  

  因此,再“科学”的理性计划体制虽可以有效地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非理性的命令经济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但迟早也会面临变革。而一旦变革,越“科学”的计划被放弃所要付出的代价(所谓改革阵痛)就越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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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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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赞同秦晖教授 小楼春秋 2008-12-28 12:03:23

  如此的真知灼见不知当局能听进多少?主流媒体如CCTV的学者访谈类的节目好像没有见到过秦晖教授。

人类的噩梦 handy 2008-03-22 22:19:25

  世界中国化--人类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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